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积极主动地准备婚事。他们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作为短期的窝。宋庆龄亲自当他们的主婚人，在自己住处为他俩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他俩结成夫妇。参加宴会的有“保卫中国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莱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琛。宴毕，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门之间的渔岛长洲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新居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双方的亲友。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作为女方重要嘉宾出席茶会，驻港的文艺界朋友夏衍、郁风、黄苗子、丁聪、冯亦代等人作为男方嘉宾隆重出席。
唐瑜在《二流堂纪事》中以闲话性质提及一件趣事：叶、戴同居时，女佣呼戴为“戴小姐”；两人登记结婚后，女佣改口为“叶太”。戴爱莲莫名，问叶浅予：女佣找的“叶太”是谁？这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碰撞之后的一朵小浪花。
一周后，1940年春天，他们踏上了回内陆的征途。先搭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后赶早步行。叶浅予为娇妻雇了乘凉轿，一路连宿遂溪、廉江、陆川三站，然后换乘单车尾（自行车）奔玉林、贵县。在贵县换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在柳州坐上湘桂铁路的火车到达桂林。这一路，自贵县以下的公路因战争关系早已被破坏，所以只能步行或乘单车尾，走了五天，乘拖渡在西江和柳江中行驶了三天，待到柳州，他们才有条件享受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这一切在叶浅予看来司空见惯，戴爱莲却觉得特别新鲜，路途虽苦，她却兴致勃勃。
在桂林，他俩受到了广西艺术馆欧阳予倩的接待，看了广西地方戏桂戏的演出。戴爱莲初次接触到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爱不忍释，当即下定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两人离开桂林赴重庆，先乘火车到广西的荷池——湘桂铁路到此为止，再换乘去贵阳的长途汽车，到贵阳又换乘去重庆的汽车。这一路，颠颠簸簸走了五天。若从广州湾赤坎镇算起，他们已经走了十五天。
旅途极其劳累，幸好他俩还年轻，叶浅予33岁，戴爱莲24岁，朋友们从重庆北岸到南岸来迎接，接到了这一对珠联璧合的才子佳人。
到了重庆，叶浅予的老朋友包围住他们，戴爱莲不懂中文，见了他们目瞪口呆，问叶浅予朋友们在议论些什么。他实话实说：朋友们要看叶浅予凭什么魅力骗来一个华侨舞蹈家。戴爱莲急了，用英语回答说：“不！ 不！是我心甘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们都哈哈大笑。
戴爱莲见家中宾朋满座，快意不已。在香港时，她认为叶浅予只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他有那么多艺术界的朋友，才知道他是中国有名的画家。
武汉时期，国民党履行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诺言，在大本营成立了政治部，部长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担任副部长，负责指导郭沫若的第三厅的文化宣传工作。叶浅予是三厅成员，被派往香港工作。武汉撤退后，大本营移驻重庆，蒋介石翻了脸，把共产党撇在一边，周恩来、郭沫若下了台，政治部成了清一色的国民党的天下。
叶浅予一到重庆，新任厅长就把他召去，问这问那，还问他是不是国民党员。叶浅予说不是，新任厅长说这可不行，《今日中国》将另派别人接办，他应回去办移交。他顺水推舟，立刻送上辞职书，不久就被批准了。在这个过程中，他陪戴爱莲去见了周恩来。戴爱莲有一封宋庆龄给周恩来的信，信中介绍她去延安。周恩来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他们，他非常诚恳地告诉他们，大后方更需要他们，希望他们留在重庆开展工作。叶浅予觉得此说有理，因为他这条鱼适合在大后方的水域里潜游，戴爱莲的工作又离不开他的帮助，于是他们决定暂时不去延安，就在重庆打开局面。
正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了连续一周的疲劳大轰炸，夜以继日地向重庆倾射炸弹。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一切生活都被搅乱了。起初他们寄住在张家花园一个朋友家里，第一批炸弹就毁了那座房子，他们只得另找别处。第二批炸弹又毁了他们寄住的小旅馆。一星期他们搬了三次家。重庆人也真经得起考验，炸毁了旧房，第三天就能盖起新房住进人。
整整一星期的疲劳轰炸，日寇以为中国人会挺不住，可以乘机逼迫蒋介石投降，岂知中国人就有这股子宁死不屈的硬劲，倒是日本人挺不住了，疲劳轰炸宣告破产。
戴爱莲经过这一番火的洗礼，渐渐能适应战时重庆的生活了。她说，这次轰炸比之希特勒夜袭伦敦厉害得多。重庆房屋一片片地倒塌，伦敦房屋可结实得多；希特勒逼丘吉尔投降，英国人硬是挺得住，日本人逼蒋介石投降，重庆人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可是也挺住了。她觉得这次下决心回祖国来，和重庆人一道接受战争的考验，心里特别痛快。
幸福的跟包
轰炸过后不久，在抗建堂举行了一次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演出的节目和香港那次基本相同，重庆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把芭蕾和现代舞蹈揉合在一起的华裔艺术家。演出后，戴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把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了两个独舞节目，在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上把这两个节目搬上舞台。
这年秋末，他们回到香港，叶浅予把这次大后方之行的所见所闻画成《重庆行》漫画八十幅，在香港展出。他们原拟不久后一同去新加坡做一次旅行，她表演舞蹈，他举行画展，然后回香港定居。不料这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他们被困在九龙山尾村一个农民家中，为时将近一个月。
后来乘日寇疏散人员之机，他们和几个朋友混在难民队伍里，通过澳门、石岐、新会日寇占领区，在江门买了良民证，走到自由区，在肇庆搭上西江拖渡，回到了桂林。在桂林期间，他画成《逃出香港》二十三幅，记录这次被困受难的经历。戴爱莲则拜桂剧著名演员小飞燕为师，开始了向民间舞蹈学习的创作道路，学得《哑子背疯》一折，成为她以后的保留节目。当时适逢田汉在此组织话剧会演，集中了南方几个演剧队表演节目，广西艺术馆乘机请戴爱莲办了一次短期舞蹈班，指导话剧演员做形体训练。第一课教演员们练习肌肉放松，戴爱莲只知英语“relax”这个词，不知中国话该怎么讲，幸亏丁聪在场，当了临时翻译员。
香港沦陷后，文艺界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保卫中国同盟”的爱泼斯坦和巧茉莱夫妇也从日本集中营逃出，偷渡到了桂林，和叶戴同住一处民房，后来他们和美联社取得联系，先期去了重庆。经朋友们的督促和支持，戴爱莲和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组织了一次音乐舞蹈表演会。叶浅予和香港那两次一样，在后台管服装。除了他，谁也摸不清什么节目该穿什么服装，该用什么道具；也只有他能适应戴爱莲在换服装时的紧张节奏。
一些相熟的朋友笑话他，说他是戴爱莲的“跟包”。跟包者，京剧“角儿”的专任管事打杂者也。可他这个跟包，除了在后台为戴爱莲管事打杂外，还得做饭，当翻译，必要时甚至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1949年重庆那次边疆乐舞大会，戴爱莲是主演者，叶浅予则既是节目组织者，又是海报设计者和公共关系联络者。
衣锦还乡
戴爱莲跟随叶浅予辗转来到抗战的大后方，桂林、重庆都有他俩的足迹。期间戴爱莲得病，战火年代不待休养就得逃命，治愈后已不能生育。
在自述中她对这段艰难岁月竟无一丝抱怨，有的只是对那段时间“眼发绿式”饥饿与“坐睡式”躲避日军的庆幸而不乏诙谐的叙述。
1943年他们住在四川北温泉时，戴爱莲是电化教育训练班的舞蹈教师，叶浅予作为家属住在学院的松林宿舍里，因生活艰苦，用不起做饭的阿姨，他们有时在小饭馆包饭，有时则由叶浅予掌灶管两人的饭。后来在纽约期间，因跑唐人街饭馆花钱太多，住处又有厨房，就仍由叶浅予来掌灶。他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的副食品买齐。那时老舍也在纽约，他们经常请他来共享叶浅予做的美味佳肴，一同解馋。
1944年，叶浅予在四川北温泉松林宿舍画了一幅题为“松林人物志”的画，其中有一对走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那就是他和戴爱莲的生活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