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多出于积愤
饮食男女，因爱而聚，是情缘，还是孽缘？当事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民国时期人物也有许多“不得不说的故事”，或是女子痛斥男子的负义，或是男子自道一颗苦心。也有许多打动人心的文字。
蓝苹（江青曾用名）于30年代在《大公报》发表《我的自白》，这篇文章中其敢爱敢恨的个人形象呼之欲出。后世读者，虽有时代隔膜，一读之下，也觉得江青虽十恶不赦，但至少恶得尚有些文化底蕴——虽则，才华实不能替恶劣抵罪，更有甚者，因文化而使其罪恶更加一等。蓝苹以“爆发了吧，这久积在心头的郁闷！带着这毁人的郁闷，我活了一年多”的炸弹般的爆发力，向世人道出“唐纳是用着怎样的方法在热恋着我。他是在用同时爱着别人又在热恋着我的方法”这一事实。蓝苹是飒爽的：“朋友们不谅解，病，再加上爱人的不忠实，熔成一枝巨大铁棒，迎头痛击了我！当我醒过来，我还是蓝苹，蓝苹是这样的，不和唐纳打一点麻烦，给他留了一个条子就走了。”蓝苹且是有情义的：“他回头就走了。因为他走的神气很不对，我跳下床，在外间桌子上发现了他留的条子，大意是他要死去。在一种惊急的情况下，我拼了全力跑到外边，追上他了，要他回来。
我说我爱他，我原谅了他！”蓝苹又是自尊的：“就这样从那天起，我就挣扎在40度左右的热度里，我胡说，我捶床，我骂人，我要疯了啊！那时我虽说是原谅了他，可是每想起那一夜，那两封信，我的心就像搅碎了一样的痛啊！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因为一方面是伤了我这份可怜的自尊心（我常常这样想着，一个真正热恋着我的人是不会对我情变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那个阿Q的脾气，我觉得我是不应该因为吃醋这事闹笑话的，所以就深深的埋在心头。”蓝苹是忠于自己感情的，男人休想拿爱情来要挟她：“如果你再自杀，我将更坚强的生活下去，我的头像铁一样，等待着舆论及一切责难，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唐纳！”蓝苹是无畏的，对那些宣扬将对她不利的“唐纳的朋友”，她发出了轻蔑的大笑：“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小剪刀之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会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又听到了唐纳的朋友将用武力对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这种雄心用到打××上，真的，中国绝不会亡！可惜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哈哈。”
江青其实是才女，火一样的性格水一般的柔情，青年时期的她都曾经拥有。这样的她，走到伟大领袖的身边，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读者直见性灵，这样的文字便难能可贵——那些将自己的心躲在言辞背后、面容模糊在事实真相里的“自白”，便显得轻飘多了。男人的自述，因真诚、不掩己错而能博得读者同情的有《叶浅予自传：细叙沧桑记流年》，他在第六部《婚姻辩证法》之《父母之命第二课》里追述与前妻罗彩云的纠葛，不避己短，不掩他错，客观真实，令人信服。
1975年叶浅予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女儿叶明明告诉他，母亲罗彩云已于1970年某晚吞服过量安眠药离开了人间，最后一句遗言是向儿子说：“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听了这个消息，叶浅予“神经为之一震，立刻感到自己对此负有严重责任”。他自我批评：“我以父母之命为掩护，把罗彩云娶了来，最后以‘文盲’、‘好逸恶劳’、‘只生不养’等等借口遗弃之，不正是歹徒的行径吗？”同时，又尽现无旧式女子相夫教子之德，又无新式女子独立自强之志的罗彩云形象：“早已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生活作风，每天不是打牌就是逛街，做饭有娘姨，喂奶有奶妈，一切家务不用操心，还学会克扣家庭开支，积攒私房钱。”
在他的笔下，他和罗彩云是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1935年，两人便生活在不同的两极：“我要向上，她却拉我后腿；我在创造精神财富，她却在一百三十六块麻将牌上浪费时间；我要求灵魂解放，她却拼命往我身上捆绳索。”罗彩云“很快就发现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所谓‘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站在罗彩云的角度看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从叶浅予的角度看，不也是挣扎得好苦吗？”
自述的最高意义是博得读者的深切同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田汉的《告白与自卫》、蓝苹的《我的自白》和叶浅予的《婚姻辩证法》可并列为自白书三大经典。田汉的《告白与自卫》也尽现了其前妻作为悍妻的“风采”及行径，将性情男人的一把辛酸泪涂抹得满纸都是。
不读这篇《告白与自卫》，便不能明了安娥的委屈，便不能明了她与田汉相爱之苦。
峥嵘岁月稠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卖报歌》自上世纪30年代经一位卖报女童一唱天下知，今仍载于小学生音乐课本上。“云儿藏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渔光曲》则是中国电影歌曲文学史上第一首歌曲。戏曲《金鳞记》（又名《追鱼》）、《情探》，上世纪50年代由上海越剧院首演，后被拍成戏曲电影，至今仍为各剧种移植在舞台上广泛演出。这些作品的作者就是闻名遐迩的才女安娥。
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10月11日出生在河北获鹿县范谭村，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由于时局动荡，父亲张良弼将一家人从获鹿老家接到保定。安娥在保定度过了她无忧无虑的童年。张良弼整天捧着书本，对孩子们从不露个笑容，只有面对安娥才有笑脸。有时他也与安娥谈谈诗文和《西游记》等，偶尔还教安娥唱一两句京戏和歌谣。安娥最喜欢《小白菜》、《小草鸡》、《直直腰》等歌谣。父亲是安娥文学上的启蒙老师。
1918年，张良弼因病辞去了直隶甲种工业学校校长职务，开始在保定试办织毯业。安娥入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后改为河北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五四运动后，安娥不甘受女舍监的压迫，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住到校外小旅馆，迫使女舍监辞职。
1923年，18岁的安娥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三年后与美专同学邓鹤皋结婚。1926年6月邓鹤皋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遣，去大连任中共地委书记，安娥与他同行。
《大连市志》记载了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26年春天‘福纺’百日大罢工进入艰苦时期，中共北方地委派邓鹤皋（邓洁）、张式沅（安娥）来连加强对罢工的领导。为了安全，安娥和邓鹤皋隐蔽身份，晚上在黑石礁附近的王大娘家暂住，白天，深入工厂了解情况，教工人认字、唱歌，讲革命道理。”
住在老乡家，深入到底层，以文化人的身份传播知识的火种。日子虽辛苦，却兴兴冲冲。这时候的安娥有爱人，有理想，生活里有音乐，有歌声，有老乡的热心。这样的生活才与青春与激情一拍即合。
听到罢工工人自编自唱的《工人团结歌》，安娥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便把歌词改得更琅琅上口：“起来起来，齐心协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经安娥修改，《工人团结歌》传唱更广。这是区境内第一首群众革命歌曲。
1927年1月安娥与丈夫告别，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下半年，安娥听说，7月13日由于叛徒告密和招供，邓鹤皋与其他四十多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并被判死刑。安娥痛失爱人。她后与中山大学的职员、中共党员郑家康相结合，郑家康介绍她去苏联国家保卫总局，由此安娥开始了她的特工生涯。
1929年11月安娥回国，接连得到几则不幸的消息：中共地下组织正遭遇大破坏，不久前回国的郑家康也被捕牺牲。
与田汉的“文艺”交往
经人介绍，安娥来到南国社，同田汉相识。两人常在一起讨论文艺，彼此都有棋逢对手相逢恨晚之感。得知田汉已有婚约在先，这位历尽沧桑的燕赵才女压抑住心头的失望，爽快地笑道：“咱俩不妨将儿女之情抛在一边，来个纯文艺交往吧。”
闻言，田汉激动了。
田汉在《三叶集》中提到，他最爱的人有三位：一个是他的母亲易克勤，一个是他的舅父兼岳父易象，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妻子易漱瑜。田汉与第一任妻子易漱瑜感情很深。易漱瑜是舅家表妹，两人私奔到日本，青梅竹马，患难夫妻，随着岁月一道成长的感情大树根深叶茂。天也妒人。
1925年，22岁的易漱瑜产下一子后，病殁于长沙。
像小说里的情节，易漱瑜因太爱田汉，临终前将田汉托付给好友黄大琳，因爱而忠的田汉应妻子之请与黄大琳结婚。黄大琳对田汉抱着理论上的尊敬，缺少现实中的感情互动。另外，她总是感到自己是易漱瑜的替代品，事实上并不能取代易漱瑜在田汉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她难免失落、失望。一年后两人离婚。
田汉在《醒狮周报》创办的《南国特刊》上发表了许多悼念亡妻的诗作，这些诗感动了在南洋教书的苏州姑娘林维中，于是她给田汉写了一封信，表示她的同情与慰问，还说愿意帮助他“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并照顾他的孩子和生活。田汉为林维中的大胆热情所吸引，很快回了信，并让林维中寄一张照片来，他也寄去照片一张，两人从此鱼雁往返不断。当时正组织南国社的田汉对林维中有了期望。南国社成立，田汉经他三弟向她借钱，后来他五弟到星洲工作又曾托她照顾。有一天，她忽然来信说：
“你们兄弟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于今只要你把我借给你的钱全部还给我，一丝一毫也不多要。”他看了非常不愉快。田汉有着典型的书生气，友人间绝口不提“钱”字，何况是热恋的女友！他感到极度不适。“尤其诧异的在相爱的男女之间会如此计较到钱”，于是，对她感到幻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