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图书馆遭遇敌机轰炸，九妹热心地帮助别人抢救东西。等警报解除，回到自己的住处，却发现房间遭到小偷洗劫，值钱之物被席卷一空，受到刺激的九妹终于疯了。沈从文从最好的哥哥的位置跌落，成了世上最无奈的哥哥。他对战争无法，对生活无法，在家书中一再央求大哥和三弟将九妹接回老家。
1943年3月6日，沈从文给沈云麓发去长函：
大哥：
昨发一信，计或先一二天可到。得余即说要来，我很盼望他可以动身。我这时节什么力量都用完了，头痛喉干，心中虚虚洞洞，只想哭哭泄一泄积压在心上的东西，可不许我哭出声来。天气已夜，虎虎正在看他母亲作面食，龙龙在大院中玩，九高高兴兴在厨房中作菜，只因为要我送一布袋并热饭一碗给花子……会要改变改变性情，会觉得自己行为可羞，谁知即此成例，直到如今。半年来，不大明白情形的，还以为我不大理她，因之抑郁无聊，转而念佛。到近来熟人对其行为全领教后，方知道真正问题所在，都以为最好是换移环境才有希望，正因为若不变更生活，她未必真疯，我却只有气而且急，终至于死！即此勉强支持，事业工作，也全说不上，学校教书，就无从继续了，大小四口，怎么应付生活，困难处实在无从想象。这么下去既救不了她，却只有毁我和孩子。（我明明白白向她提及此种极端困难处，她竟毫不以为意，只是微笑。）兆和在这个情形下，一面明知我的困难，一面又绝不便说她，然而忍受下去，眼看到孩子挨饿害病，而我毁去前途，怎么能忍，不能忍而居然忍受下去，一句话不说，家庭本来应有的幸福与精力，可说全耗尽了。
关于九的事，十年来我从不曾向你们要求帮助，如今实在需要你和得余来帮忙处理处理了。很明显即我们这里生活，实在已近于战时生活，单纯而简单，好好工作，老老实实吃饭，省省俭俭用钱，宽打窄用，量入为出，无交际，无幻想，更无花样。九却完全生活在空想中，还只觉得这里不美，那里不妥，与之谈事实，竟像是全无意义。老以为在修佛道，比一切人精进虔诚，万想不到家中目前需要是应付生活，并非挽救灵魂。彼虽云在学佛，一般念经者常态生活，却无兴趣，事事得从惊人着手，到别人全不吃惊时，便只累我了。
昨天说好再不去花子处，今天又不肯在家中写字，依然走去，必至吃饭时要用人叫方回。大哥，我看我已不大济事了，希望为她换一地方，或可将我挽救一下。至于她其实一点不疯，只是不安于现状，与目下家庭这种生活习惯太不相合，即有机会作事，恐亦难持久，因神经不安定而易变，只是三五小时内事，任何人亦难忍受彼易变性情，任何工作亦不能用此中头脑性情来担负也。她虽出外十多年，性情依然如家乡中表嫂辈，尚在算命求神中决定行止，回来比在此对于她舒适，亦可想见。若能回沅陵凤凰，与大嫂三嫂住，一定比在此继续下去好。因目前二三同念佛的，大致都头脑不甚清楚，说及她慷慨处时，反而夸奖她，全想不到她将衣物给人后，要穿时还依然得我设法，我事实上又精疲力竭，用全副精力在应付一家生活，自己衣裤已破烂不堪，尚无法补充也……他的哀告，让我的心缩成一团。
破船上的家
那时，沈荃刚从与日军正面交锋的第一个激烈回合中重伤回来，住在沅陵养伤。眼见活泼的九妹变成精神失常的女疯子，激愤之下，他冲动地拔出枪来要找二哥算账。他是军人，也有缜密的思考，但妹妹的现状触动了他最原始的情感。九妹的精神分裂有着特定的社会和生理缘由，但作为亲人，作为关爱她的哥哥，情何以堪！
兄弟俩最终抱头痛哭，唯有九妹痴痴傻傻地笑着。
将九妹接回“芸庐”后，热血男儿沈荃沉默了。他不忍面对半疯半痴的九妹，不久便又整顿人马奔赴江西前线。
九妹的病在偏僻的山城很难找到合适的药物。她时常逃脱哥嫂的看护，独自在因抗战而沸腾的大街上闲荡，身后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闲人。
大哥沈云麓时常满城寻找九妹。一次，九妹从“芸庐”的家出逃，再也没有回来过。沈从文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当初给《边城》里的翠翠安排的结尾“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不回来”，竟成了他最挂心的九妹的人生谶言。
哥哥们从此再没有见到九妹。
在家乡，关于九妹有种种传言。她随天才作家二哥由北京、上海、青岛、昆明，辗转各地，享受着大都市的教育条件，是父老乡亲眼里有福的女子。她曾试图独立，努力爱人及适应被爱，她美丽、善良，有现代女子的上进心，也有山乡女子的淳朴灵动。但她却错生了时代，错失了爱情，最终回归山乡，回归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沈从文付出的高昂的教育费在她身上宣告无效，几乎成了反讽。
九妹的命运令人嗟叹。
此后，沈从文的家信中极少再提及九妹。1953年10月末，沈从文致信高植，破例提到了九妹：“在任何时代，生活也还是凡事会落后败北。
记得抗日几年住在昆明乡下，许多人都有办法。一星期进城上课住三天，吃东西比较简单，有时只吃一顿米粉，大家还当成笑话说。他人兼课可以得点钱，我反而赔点本。就因为不会弄钱，九就在种种困难中毁了，我也毁了。”
在这封信里，沈从文将遭到破坏的物质现实视为摧毁九妹的重要原因。其实这只是外因，使九妹内心完全崩溃的是那美丽却飘渺的所谓爱情。
沈从文一定回忆起了九妹跟随自己的往事。这样的往事是带齿的，九妹：二哥，再替我扎一对可抗风雨的翅膀吧时不时地绞伤他的心。他眼睁睁地看着九妹遭遇劫毁，坠到人世的最底层，却无力救援。其心痛可想而知。
他极尽小说家的想象力也无法设想九妹的生存状况：在沅水的上游有一个遥远的小村名叫“乌宿”，河滩上用石头架着一只破船，那是一个“家”。九妹跟一个破了产改行烧瓦的莫姓划船汉生活在一起，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莫自来。——不请自来。九妹的生活里，唯一可以用上文化的地方，便是给儿子取的这个名字，结结实实的自我嘲讽。二哥给了她一片蔚蓝的天空，给了她数年风和日丽的好日子，给了一个兄长所能给予妹妹的全部，然而，可能是先天和后天的诸要素皆不足，抑或自己不够努力，虚荣心过强，没有足够的才情，也可能是运气不够好，九妹终不能像张家四妹张充和那样逍遥江湖，快意恩仇。二哥曾费尽周折，试图让她过上“人上人”的生活，怎料到，她竟坠到社会的最底层，所受的教育全都宣告无效，她最终过的是最原始的“饮食男女”的生活。她的人生轨迹是一个圆，一个残缺的圆。
野百合也有春天。九妹曾不若一株野百合。她生命的最后，一直是隆冬。而正是她，却曾以青春靓丽的形象，在二哥的文字里，手捧虎耳草，为湘西少女作幸福代言人。
1950年代，黄永玉打听到了九妹的下落。他从香港经北京、汉口回湘西时，曾有一位“尊敬的大叔”要他去乌宿看看她，如方便的话给她一些资助。可惜他当时时间太紧，没能尽到这份心意。于两人，这都是十分遗憾的事。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叔，早年定暗恋过九妹，甚至与九妹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不了情。黄永玉后来听说，九妹在“文革”中饥寒交迫而死，葬在乌宿。
沈荃去世后，沈从文曾将侄女沈朝慧接到北京，认作义女。他一再要求朝慧向张兆和学习理财，让她帮助保姆做家务，还写信给大姐沈岳鑫，要她来信，嘱咐朝慧多动手，增强独立性，务必一切向张兆和看齐。他认为朝慧做得还不够：“不大懂得向三姐学为人，将来去工作，去当家的重要性，更不大知道学什么都必须十分有恒心，这是我隐隐担心处。”沈从文在朝慧身上再一次看到了九妹的阴影：“因为九妹过去，即正是自以为是的发展结果，不明白的以为是我娇纵了她，知道的才明白我不知劝她过多少回坚持学习的重要性，只希望把我自己在学习上得到的好处，帮助她成一个人。结果完全失败，终生为此极其痛苦。”
在给大姐的信中，沈从文终于吐露了他为此承受的重荷：“终生为此极其痛苦。”他何曾有一日忘记九妹！在无数个辗转难眠的长夜，他一定反刍着往事，有警醒，有反思，有欢欣，有刺痛。他一定也悟出，当初的自己对九妹只知“务虚”，不屑“务实”，间接造成了九妹的人生悲剧……他更加意识到动手能力对女子的重要性。在给沈虎雏、张之佩夫妇的信中，他一再要求让孙女沈红打小爱劳动，多做家务。殷殷叮嘱，个中多少伤痛！
1980年代初，九妹的儿子莫自来辗转得到沈从文的地址，给他写信。
这时的沈从文已近80岁，莫自来的信如一枚石子掷入他本不平静的心湖，他一遍遍地读信，想到年轻的九妹，几至失眠。他的手已不太灵便，却仍亲自回信，称他“自来甥”，对他说：“得从历史博物馆转来你的一个信，知道你还在乌宿住家，是作木工还是换了别的工作？我五八年回凤凰县时听大舅说，你工作还好……”信中，沈从文告诉莫自来，沅陵的大舅沈云麓于1971年去世，而那位腌得一手好香肠的大舅妈坟前已荒草萋萋。
唯有大姨妈沈岳鑫尚老当益壮，已86岁，随大表哥田纪伦住在长春第一汽车厂。沈荃的妻子、三舅妈罗兰还住在凤凰县，音讯也稀。自己“早不写什么文章”。沈从文对莫自来的近况颇为关切，信中殷殷问询：“你家里还有什么人？结了婚吗？工作每月收入是工分制还是计件制？住处有几间房子？这些琐事望你来信时告我。”
莫自来回信一一作答并汇报九妹的消息。沈从文这才确切地得知九妹的婚姻状况及离世前的凄惨情景。在此之前，他几乎是本能地在心口涂了一层蜡，漆封了家族陈事。九妹的婚姻及晚年对他是一大悬念。他回信感慨道：以前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从中，简直看不到他是否动了感情。他避免提及九妹其人其事，可能面对真相，他的心犹在滴血吧。在这九妹：二哥，再替我扎一对可抗风雨的翅膀吧19封信里，他说北京的房子小，一家人挤住一起，狼狈不堪，实在无力招待家乡来客——委婉地拒绝了莫自来来京探望的请求。
这与那个困守北京公寓，一面流着鼻血一面给家乡大哥汇报近况，视亲情如生命原动力，成名后给三弟沈荃写信建议他与同僚捐款圆家乡有志青年求学梦的沈从文简直判若两人。我想，这不能说明他冷漠无情，老人只是有些怯懦，类似于近乡情怯的怯。在悬疑多年的真相揭开时，那如决堤而来的巨大痛苦，不是历尽沧桑的老人的身心所能承受的。在他的心目中，九妹依然是那个清新如初发柳芽的湘西少女，在他身边蹦跳如鹿，一迭声“二哥”，如燕子对着大地春阳的软语商量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