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若要选一张照片来让人直观感受30年代女子绚烂之极后的平淡，则潘素的玉照是首选：一袭黑旗袍，两滴素耳环，长项柔腰，气度、风韵全有了。意态萧然，却让人可以想象笑涡轻浅里的万千风情。这样地朴素，却又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韶华胜极；这般简约，却有迤逦开去的千卷万幅的青绿；分明如此清嘉，却又有骨子里的妩媚；明明纯净如秋水，眼梢处却有沧桑的隐隐风雷——恰如她身后斜倚的一枝瘦梅，历经风霜之劫而守住如月如玉的本色，在人世之隅，幽幽地绽放着不尽的芬芳。
潘素原名潘白琴，字慧素。1915年生，苏州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后代。家道中落最普遍的版本便是子孙既非创业型，亦非守成型，而是坐吃山空甚至挥霍家产的浪荡子。很不幸，潘世恩的孙子、潘素的父亲潘智合便是这样的纨绔子弟，将偌大家产挥霍殆尽。潘素的母亲沈桂香是当地有名的大家闺秀，视潘素为掌上明珠。因恨丈夫不争，沈桂香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在她7岁时便变卖陪嫁首饰，聘请名师，令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接受传统的文化、才情和礼仪教育，努力打造才美双全的淑女。她希望女儿有完全不同于自己的明亮的人生。
或许是丈夫的败家之举撕碎了她的心，或许是凋敝的家境令她熬干了心血，这位可怜而可敬的女子终于因病离世，丢下她最心爱的女儿于人世挣扎。
继母进门，13岁的潘素由优越的贵族少女跌入人世的尘埃，含泪抱着琵琶走入“花界”。
母亲断料不到，她用心良苦的才情培养，竟在上海滩青楼派上用场——那是脂粉弥漫的无烟战场。潘素以清丽的容貌、不俗的谈吐、精湛的琵琶技艺、颇像样的山水画从粉黛群中脱颖而出，声名远播。
及长，潘素便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人皆呼之“潘妃”。“花界”也“分工”，含香老五、吴嫣等人多接官场之客，不知是性情使然，还是纯粹偶然，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即使是鱼龙混杂的青楼，也有“识得”与“遇合”，在这帮世人闻之色变的“魔鬼”式人丛中，潘素却能游刃有余。他们虽不儒雅，却亦有爽直的一面，在他们眼中，她犹如九天玄女。对她，他们既有仰慕，又不乏携助。靠着这些人的撑场，潘素很快站稳了脚跟。最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血色罗裙翻酒污”，宝马轻裘，光阴好过。客人们在打牌或吃酒，有人叫局，她照样撇下众人，手抱琵琶逍遥出堂差，一路翩然如紫蝶，亦无人嗔怒。
和那些低头敛容的姐妹不同，潘素的眼里有桀骜气。
或许受那帮黑社会兄弟影响，潘素的手臂上赫然刺有一朵花。
是朵梅花么？温煦如春而又寒彻入骨。
家道败落，身世跌宕，对人生何以有信？“五陵年少争缠头”的虚假狂欢中总有泪光点点。
达达的马蹄声中，他来了，是过客，还是知己？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家境优渥，以“公子哥儿”为职业。这里，“公子哥儿”并不带贬义。正如章伯钧所说，“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富有秉赋的公子哥儿有经济实力且有余闲浸润在文化海洋里，从而得以保存传统文化，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国画大师刘海粟对张伯驹有过高度评价：“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乃标准的风流才子。他第一次见到潘妃，辄惊为天人。他在她的眉宇间、在她的琵琶声里听出了身世之愁、命运之怨。她的刺青灼烫了他的目光。“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他忽然记起《雅歌》里的句子，心，颤栗了。
那是爱情的刺青，生命的刺青。
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恰在这里，恰是那朵梅花。那枚刺青是青青的薄瓷胎，他惊艳的目光却让它在一瞬间泛起朱砂红。
心跳如鼓。中年男人的心跳，久违的心动。他口占一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她的心一震。诗中巧嵌她的芳名，且将她宕开来，直比王昭君，是因为她同样善弹琵琶，同样美艳，更是因为他听出了那缕不绝的哀怨，那是她的心籁。喧嚣中独自弹唱，醉卧欢场君莫笑，古来知音有几人……泪眼问花花不语。而他，果然都懂得么？
满座哄然叫好，而她兀自怔忡。“乱山深处水潆洄，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恰是锦瑟流年，却无端把酒颠狂……正是因了自伤身世，她身上才“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被姐妹们视为“怪人”。面对阔佬，她偏不逢迎；明明“攀条折香花，言是欢气息”，却又是这样清贞，没有秽亵。恰如她臂上的刺青。她其实一直想告诉世人的是，身在欢场，犹是素心。
知己相见，定有奇香。他俩被心头的浓香熏醉了。
误入红尘的才女，一直在等着醉闯欢场的才子出手搭救。
民国四公子的风采长潘素17岁的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是袁世凯的表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内弟，清末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以擅长理财出名，晚年创办私家银行“盐业银行”。
在世人眼里，张伯驹俨然“末代王孙”，实则，他是个纯粹的“闲人”。
世人以为他有四大爱好：爱文物，爱女人，爱吃喝，爱读书。其实，在熟友眼里，他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饮食随意，有一盘大葱炒鸡蛋便心情大好。
在他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矛盾性”父亲是“保皇党”，大表兄袁克定为“皇太子”之位不择手段，他却坚决反对帝制，与袁克定在政治上形同水火，说袁克定是“赖家伙”，而两人却私交甚笃。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很快潦倒了，晚年全靠盐业银行伯驹接济。1958年，袁克定在张伯驹家里去世。张伯驹作为长子，子承父志，于30年代中期接办盐业银行，然而却不会打理，大权旁落，只落个总稽核的名义。他一生的志向是做个闲人，常在别人不经意处下笔做文章。
有一年紫禁城里要出卖一批旧地毯，到处兜售没人要，张伯驹眼尖，看出地毯的织物中夹有金丝，便叫京剧界的泰斗余叔岩买下来（那时余已因病久不登台，晚境不太宽裕），请人把其中的金丝抽出，结果仅金丝就卖了3万元，再卖地毯，共赚了6万银元。那时候乡下100元钱就能买两亩地。他喜欢京剧，为捧角、照应京剧界的人士不知花了多少钱，也喜欢登台表演，扯起喉咙唱几段。
他的一些习惯行为很“怪”，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独他觉得话不投机，坐在一边摸摸下巴壳，一根一根地拔胡子。
张伯驹并非刻意制造“怪”。他的“怪”只是随性所至。“怪”得自然，“怪”里有真情真趣。正是舍得闲，张伯驹集诗词学家、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者等众多殊荣于一身。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他整日埋头于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只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其实查账是做做样子的，只是玩玩而已。正是在“花酒”宴中，他邂逅了出堂差的潘素，对她一见钟情。
可能正是因为她的特立独行，国民党的一个中将臧卓注意到了她，相处时间越长越看重她的才情，正式向她求婚。这是她拔身淤泥的一次机会。姐妹们祝贺她，她却总有不足之憾。他虽年轻精干，无奈她却觉得少了点什么，一颗心仍悬在高处，发紧，发愁，难以安放。
与张伯驹四目交错的一瞬，她的心，终是动了。臧卓自认为在潘素身上付出了太多的感情与财力，眼见她的心随张伯驹而去，震怒，把她“软禁”于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中。
潘素此时真正成了“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贵妃了，每天只知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更如失心人。他找到铁哥们孙曜东，趁天黑驱车至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得知臧卓不在房内，便急冲进去，将哭得两眼蟠桃似的潘素解救到静安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