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带九妹到青岛大学后，两人一有钱便去看电影、吃饭馆，结果弄得九妹连学费也交不齐。张兆和来青岛大学，眼见九妹四处晃荡无法读书，就将二百元悉数交给了沈从文——那是她的全部私房钱，本来有更堂皇的用场：用来继续到北京大学旁听，备考研究生。沈从文用未婚妻的钱填补了亏空，九妹才得以继续插班借读，学习法语。张兆和只好留下来，在图书馆工作。眼看着这对兄妹毫无生活经验，生活缺少料理，张兆和知道中国可以少一位女博士，而素有“天才”之称的小说家沈从文却不能没有一位能干主妇。她忍痛放弃考研，料理沈从文的家庭事务。
青春蹉跎
张兆和对九妹，还是相当不错的。
张元和来北京操持三妹张兆和的婚事，姐妹俩和九妹一道合影，九妹身着花绸旗袍，脚穿皮鞋，拿着油纸伞，比张兆和洋气多了——不消说，九妹的漂亮衣着，出自张兆和的料理，而张兆和本人仍是短发蓝布袍，学生装扮。
一家人逛公园。沈从文穿长袍，戴礼帽，绅士味十足，他的神态是满足的，自得的。他的世界是稳妥的，有娇妻弱儿，更能照拂妹子。张兆和被他逼着穿上了高跟鞋，烫了发，像个时髦的教授太太了，她抱着刚出世不久的沈龙朱，是美丽安详的主妇。稍显突兀的是一边的九妹。她抿着嘴唇，穿着平底鞋，低着头，抬起眼睛看着镜头，表情有点生硬。在和谐的一家三口旁边，九妹稍稍有点不安。
待字闺中的九妹成了哥嫂的心病。
抗战前，凤凰青年刘祖春在沈从文兄弟的资助下来北京求学。沈从文指引他踏上了文学之路，着意将他培养成出色的作家。与九妹初见的情形，一直深藏在刘祖春的记忆中：“从文的妹妹岳萌从东屋晚出来一步，掀开门帘，站在那里微笑，看着我这个刚从家乡到北京的同乡年轻人。”
熟悉的乡音，让刘祖春恍若置身家乡。有九妹那曼妙的青春少女身影的、盛长着虎耳草的沈宅，让他流连忘返。1934年到1937年这几年间，刘祖春一直是沈家的座上宾。刘祖春对九妹动了心。他迷恋沈家那特有的恬静空气，希望成为其中一员。
22岁的九妹对刘祖春也有好感，刘祖春周末去沈家，作陪的总是九妹。她喜欢听刘祖春和沈从文谈话，有时自己也发表意见。
沈从文夫妇、九妹、刘祖春一道游公园，夫妇俩总是远远地走开，让刘祖春和九妹各自诉说青春的心事。
是战乱毁了这段尚未来得及盛开的美好恋情。“七七”事变后，刘祖春赶到沈家，向张兆和预支了二十元稿费，他要奔赴革命圣地。九妹想和他一起走。但刘祖春不忍养尊处优的九妹受颠沛流离之苦，拒绝了她的要求。握着九妹的照片及从她那里借来的《吉诃德先生》英译本，他大踏步地走了。九妹的泪无声地滑落。
刘祖春眼中的九妹，是“性情高洁而文静的女人”，“远离家乡，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念外国学堂，读外国小说，生活优越”，她“本应可以得到适合于她本性的那份生活”，但或许是生逢乱世，或许是耽于幻想的性格，致九妹身心终失去平衡，成了悲剧。
抗战后，沈从文随一帮教授南下，转移到后方。张兆和守着孩子，照顾着九妹。她参加亲友婚礼，不敢脱外套，因为大衣都破旧了。但她记着要替九妹做厚的冬大衣，因为前一年做的，被九妹不知怎么弄丢了。
张兆和向流亡途中的沈从文汇报九妹的情况：“九妹一切都好，只是处在目前情形下，日子似过得更无聊。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谈着别人家的闲话，她忽然哭了，我不知道什么缘故，第二天饭也不吃了，只吃了些面。那天她曾有一封信寄给你，我猜她一定是太寂寞，遇事便不如意。我不会说话，不能像你在家那样哄哄说说，骂骂又笑笑，心里揪做一团，一点办法没有。她又像是不高兴我，又说全然不干我事，只是她自己想着难过罢了。所幸过了两日，暗云即过，脸上又见了笑容……以前她老说要走，说就是做叫化子到自己的地方总高兴些。前一阵，那个一见飞机来就吓得脸色发白两腿直打哆嗦的邓小姐来，商量同九妹去南方，她们觉得住在这里无聊，闲着又惭愧，要走，要找工作做，说是任什么苦都得忍受。对这意见我不敢赞同，因为我知道她俩都不是能吃得苦的人，无非唱唱高调罢了。”
张兆和是理性的女子，心肠厚道，从中却也可看出，她对吊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九妹着实有些担忧。
其实，九妹心里也苦。沈从文信中说夏云会来京。张兆和高兴极了，因为这是沈从文离家南下一年多来第一个自他身边来的人。张兆和热切地盼望见到夏云，盼着夏云多多亦善地讲讲沈从文的一切消息……九妹的心也颇不平静。或许，她也在盼望着什么。但夏云最终却没有来。
九妹的希望，落空了。
张兆和信中提到的九妹喜怒无常，多是因为这桩事。
九妹在家信中发牢骚，沈荃来信询问，沈从文解释道：“九妹在此很好，其信中间或说点抽象话语，事实上一切都很好，足放心也，其弱点不是凡事听我话。因若干稍听我话之外人，亦复成就可观。彼自是之心强，有事使我毫无办法，弟似未知之也。即以婚事言，五六年前夏云对之极好，彼亦明知，至向其说及婚事时，则不允许。至今觉悟，则人无此耐心与兴趣矣。有关读书做人类此者多，正复难言。不过如今在此，一面在学校（上午去），一面在家写字读书，尚有头绪，生活则并不算坏，大哥与弟，应为放心。且莫来信奖彼回家，因事实上到任何处均不如在此为便利也。
两孩子对彼甚好，彼亦极喜欢两孩子。同住多亲友熟人，且习惯甚好，当此大战未已之时，能平安无恙过日子，即应自幸，所谓不乐意，殆因空暇时间过多耳。因闲生闷，亦自然之理也。”
沈从文知道，九妹心情不好，是因为终身大事没有尘埃落定，但他实在爱莫能助。他曾为九妹介绍过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任教的夏云，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夏云向九妹求婚，九妹却拒绝了。张兆和以为是九妹“心太高”，我觉得，其实九妹一直生活在欧美文学的虚拟的爱情真空里，落不到现实中。她渴望爱情，却害怕婚姻。九妹心理上永远长不大，一直停留在受母亲宠溺、兄长呵护的孩子角色。沈从文单身时，虽然也对九妹头疼——她不知现实的苦，只知猎奇，花钱不知节制，但他还算尽心尽力，一发薪水，悉数为九妹花尽。婚后，这样的妹妹却是真正拖累他了。他要顾家，便渐渐顾不上九妹了。九妹和夏云的关系没有能够维持下去。五六年后，九妹方领悟到夏云的深情，和她认识的男人相比，夏云无疑是最理想的婚恋对象。可当她的内心有所触动时，斯人已娶，一切已如明日黄花。
自从活泼可爱的龙虎两兄弟相继出世，九妹更感到惶恐。夺二哥爱的人越来越多了，她无以抗衡。长期以来，她习惯了二哥亦兄亦父、亦师亦友般的体贴与疼爱，她就像一只鸵鸟，埋首在稳妥而温馨的兄妹二人世界里，享尽了个中的娇纵与宠溺。她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有一天，二哥要娶，自己要嫁。她听到二哥疯狂地追求苏州九如巷张家三姐时，感到自己的世界塌了一角，便本能地抗拒。谁能代替二哥的长情大爱、二哥的温情？放眼身边的年轻人，皆不尽如人意。他们或者不够优秀，或者不够俊朗，不能令她怦然心动。他们爱慕她青春的容颜，但不能读懂她眸子里深深的忧伤。她需要花团锦簇的生活，需要护花使者，而他们目的性太强，令她望而却步。
爱，是最强的阳光，然而，太阳有黑子，爱，也会令人受伤。无论哪一种爱，若过于饱和，对另一方，未尝不是一种灾难。相处久了，二哥实际上成了九妹心目中白马王子形象的模本。她的爱人，必定要是像二哥这样的白脸文弱的书生，像他一样地多情，像他一样地温柔敦厚，像他一样地娇纵自己，给自己山一般绵延、海一般浩瀚的爱……沈从文，成了九妹择偶路上的一座山。这样的山，谁能攀越？
1940年代，九妹已至而立之年，韶华悄然消逝，而生命仍无以倚靠。
她本来有着太多的机会，却因为年轻不解人事、因为社会动荡等种种原因，追求者一一离去，终于连退而求其次也不能了。
抗战使九妹和理想中的小资生活越来越远，甚至连那种“花光二哥薪水及稿费”的往昔生活也不可得了。新的动荡增加了她的恐惧和不安。她一时自信满满，一时又灰心丧气，情绪跌宕，难以自持。而因为写作，因为谋生，因为家计，二哥对她的关心变成了减法，越来越少。九妹感情的空洞越来越大。而填补空洞的那个人，那份爱，仍遥遥无期。
生计艰难，沈从文几乎没精力去梳理九妹那悬浮在空中的忧郁。他希望九妹能忙碌起来，在工作中成长，脚踏实地地生活。在沈从文的引荐下，九妹得以进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沈从文兴冲冲向大哥报告佳音：
“九事做得甚好，望来个信鼓励鼓励她……”“九在此图书馆服务，事还做得称职，爱念念佛，无妨于做事。将来或得余有力量时，为之将石莲阁大加改造，使之住下亦可办一学校，因彼理想高尚处，亦可为人模范，不在迷信鬼神，倒是诚实忠厚，同情下层阶级，未尝无助于社会也。”热心工作的九妹，给关心她的哥哥带来了安慰。然而，九妹自立给家人带来的高兴是那么短暂，稍纵即逝，令沈从文头疼的事一件接一件。
没有感情生活的九妹一头栽入虚无里。在一些头脑空空的妇女的撺掇下，她信了佛教，吃斋并参与当地的佛事活动。她的心高浮在云端，不肯跌落红尘，终于完全脱离现实，连工作也不感兴趣了。对此，沈从文忧心如焚。
九问题极困难，在学校事本极好，有一千多一月，忽然要辞去，相信观音要保佑她，把什么东西都送给别人，一天默默念佛，我已用尽方法无可为力，一定要跟一莫名其妙之女人同去。努力想方设法把她找下乡，以为可休息一二月，当为制份行李，再找事做，谁知昨天一嚷，就又走了。脑子永远似通非通。在佛教会居然有许多妇女跟她学念经，认为她是最重要的一位。其实在此时要她读读经，就读不下去。我已把全副精力用尽，还是说不过来。只好听她去求观音（观音是什么她就不知道），再让许多老太太去求她。
一己不安，何以安苍生。九妹连自己的生活都摆不平，纵然本质善良，有服务社会之心，其结果却是再一次连累二哥一家。她把什么东西都捐了出去，却要沈从文来替她再买。战时的窘迫生活中，沈从文的耐心在一点点丧失——事实上，他连一家的生活都难以应付下来，一家人穿的衣服都破破烂烂，务实的兆和搬到乡下，到山上采摘野果，做野果酱给龙虎二兄弟打牙祭，将生活费降到最低水平，还到附近的难民学校义务代课，日子清苦，却也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