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痒
“叶浅予，我不喜欢你了，我走了。”
1950年秋末，叶浅予随中央民族访问团去新疆采风，戴爱莲在歌舞团排歌舞剧《和平鸽》。小别半年的他回到家里，没有见到娇妻的笑脸，只见冷冰冰的一张纸条。
戴爱莲向叶浅予提出离婚，“这真像晴天霹雳”，仍爱着她的叶浅予大吃一惊，向她要理由。她说，她已爱上她参与指导的一个大型舞剧的男主角、小她几岁的青年舞蹈家丁宁。
叶浅予酸楚地想：“她现在需要的是和谐的舞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这个高级跟包被当成垃圾扔掉了。”
掐指算来，两人从1940年初识到1950年分手，在一起生活正好十年。
女儿叶明明回忆这段往事道：“我父亲不能理解，但也没有办法，她完全是外国人的一种做法。比如现在你去看她，一定要预约，而且她很不喜欢别人插话，连周总理的话，她都打断过。”
生下来便是跳舞的
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1916年5月10日出生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向风群岛最南的岛屿——5128平方公里的特立尼达岛的三代华侨家中。那是个富庶的热带岛屿，农牧业和石油产业均极为发达，与相邻的多巴哥岛同为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海外领地。戴爱莲本名吴爱兰，英文名爱琳，祖籍广东新会县。其曾祖父到西印度群岛经商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而在广东客家话里，“大”与“戴”同音，久而久之，吴家竟改姓“戴”了。而戴爱莲14岁时随母亲到伦敦定居后，又将“爱兰”改成“爱莲”，并沿用至今。
戴爱莲父亲名艾石克，母亲姓刘，也是侨生。姐妹三人，爱莲最小。
童年时爱莲就特别喜爱舞蹈，“一听见音乐就会自己跳起来”。
戴爱莲最早接触舞蹈是受表姐影响。表姐在英国读书期间学会了芭蕾舞。回特立尼达过暑假时，表姐优美的舞姿一下子迷住了5岁的戴爱莲。于是她天天缠着表姐教自己跳舞，并学习了一些最基本的动作。表姐走后，她又从同学那里打听到每周六下午奈·沃顿在城里教授芭蕾舞，便央求母亲让她参加。但是由于当时参加芭蕾舞学习的全是清一色的白人，根本没有黄种人参加的先例，因此母亲一直没有帮她联系此事。无奈，已深深迷上舞蹈的戴爱莲就整天趴在窗户外面看别人上课，看完后自己再回家练习。就这样整整过了一个月，母亲再也禁不住她的央求，便给那个舞蹈班打了电话。在征得老师和所有白人孩子家长的同意后，戴爱莲成了班里第一个黄皮肤学生。从此，她的一生便和舞蹈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由于私下的用功为她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她很快便成为班里的“明星”。老师扭伤了脚时，便由她为大家作示范。7岁，她就登台表演了自编自演的独舞《小鸡》。
戴爱莲11岁时，母亲从英国给她带回了一本杂志——《舞蹈时代》，里面除很多舞蹈照片外还有大量评论文章，集中评论了两位世界著名的舞蹈家，一位是安东·道林，另一位是阿莉西娅·玛科娃。
出于对他们的崇拜，小小年纪的戴爱莲竟然独自写信索要他们的签名照片作留念。没过多久，发生了一件让她欣喜若狂并且从此改变了她一生的事——两位大师不仅满足了她索要签名照的要求，安东·道林还亲笔给她回信：“到了伦敦以后，你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来找我……”
1930年，戴爱莲同母亲、姐姐一起踏上了留学英伦之路。14岁的她拜在英国芭蕾大师安东·道林门下学艺，开始与这位舞蹈大师交往。
当时的英国，跳芭蕾舞的都是白人。戴爱莲是华人，学芭蕾比较晚，加上个子矮，进不了芭蕾舞团，道林就经常鼓励她。上安东·道林的芭蕾课，完全是一种享受！他的组合那么富于乐感，那么舒畅，毫无苦涩可言。
在他那里学习，戴爱莲有了区分教员好与差的能力。
后来她得知，练习芭蕾应该每天坚持。于是她又去了玛丽·兰伯特和克拉斯克莱恩芭蕾学校，在那里受到了世界级大师的悉心教导，也遇到了许多大名鼎鼎的芭蕾舞艺术家、大编导和舞蹈评论家。1932年，戴爱莲第一次在英国登台表演，在场面宏伟的歌剧《海华沙之歌》中担任群舞。
在英国她将古典芭蕾可学的东西差不多都学到了，但这并不能令她满足。这时她看了现代舞蹈家玛丽·魏格曼的演出，被现代舞深深地打动了。在古典芭蕾与现代舞还互相对立的当时，戴爱莲已经有了博采众长、发挥创造的开放式学习意识。
她说：“那时的芭蕾就是看技巧，看不到艺术表现力，所以当第一次看现代舞，我就想有些东西为什么不能互相借鉴补充呢？”于是，在学习古典芭蕾的同时，戴爱莲还潜心学起了现代舞。戴爱莲大胆提出了现代舞与古典芭蕾应相互借鉴、优势互补的学术见解，以期达到互利双赢的新境界。当时现代舞在英国尚属新生事物，而且它与芭蕾又是相互轻视、相互对立的，戴爱莲是学芭蕾的，因此有人对她有敌意，可她为了多学些东西依旧去上课。争强好胜不服人的脾气使她自编的《进行曲》的表演很成功。但由于当时现代舞与古典芭蕾之间门户之见甚深，一时难以弥合，老师又深恐她的观点影响其他学生，无奈之下，她被迫退出了魏格曼舞蹈工作室。
1936年，父亲破产了，生活变得十分拮据，但戴爱莲怀着对舞蹈的满腔热爱还是留在了英国。父亲的资助只够付房租，这逼迫她必须经常“打工”才能养活自己。为了生计，她打扫卫生、在电影里“跑龙套”、做服装模特儿，什么都干。这期间她也结交了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得以经常享受免费观摩绘画、听大师级的音乐会、观看高水平的芭蕾舞演出的待遇，这一切对她艺术修养的提高大有益处。虽然那时她很穷，但精神上很愉快，过着贫困而充实的艺术家生活。
由于学习勤奋，她很快具备了担任舞剧角色的条件。但她的黄皮肤、黑头发和过于矮小的身材，使许多芭蕾舞团兴趣骤减，幸好她的老师——伦敦一位著名芭蕾舞教授对她很赏识，愿意免费教她，她才能坚持学习下去。在伦敦学舞九年，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随后又进入恩斯特洛娣·伯克舞蹈团，在那里她做了差不多两年时间的独舞演员。在艺术实践中她对芭蕾舞和现代舞取长补短，创造出十分完美的舞蹈，技艺大进。1936年至1938年，她获得机会随几个著名的现代舞蹈团工作、学习。1939年夏，戴爱莲通过严格的考试，获得著名的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奖学金，进入了位于达亭顿庄园的该校学习，并有幸成为现代舞蹈理论之父、拉班舞谱发明人鲁道夫·拉班的学生。
这位杰出的舞蹈理论家的有关情感的表现方法、舞蹈表演技术的理论和他的拉班舞谱，对力求完美、勇于开拓的戴爱莲后来的舞蹈创作及毕生的艺术追求，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她刻苦学习，终于成为一名既精通芭蕾又掌握现代舞的年轻舞蹈家。
戴爱莲常对人讲，她有两个“爷爷”，她是他们的徒孙。恩里科·切凯蒂是她的“祖父”，他给了她古典芭蕾的基本原理。切凯蒂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训练体系，被公认为芭蕾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员之一，他在欧洲培养了一系列芭蕾艺术家和著名教员。鲁道夫·拉班是她的“外公”，他的两个理论即“空间协调学”和“动力学”一直被她用于编导、表演和教学中。两位“爷爷”给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使她善于学习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舞蹈。
两周异域恋，牵怀半世纪
在舞蹈学校繁忙的学习生活中，戴爱莲遇到了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人：威利·苏考普。
威利·苏考普是奥地利人，当时他被邀到达亭顿访问三个月，从事雕塑创作。她结识威利，是在参观他的工作室的时候。他是单身汉，自己不开伙，只在学校的餐厅就餐，在那里他们时常碰面。由于思想、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他俩一见如故。那时候她没找到工作，个人生计没有着落，威利表达了想为她塑像的愿望，但又说他是穷艺术家，没有经济条件请她。她说：“我不是为了赚钱做事情的，只要有地方住、能自己做饭，就满足了。”于是他俩就合住在了一起。他的工作室里恰巧有个垫子，她就将就着睡在地板上。
威利·苏考普性格温柔友善，可工作起来却异常勤奋。戴爱莲每天都仔细观察他是怎么工作的。一天，他在创作的时候突然皱起眉头，于是她问他怎么了。他说：“世界大战开始了，我的未婚妻西蒙在法国度假，我怕她困在法国回不来了！”那个时候她特别敬重他，希望他好，就尽量安慰他说，战争总会结束的。
星期天，戴爱莲陪他到森林里散步。遇到路上有水的地方，他怕她踩着水，就把她抱过去。戴爱莲很享受他这种不乏温情的绅士之举。走着走着，他忽然问她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她回答是1916年5月10日，他告诉她他的未婚妻西蒙的生日是1917年5月10日。他已经订婚了，因而对她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她也知道他俩是相见恨晚！
跟他在一起只有两周的时间，但戴爱莲感到非常舒畅，她不确定他对她的感受如何，反正她认识了这个人，也真的爱上了这个人！无奈威利已经承诺和西蒙结婚，他要遵守诺言。这段恋情发生在短短的两周里，却影响了她的一生。她一直在努力忘记，却没有成功。他一直在她的心中，谁也无法代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地利的生活特别困难，威利的父亲自杀了。有一次他给她写信，说是生活状况极差，向她求援。她当时在国内，并已和叶浅予结婚，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与叶浅予一见钟情
由于父母已是特立尼达的第二代侨民，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把讲英语的戴爱莲当作不折不扣的“洋人”，这使她十分难过。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中文，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几经周折，她找到当时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争取到去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阅读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的机会。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更增加了她对祖国的向往。
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东北，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身在异国，戴爱莲仍然关心中国的形势，并经常在伦敦参加“援华委员会”
的募捐义演。抗日战争爆发后，“爱祖国爱得炙热”的戴爱莲决定返回中国，亲自参加抗战，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1939年，在英国向德国宣战后，在中国内地举目无亲的戴爱莲不顾所有亲友的反对，毅然决定回祖国去。为了能回国，她还曾去应聘“保姆”，想跟着雇主家去香港，即使不遂也要另谋他径。
1940年戴爱莲先从英国利物浦坐轮船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再坐飞机到吉隆坡，最后再坐大轮船到香港，终于踏上了她梦寐以求的祖国土地。
第一站到香港是因为她姨母在香港，更主要的原因是她十分敬仰此时身在香港的宋庆龄。在伦敦她就为“保卫中国同盟”做过募捐。宋庆龄对戴爱莲的舞艺极为欣赏。
1938年，不愿继续做情妇的梁白波离开了叶浅予，叶浅予怀着凄楚的心情独自去了香港，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任务完成之后他回到武汉，此时武汉已在日寇的包围之中。他随机关撤退到长沙，又在长沙大火之夜走出长沙，撤到桂林。随后，他再次受命去到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
在驻港各方的支持下，《今日中国》顺利出版。叶浅予作为主编，和香港相关方面联系广泛。广州沦陷后，香港成为孤岛，英国殖民当局由于和中国政府有特殊关系，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活动采取了同情和保护的态度。日寇因此对香港的抗日活动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叶浅予，说孙夫人要为延安的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请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要他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并替他约定了和戴爱莲在一家跳舞厅见面。于是，叶浅予见到了身材矮小、舞技娴熟的戴爱莲，她操着一口英语，而他的英语只有中学水平，两人交流基本靠打手势。
舞厅晚上营业，白天关闭，戴爱莲上午在此练舞编舞。叶浅予与戴爱莲结识后即在一旁观看，有时画点速写，准备为她设计一张舞蹈晚会的海报。
戴爱莲做事十分专心，她一整天都在练习编排舞蹈，没有注意到一旁画画的叶浅予。在一次休息时，戴爱莲走过来看到了叶浅予的速写，她惊呆了！“画得特别好，静止的画里边能看见有动作的感觉，这让我很惊讶，而画画的人也很帅！”戴爱莲的眼睛亮了！眼前的年轻人，不仅画技出众，而且外表英俊，她为威利备受煎熬的心得到了慰藉。
九龙半岛酒店的舞蹈表演会成了叶、戴相爱的重要契机。叶浅予为这次演出尽了最大努力，他既是舞台监督，又是服装管理，还请了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是前台经理。他们三个义务劳动者，帮助戴爱莲为祖国神圣的抗日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项政治任务。
一星期之后，叶浅予、戴爱莲成了相熟的朋友。通过他，她结识了好几个文艺界人士，他还带她到湾仔、筲箕湾等渔港去玩，接触城市以外的天地。经过几次活动，叶浅予的英文口语渐渐提高到可以和戴爱莲对话了。戴爱莲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叶浅予是她所认识的唯一来自抗战大后方的中国人，她对他有特殊的亲切感。
而叶浅予在和她认识以前，从未和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一个华侨艺术家接触过。
半个月后，他俩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速度相当快，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没法抗拒”。
演出结束后，戴爱莲告诉叶浅予她要去延安，要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叶浅予说，自己也要去内地，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向政府请示。这样，两人刚好可以同行。叶浅予说：“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要先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后上路。”戴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他抱住，连连亲他。叶浅予欣喜若狂，暗暗自慰：“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从天上又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去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了。”
二人认识两周便结婚了。戴爱莲在她的自述中说：“我眼中的叶浅予潇洒漂亮，又是进步人士，具备了我择偶的基本条件，我便主动去爱了，我们认为两周结婚是十分正常的行为，因为我们当时是真正的情投意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