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气派，令人惊奇。
梁白波到台湾后婚姻生活也不美满。她无法过纯粹的艺术生活，也无法像普通的家庭主妇那样沉湎家庭温暖中，她迷失在“为艺术”和“为主妇”的矛盾与冲突的漩涡中。她先居于台南市，在廖未林的龙门窑厂做美工工作。她一直试图和陈恩杰分手，1950年代末曾“离家出走”，只身到台北，最终因病痛及思念儿子，又回到家庭。
梁白波“出走”时，林海音在编《联合报》副刊。有一天，文友魏希文找她，说要介绍一位女漫画家梁白波给她，林海音一听惊呼：“这不是叶浅予的那位吗？”梁白波与叶浅予仙游北平时的情景如白鸽拍翅而来。
林海音正准备给连载小说加插图。在她的举荐下，梁白波开始为台北《联合报》副刊的连载小说创作插图，以稿酬补贴生活。梁白波来台北工作，闲下来就住到林海音家，和她的母亲、女儿们相处甚欢。梁白波身兼二职，一面在龙门窑厂工作，一面帮林海音的副刊画插图，生活渐渐安定下来。除了林海音家，梁白波的朋友并不多，林海音看得出她独来独往的日子“很寂寞无聊”，情绪“并不是很好”。林海音希望她能重拾画笔，振作起来，但她画了两三部小说的插图后，就“难以为续”了。林海音将此理解为“艺术家的灵感，像作家一样，是勉强不来的”，直到梁白波不辞而别回到南部，寄来信，林海音才明白她绘画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病痛及“苦闷的心境”。
写信时的梁白波已经离开龙门窑厂，8月中她动了一次“拖到不能再拖”的手术——她长了子宫瘤，每月出血很多。她忽视着自己，到愈来愈凶的地步，非要打各种针药才能止血安宁。病痛折磨着她，每天做八小时工，“余下的时间就没有精神往外跑了”。8月的这次手术，“那是拖到不能再拖了，才让人家推我进手术室的”。对病体消极无为，潜藏着厌世的情绪。对人生，她消极抵抗；对生命，她漫不经心地消耗着。一个连身体都不爱惜的才女，人世对她，果真是“一片荒岛”。
但她，一如既往地渴望着人世的温情。她心头一直有一抹暖色：刚到台北的时候，林海音等友人给她以真诚的帮助及鼓励。她一直珍藏着这份友谊，但并没有轻言谢字。她在给林海音的信上说：“实在应该对你讲讲才好。”梁白波不喜欢用语言表达感情，她在信上这么说，可能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再不说就来不及了。试想，真心喜欢她的友人读到这样的信，心里该怎样地痛楚。
梁白波对林海音说：“我有时真想去看看你们，听你们讲点什么也好呀，就那样拖不动。”除了儿子与妹妹等家人外，那是她在人世唯一的温暖与慰藉。和友人在一起，她的心是稳妥的，便是一言不发，做个听众，感受着那种友情浓浓的气氛，也有精神的满足感。但连这点不足道的愿望都因病痛及因病而起的心烦而不能践行，“有些答应人家做的事，也跟着弄得乱七八糟”。她不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将一切打理得妥妥帖帖，无法应付时，“最后只得一走了之”。
梁白波辛酸地调侃自己：“我也真叫‘老古董’了”，“好像这种毛病的名称不太雅，难于开口讲似的”。她请林海音代她向久未通音讯的友人魏希文表明一下，她“并不是有意冷落了老朋友的，这种病只有我们女人家才知道是多烦人的”。
梁白波已失去打理艺术和生活的能力了。她对病体，对生活，对艺术，对爱情，对友情……统统无奈。
她唯一的孩子是剖腹产生下的，加上这一次手术，她腹部共有两道疤痕。心头的疤痕是看不见的，却更深长。
动过手术后，梁白波对林海音宣称“现在是完全好了”，向林海音“讨要”画插画的机会：“这一向有没有画插画的机会？分点给我做做好吗，我没有收入不成呀，还是再来走走你的门路吧。”她说自己“没有办法对付学生，就不敢想去当教员，就是硬起头皮去嘛，机会也难得”，这样地矛盾着，惯性和惰性来了，“其实做做花瓶也很惬意的，我又不想再回去了”。
她的独生子恋母，儿子对她说“妈妈在身边，我生活得比较有意思”，“妈妈，你睡过的枕头好香啊”！梁白波承认不爱拾掇自己，明白儿子那样说，只表示他乐于亲近她。儿子是梁白波唯一的安慰，她的心无论怎样坚硬成“百炼钢”，在儿子的稚语里都化作了“绕指柔”。儿子的央求令她不忍心再走开，直叹：“女人！女人！心肠一软，什么都完了！”
“这里没有可聊的朋友，这就像站立在一片荒岛上，非常寂寞！”为了驱逐寂寞，她甚至愿意“有点腰酸骨痛的折磨”。这样的寂寞，真是深入骨髓、寒彻心扉了。
她央求友人：“要是不太忙，请给我写一点。”寂寞像她手上的青筋，历历可见。
梁白波很快接到林海音的四页信，兴奋得像一个孩子。“你不虚伪！”这是她对友人的最高评价。可想而知，她一生最恨伪君子，而她的这种痛恨有着鲜明的指向。
她希望林海音的儿子来做客：“好让我孩子在人家面前骄傲，他自己有了个大哥哥呀！”她还提到了陈恩杰：“说到我先生，只是我跟他合不来，他对人、对事，都没有错。”她沿用江浙人的说法自我调侃，说这次自己做了回“回汤豆腐干”。她曾负气出走，意欲斩断婚姻枷锁，却没有办法律手续。这次动手术，“无可奈何就走回头路”，而让她回头的，是儿子。
梁白波说：“其实我没有资格把自己搁在伤感情绪里面的，看看能不能自己从难堪的现场站起来。”她想将自己练成一副盾牌，无坚可摧。然而次年2月，病还未完全好，她又从台北回到了南部。她为此焦心不已，“精神很疲困”，“只怕我自己好不起来，怎办？”
梁白波的岁数比林海音大，“可是做人方面来说，我比谁都不够当姐姐的份儿”，她宁愿叫林海音为“姐姐”。她无奈地说：“像我这种人还是躲在家里比较好，因为在外面做事，我的应付和对付的手段一点也谈不上呢。”天分极高、在油彩中飞扬的艺术家，现实生活中大抵都是这样的：害羞内敛，敏感自爱，不具备和这个外部世界正面交锋的能力，故将全部才情与热爱倾注在作品中。人事上的怯生，令心理年龄永远稚嫩，觉得自己不能从容应对社会上的风刀霜剑，这种艺术的慧根与对练达人情退避的怯懦和无奈，几乎是命定的。梁白波不是向日葵型的女人，她可能内心无比向往“健壮”、“开朗”、“明亮”、“丰泽”等字眼，希望自己有穿透阴郁的力量，像阳光一样放射个性和艺术的华彩，但她却只能眼睁睁地任自己坠入不幸的谷底。
给友人写信，梁白波也整理不出思绪，谈先生，谈儿子，谈自己，下笔皆闲闲的，淡淡的，儿子头“剃得一片青青的”上学去了，一向注重审美的梁白波自然“好不赞成这种光头”，觉得“实在要有人提出理由来抗议一下才对”。写着写着，她笔下便乱了，显见内心方寸已乱。生活是太艰涩的一杯茶，她可以端起一口气饮下，但如何能向友人细细描摹个中滋味？
对于封闭自己存在的问题，她也有所认识：“我想我是太会‘闭关自守’那样的方式来应付生活。自尊心太重！实在有什么事都不妨问问朋友，多找朋友商量商量啦，多采纳朋友的意见，这样做错事的机会就少了，你说是不是？”
但这些积极的思想只像春水的泡泡，刚“咕咚”响一下，便沉寂了。
生活的惯性太大了。
梁白波不甘却只能在消极里避世。她甚至想打牌：“若论到打牌，我从前最讨厌的啦，现在我恨我学不会呢！真的做人何必太认真呢，又不是想要人家的钱。”梁白波颠覆了自己的人生理念，就像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放弃自己以前所信奉的，恭行自己先前所厌弃的，没有精神支柱，任自己凋零。
病榻上的梁白波被思绪牵引到过往：“安静地想想自己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许多有问题的地方，一个人能老是不做错事吗？过去的就算了，不再提了，看到你热热的信免不了又想讲讲，如此而已，请别多心吧。”那她知、林海音亦知的“过去”，便是与叶浅予的“30年代的浪漫”爱情。
她和叶浅予的一笔账，一直没有算清，在给友人的信里，未免“有点牢骚味道”，让友人“看了不对劲”。梁白波说：“这也不能怪我啊！”该怪谁呢？怪年轻气盛，怪“那人”没有做出最大努力，怪时代……但梁白波是言出必行的人。她说“算了”，此后果然不再提。这“算了”，便是对斯人、对往事的一种饶恕。虽然勉强，却也铿锵。
潦倒的现状、沧桑的情感，皆令梁白波感到幻灭，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忧郁症发展成精神分裂。“霁月难逢”也曾逢，“彩云易散”何曾散，几经蹉跎，“心比天高”的女画家，终因幻灭感导致精神分裂症，于1976年自杀于海滩。
梁白波奉邓肯提倡的自由精神为宗教，有着强烈的自由意识，不愿“被侮辱”，却一再“被损害”，曾经沸腾的爱沉于人的地心，“黑色之爱”成了涌动在心底的石油……《白波纪念》是梁氏后人出的一本画册。画作是那般纯美，画里有天籁，令人思之泪落。
梁白波的抽身，是叶浅予的损失，也是中国漫画界的损失。友人谈起梁白波，皆深深叹惋：“梁白波的漫画生涯甚为短暂，她留下来的那些‘少而精’的作品，几乎都作于1935—1938年初这三年期间，也正是她和漫画大师叶浅予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在我国稀若麟角的女漫画家中她既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起乏人，因此这颗早逝的彗星尤其值得我们怀念。”
几年之后，从席与群的美国来信中得知梁白波死讯后，叶浅予黯然神伤。1980年代初他去武汉讲学，特地到武昌昙华林文华大学原址前三厅驻地凭吊故人。往事如落英缤纷，而当年的梁白波俨然“桃花得气美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