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只谈爱情，不谈金钱；一谈金钱，立即崩溃”的爱情洁癖综合征是民国时期特有的书生气使然。胡兰成在《山河岁月》里记有义乌青年刘朝阳，为反对旧式婚姻脱离家庭，在厦门大学读数学、天文，读一年书，便要出来教半年书积蓄学费。他有个恋人，相爱三年了，他年年为她来杭州。一次，两人说到了婚姻，女的欲待说出个什么条件，大约是问他婚后生活的保障，不料他登时就和她分手了。连胡兰成也替那女子叫屈：“其实当初和那女的说说，她也会肯的，刘朝阳却那样气大，那女的真是委屈，使人想起长恨歌的句‘宛转蛾眉马前死’。”胡兰成将刘朝阳的无情升华到“深情”的高度：“古之深情人常会忽然的像天道无亲，刘朝阳亦有这种心狠手辣。”
理想主义者的爱情是与金钱势不两立的，闻钱即死。
才子皆容不得爱情带铜臭味。
安娥“纯文艺交往”的建议令田汉顿觉耳目一新，精神大振。
在爱情上，有些人信奉东林党，喜欢清谈，不喜欢直面俗世。俗气太重的女子，是不可能对一味清谈感兴趣的。比如林维中，便咬定青山不放松地抓经济。唯有安娥，可以陪着田汉饿着肚子谈文艺。他需要这种交流。思想要撞击，灵感要叩击，在和安娥的文艺性交往中，田汉才思如涌，创作热情骤涨。
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转入地下，隐居在江湾路一带，不能公开露面，安娥成了他的联络人。相处日久，相知日深，共同的文艺特质让两人情难自已，开始同居。
可能是“文艺”撞着了现实，便相对黯淡；而远距离的“现实”，则如虹影。面对同居的安娥，田汉“仍不能忘情于林女士”。1930年夏，赞助过田汉南国社艺术事业并同他保持了五年通讯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从南洋回来。在田汉亲戚雷家，两人流涕相见。她的眼泪及容貌打动了他，他决定信守婚约。他对安娥说：“你替我租好房子，我要与林女士结婚。”
安娥强作欢颜对田汉说：“我作为地下党不能成立家庭，不能有婚姻，就按照你说的办吧！”她热情地帮田汉与林维中安排婚房。此时的安娥已怀有身孕，她独自一人咀嚼着那撕裂般的痛苦。
1931年初，在安娥的张罗下，田汉终于和林维中结婚了。
现在，林维中是近的现实，安娥又是远的虹影了。婚后田汉仍不时到安娥那里去。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林维中火了。她做不到陆小曼的修养，“烟虽不外冒，恰反向里咽”，她无法向里咽，反使烟雾拼命向外冒。
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的田汉十分痛苦。当时他曾向好友吴似鸿谈到他对个人情感和婚姻的困惑，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类似的话苏青也曾说过。乍听有点离经叛道，实则是浪漫主义文人的愤激之言。
这年8月，安娥生下儿子田大畏。安娥并没有“母凭子贵”，田汉母亲认林维中为儿媳，视安娥为“不正经的女人”。林维中以正室夫人自居，不择手段打压安娥。
唐槐秋夫人苏之卉回忆：“当时，田汉与林维中、安娥发生三角恋爱，吵闹不休。后来请阳翰笙、唐槐秋、任光进行调解。阳翰笙、唐槐秋做林维中的工作，任光做安娥的工作，才暂时平息下来。”
在任光的开解下，安娥从感情漩涡中走出，她告诉自己：你有时代赋予的责任感，不须再沉溺于儿女私情，必须从感情泥潭中挣脱出来！
安娥决心结束这种有损新女性自尊的混乱局面，希望借助工作转移痛苦。正值左翼戏剧运动高涨时期，遂化名丁娜加入大道剧社，参加演出活动。工作繁忙，带着孩子行动不便，她便把孩子送回保定给母亲抚养。
1933年，安娥抛下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离别故土，回到上海，田汉兴冲冲赶来时，她平静地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了。”
田汉的心如被鞭抽。在这种时候，安娥说出这种话意味着什么，他能掂量得出。孩子“没”了，曾经的爱在抽离，“文艺缘”无以为继。他不能为安娥做出什么，决定权在她。
声声新曲唱渔光
安娥接受了任光的爱。
1933年到1937年，安娥与任光曾拥有四年的静好岁月。在任光的介绍下，安娥到百代公司歌曲部任主任。夫妇俩合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尤其是1934年创作的《渔光曲》给她带来了很高的声誉。
这首由任光作曲的《渔光曲》，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时创下了连映八十四天的记录，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主题歌随之传唱全国。安娥在锻词炼句方面颇具功力，《渔光曲》的歌词既渗透着古典诗词的传统风貌，又糅合了现代生活语言的质朴清新，描绘了渔村破产的凄凉景象：“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鱼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这首歌来源于安娥的生活感受。1926年她与邓鹤皋到大连从事党的工作，住在黑石礁。那儿靠海，她时常到海边，看到渔民在海边的生活，见到他们的悲惨遭遇，心中充满了同情。正是这段生活经历激发了安娥的灵感，使她创作了令人心醉的《渔光曲》。
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大搜捕中被捕，关押在南京。在监狱里忽然听到《渔光曲》，他不禁激动万分，作诗《狱中怀安娥》，诗曰：“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1940年，安娥带着儿子田大畏到陕南城固，再到重庆。当准备登上开往成都的军车时，她被一位军官拦住，不让上车，安娥情急之下，把战地记者证拿出来，希望能通融一下，可是不行。就在她一筹莫展时，那位军官忽然看到夹在记者证里的名片，立刻笑容可掬地说：“原来您就是写《渔光曲》的安娥啊！久仰，久仰！”遂热情地邀请他们上车，到成都后，又联系好另一辆车将他们送到重庆。1937年，任光因创作《打回老家去》，受到迫害，安娥决定资助任光赴法国学习。
1938年任光回国后，安娥仍与他合作，创作新歌。
剧作家赵清阁回忆，重庆大轰炸时安娥曾住在她家：“这期间，一天晚上音乐作曲家任光来找安娥。据说他要去前方参军，发现有人盯梢，好不容易扔掉了尾巴；为了翌日离开重庆，他要在我家过一夜。这天夜里我们关了电灯摸黑谈话，任光显得很紧张，安娥很镇定；黎明时安娥护送任光悄悄地走了，永远地走了！（大约一年后，听说任光在西北战场牺牲了。）”
任光后与同在叶挺部队的徐韧结合，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年仅41岁。在任光留下的唯一的箱子里，有许多安娥的照片和未发表的为安娥的词作所写的歌谱。
欲待相忘怎忘得
1937年冬，由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等文化教育界人士联络各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184人联名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投入到保育会筹备工作中的安娥与田汉在一条轮船上重逢。在由南京辗转皖南、江西进入湖南浏阳的时候，面对田汉那“欲待相忘怎忘得”的炽热目光，安娥忍不住告诉他事实真相：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田汉大喜。他俨然听到种子拱土的声音，那是春天的信号。
不久，田汉重返长沙去办《抗战日报》，安娥赋诗送别：“一缕朝霞伴着几点炊烟我送你在汉水边”，“我望着那团鲜红的火焰渐渐地远离了武汉我的心微微有点孤单我愿追上这团焰火去到抗战的湖南”。
安娥和田汉重新牵手在大后方。
但田汉“执拗地不能忘情于林女士”，“写信接她和两个孩子来武汉”，于是“家庭悲剧开始发展”。
田汉和林维中在桂林一住经年。此时安娥则常赴五战区老河口前方作战地记者。田汉应陈部长电召，由桂林第一次到重庆。不久，他又与林维中及儿女们“欢然会合”，“一时也过得颇好”。林维中认为那是她的“黄金时代”。
因田汉母亲仍支持林维中，安娥在桂林的日子则“过得非常委屈可怜”。那时一家时常日食艰难，而安娥则在生活上全力支持。她每天由施家园大老远地跑到市内朋友处借钱，又扶病在桂林市立中学教书。田汉母亲染霍乱时她衣不解带地日夜在广西省立医院隔离病室里看护。日久见人心，老人家终于接纳了安娥。安娥却因过劳染上了肋膜炎，卧病宜山达4月之久。
到重庆后的田汉从此“长久苦闷于感情的纠缠之中，难于断然取舍。而林女士已开始其市井妇女的恶劣行动”。
对林维中而言，“安娥”不亚于地雷，不拆除便会炸碎她拥有的一切。
她知道安娥住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协后，几乎每晚都要去骚扰，挖窗窥洞无所不为，住在楼上的侯外庐屡被其黑影所惊吓。一天，剧协在抗建堂请翦伯赞演说，田汉碰巧在安娥处。林维中知道后，偕其女友怒气冲冲而来，争吵谩骂之中甚至泼水相向，田汉狼狈不堪。4月下旬，全国“文协”要在安娥所在的中苏文协举行“抗战八年文艺座谈会”，按照会议议程，田汉将在会上发言。林维中知道后，便事先在安娥住所的门外贴上辱骂她、控诉田汉始乱终弃的传单。来开会的郭沫若、冯乃超先后各自扯得一张交给田汉，并说：“闹到这样子很不好。”田汉写信向林维中要求离婚，郭沫若害怕林维中受刺激太大，将信压下。因林维中的纠缠，安娥也常常回避田汉，田汉尝到了优柔寡断的苦果。看川剧《情探》，他触景生情，口占一联：“双鬓近来秋意满，何堪此夜看《情探》。”
林维中的无理取闹，使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由洪深、阳翰笙作保，田汉在一年内付给林维中300万元“赡养费”，两人协议离婚。1946年5月4日，田汉乘机离渝奔赴上海。
离开了重庆的田汉在《南归日记》中吐露着积郁。不久，小儿子海云患肾炎而夭折，田汉认为，林维中将精力都放在打击他和安娥一事上，疏于照管孩子，疼子责妻，两人皆冷静不下来。
友人赵清阁曾让安娥和田汉住在自己家里，负责保护她。赵清阁和安娥很谈得来。在赵清阁眼里，安娥“不大言语，但跟你好就无话不谈”。
安娥告诉赵清阁，她是县官的女儿。赵清阁认为安娥“很勇敢，写歌词和诗都相当尖锐。她没有写过小说但极有才华”。
1948年2月，历尽了情感的折磨，田汉与安娥终于走到了一起。
1956年，安娥在河南省访问期间突患脑溢血而中风失语，自此半身不遂。
60年代初期，安娥中风初愈，对赵清阁说：“我残废了，看书、写字都不行了，连讲话也，也很困……困难！”说着，她指指自己瘫痪的右手和偏斜的嘴唇。
田汉在“文革”期间去世。1976年8月8日，安娥在北京隆福医院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