文字里的女儿心
我偏爱女作家的原因是，她们的文字里有颗女儿心。
苏青在《我国的女子教育》中快人快语：“所以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苏青笔下不抱好感的女作家，可能正是著有《从军日记》的谢冰莹，因为谢冰莹喜欢鼓吹“男女平等”、“一齐上疆场”的。苏青至少也得承认，她“老实谈月经之苦”的文章有人爱读，谢冰莹要人上疆场的文章也有人爱读的。因个人爱憎，而对别的女同行的写作指手画脚，似乎有失优雅。但苏青只是说真话，没有存损人利己之心，应该被原谅。
谢冰莹是抱着民族大爱参军的，她的军旅生涯是可持续的，由北伐到抗日，绝非为了体验例假中的行军之苦，故焉会去写那些小女人的琐事。
谢冰莹的《从军日记》比苏青的《结婚十年》要恢宏得多。
我读女作家，喜欢与其文字劈面相逢，被惊撼后再去了解她的生平。
是那种慢慢的了解，类似于剥笋，在直接与间接的阅读中，在有意与无意的碰撞与提醒间，将强加于其身的、附庸的外壳一层层剥落，最后直面那柔弱而婉丽的内心。
我最初读的是谢冰莹的《离婚》。老舍、钱锺书、鲁迅都曾以离婚为题材，写过脍炙人口的小说。令我最感动的却是谢冰莹的《离婚》。
小说采用日记体，主人翁曼茵是旅长太太，她曾拥有美好的小家庭，丈夫强在前线杀敌，她在后方拉扯着两男一女，一心巴望着战争胜利、全家团圆。敌机轰炸时，她拎着强的情书和日记跑警报。然而，甜蜜的家庭不保了，女儿夭折，强在前线与一个面相丑陋的女招待同居，而且又有了一个儿子，——他希望坐享齐人之福。曼茵经历了爱的幻灭。她不愿要婚姻的空壳，不愿做婚姻的傀儡，一再要求离婚，可是强却不愿背上负心的罪名，逼她接受现实。曼茵走上自强道路，她重新拾起会计书本，当起学生，最终在一家女子企业公司当了会计。新的爱情来了，曼茵却无勇气接受。强用手枪威吓深爱曼茵的殷，绝望的殷娶了一个不爱的女人。曼茵痛定思痛，决然地在报上登了和强离婚的声明，且详述强纳妾、遗弃母子的罪行。她焚烧强的日记、情书及照片，将曾经甜蜜的往事化为灰烬，希望借此复活。曼茵最终明白：“女人的理智要能战胜情感，才不致做爱情的俘虏；女人要有思想，要能够经济独立，才不受男子的压迫；她应该时时刻刻想到有一条自己必走的路，不依赖别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走去！”曼茵准备携两个儿子回母亲身边：“前面摆着的是一条新的道路，不管是康庄大道的坦途也好，不管是荆棘纵横的小路也好，我总得大胆地勇敢地走去……”
铿锵的文字，飒爽的女子。
谢冰莹文笔婉曲，读她的文字，像口含薄荷糖，既甜蜜又薄凉。她将女性在两性对峙冲突时的心理刻画得极精细，能拨动读者的心弦。而她之所以有此笔力，和她本人丰富的情感阅历不无关系。
1991年8月，澳大利亚华人女作家孟华玲在旧金山访问85岁的谢冰莹，她坦陈年轻时确实非常浪漫，在和贾伊箴教授结婚前，有三个没有结婚的同居男友。她说：“所以后来很多很有名的人都骂我说谢冰莹是浪漫主义，吹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吹了，真是浪漫得不得了……现在老了，不恋爱了，年轻的时候太调皮呀，太不像话啊。”
逃婚的新娘
谢冰莹原名鸣岗，字凤宝，又名谢彬。1906年9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
父亲是清朝的举人，能文能诗，做过三十年新化县立中学校长，学生们都称他为“康熙字典”。母亲个性强。谢冰莹是最小的女儿，出生时让母亲受了不少的罪。幼年的她极淘气，常和男孩子在一块儿做泥菩萨、抛石子，还自称司令，把村里的小孩子编成一队兵，天天持着棍子，喊着“一、二、三、四”。她记忆力极强，五六岁时父亲就教她读诗，8岁时《随国女弟子诗》和《唐诗三百首》便能背出一大半。但母亲显然不稀罕才女。
她不愿女儿以书为业。冰莹5岁时便被许配给长她5岁的萧明。但在冰莹的数次请求下，母亲终于将10岁的她送进私塾，与一班大男孩一起读书，她总是读得最好。一年时间，她读完了女子国文八本、四字女经一本，还偷读了半册《幼学》和《论语》。老师在母亲面前极力夸奖她的天分，但又叹气：“可惜太顽皮了！”
长沙的大哥给母亲写信：“凤妹天资异人，深堪造就，明春可送其赴大同女校求学，以为将来考女子师范之准备。”母亲却不许。她给小冰莹裹脚、穿耳，预备体面地将她嫁出去。父亲和祖母婉劝，要母亲送冰莹再读半年，母亲誓死不肯；后来姐姐、嫂嫂、姨母们又替她请求，母亲仍然不答应。当小冰莹知道再也没有希望的时候，便下了自杀的决心。她通过绝食的方式，才在12岁那年踏进大同女校的大门。
父亲调查到，小冰莹在甲组中是成绩最好的一个，所以允许她继续求学。她改进了县立高等女子小学校。1920年，她转到一所离家有600多里水路、特别重视英文的教会学校——益阳信益女校（现为益阳市第一中学）。这是一位挪威的老小姐爱娜办的学校。经过考试，她直接进高一二期。“五七”国耻纪念日，她带领着同学在学校举行纪念仪式，校长找人叫她的哥哥来，要他领她回去：“照理我们非开除她不可……令妹天性聪明又极活泼，的确是个可爱的孩子，为了顾到她的学业和前途，我们不宣布开除，就由先生带回去管教好了。”
1921年，在二哥和三哥的求情下，母亲允许谢冰莹投考长沙省立第一女师。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学费、膳费、书籍费一律由学校供给，每年每次录取县额前两名。父亲亲自送谢冰莹到长沙。他很替女儿担心：一个高小还没毕业的孩子，一定会名落孙山的，何况报名投考的人又那么多！
但令全家喜出望外的是，谢冰莹竟然考上了。
进女师的第二年，刚满15岁的谢冰莹开始写小说。她亲眼见到一位师长太太对刚买的13岁丫头进行不人道的欺辱，愤愤不平，写下《刹那的印象》，用“闲事”的笔名，寄给编《大公报》的李抱一。第三天，当她走进阅报室，无意中看到了自己的作品，“那时的快乐，的确是不能以笔墨形容的”。这以后，谢冰莹“写作的勇气似乎增加了若干倍”，有一次上生物学课，同学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解剖小鸽子，她心里万分难过，流着泪写下《小鸽子之死》，对科学和人性相悖处进行思索。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但她自己认为并不比《刹那的印象》差。她得到一个经验：要有真情实感，才能写出好文章。
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昌，创办一所军事政治学校，在长沙湖南一女师附近设立了一个招生处，男女兼收。谢冰莹怀着一腔豪情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她如愿来到武昌，进入中央军校女生部，正式使用“谢冰莹”这个名字。
1927年5月，北伐军夏斗寅叛变，谢冰莹随中央独立师西征，讨伐叛军。她在行军途中坚持写《从军日记》，用膝头当作桌子，每天在行军时休息的几分钟里，或者牺牲了睡眠，在豆大的灯光下，记录她一天的生活，寄给编《中央日报》副刊的孙伏园。谁知有一次在铁路旁边，她因为去厕所，便把毯子、包袱、水壶、饭盒统统放在草地上，等到跑出来搭火车时，全部家当，不翼而飞。她受到了沉重打击，又加上每天行军太疲倦——每天平均至少要跑80里，甚至120里，工作又忙，日记不能继续写，便写了些信和杂感。
这些日记和杂感，被林语堂译成英文在《中央日报》英文版连载。
《从军日记》没有契合一般女子的小女人情怀，因此被苏青大撇嘴，但更多的人却被震撼。后来，汪德耀先生将它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引起了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注意，他给谢冰莹写信，对她的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北伐战争失败后，军校解散，女生队也随之解散。女兵全部离开武汉，各自回到自己的老家。谢冰莹回到家乡湖南。她给父母写了一封五千多字的信，以“没有爱情”和“思想不同”两大理由要求解除婚约。母亲不同意，认为“反对婚约，就等于反对父母”。谢冰莹被“囚禁”在家中待嫁。
她精心策划了三次出逃，均被母亲组织人“抓获”。
谢冰莹决定做第四次逃奔。她答应母亲出嫁，预备到“夫家”再寻找机会逃出去。
新婚之夜，她对新郎萧明采取攻心政策：“爱情不能带有丝毫的强迫性，她是绝对自由的。不能强迫一对没有爱情的男女结合，也不能强迫一对有爱情的男女离开。你爱我，那是你的自由；我不爱你，也是我的自由，我不能禁止你爱我，正如我无法勉强我爱你一般。为我们的前途打算，还是很理智地解除婚约，你去娶一个你理想中的妻子，她能永远地安慰你，帮助你成家立业；我去和我理想中的爱人结婚，过着甜美幸福的生活。这样，对个人对国家都有好处，不要固执着你的见解，而误了两人的前途。”
窗外有人在偷听。谢冰莹和萧明用长沙话“谈判”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过，只好睡觉；谢冰莹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只能硬挺着不停地在火炉旁写日记。且每到要上床时就拿起书本作苦读状，让新郎没辙。他只好苦笑着配合她做名义上的夫妻。
萧明在公路局服务，长沙打来两个催他上班的电报，他临走前说：
“我是绝对尊重你的自由，我正像你一样，被家庭逼迫着，不能不回来演这一幕戏，现在一切由你去处置吧，反正我是永远地爱着你的。”谢冰莹想和萧明一道到长沙，但婆婆生怕她在半路上逃走了，不肯答应。谢冰莹决定在家做一个贤良的媳妇，等待机会。
她完全改变了生活方式，极力模仿乡下人的一举一动，喂猪、养鸡、扫地、拭几……取得婆婆的好感。有一天，土匪来了，她右手扶着婆婆，左手牵着一个孩子，紧急中疏导护佑大家逃难。知道婆婆挂念着生病的公公以及快要生产的三媳妇，谢冰莹就在土匪撤退十多分钟后，冒险走下山，看护病人和产妇。婆婆满以为她会趁着兵荒马乱一逃了之，回来一看，她正在为一大家子准备午餐，感动不已，认定她是“有情义有侠气”的人。
这以后，她在萧家建立了很好的信誉，婆婆和全家大大小小都喜欢她、信任她，再也不防范她了，取消了门锁，那负责监视的小姑娘也不再做义务侍从了。
谢冰莹知道自己出逃的机会到了。
正在这时候，父亲派人送来大同女校的聘书。她以家庭需要经济来源为由，要求到外地当老师，公婆商量后同意她前去。
谢冰莹到长沙第一件大事，便是写信给萧明。通过反复做思想工作，萧明终于同意登报解除婚约。解除婚约的启事在报上登出来之后，谢冰莹“高兴得好像疯了似的”，连忙买了两瓶酒来，一个人躲在大哥的厨房里喝了个烂醉。
亭子里的多角恋爱
1928年春，在大哥的引荐下，谢冰莹出任湖南省立第五中学附小国文教师。因受到排挤，一学期后她被迫辞职，辗转来到上海，投奔正在主编《当代》月刊的孙伏园。“哈哈，你到底逃出来了！我们庆祝你！从今天起，你获得了自由，开始了新的生活！”孙伏园举着玻璃杯向谢冰莹敬酒，她豪放地将满满一杯绍兴酒一饮而尽。
谢冰莹几乎没有生活来源，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曾有三天三夜米不沾牙而只以自来水充饥的经历。生活困苦之极，连御寒的棉袄都是电影明星王莹赠送的，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她后来回忆说：“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她曾经在书信里谈到挨饿的感觉：“看不得太阳，连不太亮的灯光都看不得，一看就眼冒金星，双眼泪水直流。”谢冰莹因流产和饥饿体重剧烈下降，只有80多斤。
“这时唯一的安慰，是去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两家打牙祭。”鲁迅是照彻萧红孤寒心灵的暖阳，林语堂则是谢冰莹的精神教主。谢冰莹回忆道：“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和我谈，一谈也许就是两三小时。”
林语堂更关心谢冰莹的写作。在他的极力劝说下，谢冰莹同意将她原本认为“不成文学”的日记出版单行本。林语堂亲自整理，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从军日记》出版后，风靡一时，后被译为日文、法文、朝鲜文出版。
林语堂的长女与次女将谢冰莹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一个女兵的自传》译成英文，林语堂校正后又写了序，把它交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的戴约翰出版公司出版。
林语堂逝世一周年后，谢冰莹在纪念文章中满含深情地说：“林、孙两位先生是最早栽培我，使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先进，没有他们的提携与鼓励，我绝对不会有今天，饮水思源，我没齿难忘他们的恩情。”
民国女作家背后都有如山般屹立的文学师长扶携的身姿。
谢冰莹考上了上海艺大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和她同时去的，还有位在中学时代认识的女友王克勤——后来成为电影明星的王莹。
住在清洁明朗、整天有温暖阳光晒进来的集体宿舍里，谢冰莹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她“开始和穷困奋斗了”。她用四个小烧饼来代替三餐饭食，夜以继日地看她喜欢的书，认为“再没有比这还快活”的事了。
然而，“一幕短短的悲剧”，在她后来住的亭子间发生了。
《女兵自传》里如实记录下她与艾斯、莫林和奇三人的情感纠葛。他们均是军校时代的同学，因为都爱好文学，便成了好朋友。年龄最大的艾斯研究童话，专门喜欢交朋友。最小的奇是青年诗人，不大说话，具有诗人的深沉忧郁气质。奇本名符业奇，笔名符号。莫林很善于交际，喜欢写论文，开会时总被推为主席。三个人同时爱着她。
行军时，奇写了许多美丽的诗寄给她，无论走到何处，总要摘下一片树叶，或是一朵花，夹在信中寄来。他日记上的字，小得像芝麻，却毫不潦草，他把他炽热的情怀向她袒露，却从不问她，到底爱不爱他。
四个人梦想着将来大家都不结婚，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组织个大家庭，各人都有工作，早出晚归，星期日一同去看电影，或者到郊外去旅行。
离开学校后，大家都分散了。在谢冰莹被母亲监禁的那年，艾斯曾冒险从江西去新化看她。他是追求她最厉害的一个。
奇回到家乡湖北仙桃。他曾在《谢冰莹和我的一段婚姻》中回忆一则智斗谢母的往事。母亲拦截一切书信。为了取得通信自由，符号取名亦鸣——冰莹原名鸣冈，他称冰莹“鸣姐”，自己则是“鸣妹”。信中不敢儿女情长，而是大谈学问，诗词歌赋、《史记》、《汉书》、诸子百家，东抄西袭，甚至于谈佛论道，大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母亲满意，父亲看了还点头说鸣妹子聪明，与他的鸣岗可称一对女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