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妙龄喜相逢
林洙1928年出生于福州。1岁时便随着父母迁徙，先到南京，抗日战争后，又辗转宣城、湘潭、柳州、贵阳、昆明、上海等地。1948年，20岁的林洙在上海完成了中学教育。她曾考上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女子学院，但此时她的哥哥已经在一个私立大学就读，如果她再上私立大学，对公职人员的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几乎是难以负担的。她便懂事地主动提出，不稀罕上私立大学，社会大学也能让人成才。
此时，她邂逅了程应铨。
程应铨是吴良镛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窗。
1943年秋，意大利法西斯投降，同盟国急切策划对轴心国的反攻。
亚（洲）太（平洋）战场展开前哨战，中缅印战场密切配合，美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打通并维护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前线此时亟需大量英语翻译人员。国民政府规定重庆地区五个高校的1944年应届毕业生都必须服役充任译员。时为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四年级生的程应铨于1944年初应征去了缅甸前线，充当英语译员。
“二战”结束后，程应铨复员赴昆明，——胞兄程应在昆明天祥中学任教。
此时的程应铨英姿飒爽，够得上“倜傥”二字，画画、摄影、游泳、打网球，无所不精。江西程氏在清代出了好几位人物，有一位曾监造颐和园。
程应铨秉承家学，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极具艺术眼光，是中央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
历史学家程应把弟弟程应铨介绍给学生林洙，让他在返回上海的路上照顾她。正当青春的林洙头扎丝巾，素淡的裙子下露出细长白的小腿，带点苏格兰乡村少女的情调，“活泼、谦卑、好脾气”，颇得程应铨的好感。林洙的父亲学建筑出身，与程应铨一聊如故，有以女相许之意。
林洙是乖乖女，明白程应铨是自己最好的选择。何况，程应铨风度翩翩，又多才多艺。她能看出，许多女孩子都倾慕他，羡慕能和他在一起的她。这极大地满足青春少女的虚荣心。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与林徽因的师生缘
1948年，与程应私交甚笃的沈从文向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推荐程应铨来清华建筑系任教。林洙随男友一同来到清华大学。林洙想进先修班学习，她怀着朝圣般的虔诚和程应铨一道拜访了林徽因。
林徽因极看重程应铨的才华。对林洙，自然也颇为爱护。得知这年没有办先修班，林徽因决定每周二、周五下午亲自辅导林洙学英语。这个消息，令一对恋人振奋不已。其实，程应铨完全可以亲自辅导林洙，但能得到林徽因的亲自教导，是林洙的运气和福气，是她所享受的一种高规格的待遇，——试问，有几人有这样的幸运？这对恋人因受到林徽因的垂爱而惊喜不已，同时又深感不安。——当时林徽因刚做了肾切除手术，肺部结核也已到了晚期，医生告诉梁思成说她将不久于人世。英语课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
在建筑系的楼道里，林洙第一次遇到了梁思成。他向她伸出手，笑着林洙在梁思成雕像前点了点头，又扬起眉毛调皮地说：“是林小姐？我猜对了吧？这位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
素不习惯向年轻女孩献殷勤的忠厚长者梁思成此语有多重意义。
爱屋及乌，他爱林徽因，连带着对一切姓林的女士都抱有好感。在他心目中，“林”是一个美丽的姓氏。另外，他也一定听林徽因提及林洙，所以遇到年轻的陌生面孔，便断定此人是林洙，因此脱口而出。
这样的开场白让林洙感到亲切。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一幕一直在记忆里放光。
当时的她绝对想不到，命运此时已经向她亮出了底牌，她将以一棵桂花树的姿态站到暮年的他身边，以迟桂花的醇厚与芳香让他领略人生最后的欢欣。
北京解放后，程应铨和林洙准备结婚。
两人一贫如洗。
林洙除了从家里带来的几件首饰，身无分文。为了安个小家，她准备卖掉一些首饰。林徽因知道后把她找去，问她有困难为什么不告诉她。
林徽因告诉林洙，营造学社有一笔专款是用来资助青年学生的，并说林洙可以用这笔钱。林洙犹豫不决，林徽因看出她的担心，安慰她说可以先借用，以后再还，然后不由分说地把存折给了她。
林洙到银行取钱，发现这是梁思成的存折，心中很疑惑。在还回存折时她问林徽因，林徽因笑着说：“学社的钱当然用梁先生的名字存啊！”
后来林洙提起要归还那笔钱时，林徽因总是很快把话题岔开。一次，林洙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问是否能让她再把钱存回银行，林徽因却一挥手说：“营造学社已不存在了，你还给谁呀？”她刚要申辩，林徽因却以长辈的神情严厉地说：“以后不要再提了。”
直到后来，林洙和梁思成生活在一起，才明白营造学社正是因为没有经费才停办的，最后的那点钱也都分给社友作为北上的旅费了，所谓专款，实则是林徽因的个人储蓄。
青花瓷的委屈
林徽因曾送了林洙一套清代官窑出产的青花瓷杯盘作为礼物。林洙却不知道这礼物的价值。一天，王逊看见她用这套茶具待客，吃惊地说：
“喔！你就这么用它？”林洙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说：“它也要为人民服务嘛。”王逊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回忆这段往事，林洙直对过去那个见识浅陋的自己摇头，恨不能踢自己几脚。令人疑惑的是，程应铨为何没有告诉林洙，任她“当众出丑”？是他根本不屑于点醒，还是她并不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将文物当普通茶具招待客人，这样的非常事件发生在清华园，的确让旁观者“窃笑”，让当局者事后有针刺感。而这套青花瓷，也间接折射出程、林二人在情感上的不和谐。在相识之初，新婚伊始，两人便有些貌合神离。林洙的回忆录中不可避免地谈及程应铨处，皆采取淡化、模糊化处理，浓墨重彩的则是自己与梁思成的忘年恋。这种技术化处理，读者从理论上似乎不难理解，但情感上却又忍不住替程应铨感到委屈。
联系那套青花瓷杯盘，我等不由得不作如是推想：程应铨的价值好比青花瓷，而林洙却视之为普通茶具。
梁思成和林徽因主持了程应铨和林洙的婚礼。1951年后，儿子小老虎和女儿小妹相继出世。
林洙渐渐陷在家务事中，她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于是去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工作。不久她患了肺结核病，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健康，1953小组的主任正是梁思成。林洙在重工业部是绘施工图的，到了清华却要画古建筑图，而对古建筑她一窍不通。她开始阅读梁思成写的《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学社汇刊》上的古建筑调查报告。
她尽情地享用着营造学社留下来的大批资料，努力地学习着古建筑知识。梁思成有时来看看她画的图，会生动地指出缺点。一次她在图上注字时字离屋脊太近了，他看了后说：“注意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否则看上去好像屋脊上落了一排乌鸦。”说到这儿，他淘气地对她眨了一下眼睛。从此之后，她每在图上注字，都要反复推敲一下，生怕再出现“乌鸦事件”。
1955年以后，林洙被调去担任系秘书。她本人非常重视这份工作，并引以为荣。1957年以后，她又调去做资料整理工作，从此离开了喜爱的古建筑。但是这短暂的两年绘图经历，对她此后的工作以及编辑《梁思成文集》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代才俊程应铨
程应铨是清华建筑系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担任规划教研组组长，号称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由于在城市规划方面见解独到，他被推举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那时他还不到30岁。梁思成出席北京市的许多规划会议时，程应铨大多随行。在师友眼里，他极绅士，个性十足，一身才气，一身傲骨。对志同道合者，披肝沥胆；对不入眼者，不置一语。
梁思成、林徽因都很赏识程应铨。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极具艺术眼光的程应铨是他们的得力助手。程应铨教学也很受学生欢迎。他业务好，还翻译过一些高水平的建筑学著作，填补了国内建筑艺术某些方面的空白，许多杂志纷纷转载。
程应铨有情有义。新中国成立前，沈从文因为那张将他定性为“桃红色作家”的大字报而精神分裂。程应铨就托人带来一瓶冰淇淋粉，附上信，热情欢迎沈从文到清华园休养身心：“从文先生：一直惦念着你们，这两天本来想进城来看你们，因为种种困难未能如愿。过二天想同梁先生来接你们来清华住些时候……”这样的信，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沈从文一家人的心里投入了一线光明。在清华园，在程应铨、梁思成、金岳霖等友人的悉心照拂下，沈从文的忧郁症得到了缓解。
1956年6月，程应铨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随代表团访问波兰等国。
程应铨很欣赏波兰的古建筑。波兰人在二战后宁愿饿肚子，也要在废墟上恢复华沙古建筑的狂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甚至一度想学习波兰文。
1957年程应铨因是林徽因古建筑思想体系的拥趸，而被划为“右派”。林洙受其牵累，降格进了资料室。还没有站到人生的高处便跌落，林洙无法接受，与程应铨离婚。
林洙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回忆了这段往事：
1957年整风运动中程应铨犯了“错误”，对他的批判帮助是在民盟小组会上进行的，领导让我也参加。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每次都缩在一个角落里。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些什么错误，同志们的批判我也听不大懂，回到家里我想帮助他，希望他的检查能深刻些。我不认为他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但是人总是有私心的，也许他对某些工作上的安排不满意，因而对组织或领导产生了抵触情绪。我建议他从这方面找找根源，他拒绝了。我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在思想上包得很紧的人，甚至对我他也不愿深谈，他终于被划为右派……组织给他做结论时，我才知道他最大的罪状是：批评共产党在城市规划工作上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把一些专家排斥在这一工作之外。那时我对政治一无所知，虽然我不明白这算是什么罪行，有多严重，但那时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我不得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孩子长大以后会不会来问我：“妈妈，你当初为什么没有和右派划清界限？”
我将何言以答？最后我决定离开他……许多读者看到这里，都难过得看不下去。以孩子的名义离开程应铨，无论是孩子，还是程应铨本人，甚至关爱他的亲友，对他感到亲切的后人，皆感到过于牵强。
况且，林洙只考虑其一，没考虑其二：孩子们难道不会追问：“妈妈，你为何在关键时刻离开爸爸？”而这样的诘问，她将“何言以答”？
林洙不能理解程应铨高贵的心灵。两人分手，是时代使然，也是性格及精神层次的不谐使然。
师友们都牵挂着程应铨。“反右”后，沈从文致信程应：“听说应铨离了婚，还有两个孩子，爱人已和我们一个最熟的人结了婚。他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情形怎么样？如还在京，告他什么时候来我家谈谈如何？一到礼拜天，家里小将和他们女朋友一回来，即相当热闹。我们还是什么玩都不大会，只坐下来听古典音乐，似乎倒和‘老悲’、‘老柴’、‘老莫’挺熟悉要好！”
沈从文用“一个最熟的人”来暗指梁思成，避免提及他的名字，怕刺激程应铨的兄长，这是他人情上的“练达”，人性上的豁脱。沈从文希望自家轻松愉悦的家庭气氛能疗养失去家庭的程应铨的创伤。
一声“小妹”，几多伤痛
离婚后的程应铨住进了单身男老师宿舍。
程应铨对亲人说，林洙签字离婚时说，他只有两件事让她感觉良好，一件是1956年作为中国建筑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波兰等东欧国家，林洙作为年轻建筑学家的妻子觉得风光无限；另一件是他翻译了不少好书，得到不少稿费。此两项皆直指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