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主张“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他认为写文章可分为主动与被动两大类，他曾写道：
所谓“被动写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的应试的“八股文”和“试贴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文章多半是“代圣人立言”的，或者是“颂圣”的，不许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会说废话。记得鲁迅在什么文章中举了一个废话例子：“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在怀之在抱。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后面好像还有，我记不清楚了）这是典型的废话，念起来却声调铿锵。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这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少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至于主动写的文章，也不能一概而论，仔细分析起来，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出“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须深责，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像吾辈“爬格子族”的人们，非主动写文章以赚点稿费不行，只靠我们的工资，必将断炊。我辈被“尊”为教授的人，也不例外。
在中国学术界里，主动写文章的学者中，有不少的人学术道德是高尚的。他们专心一志，惟学是务，勤于思考，多方探求，写出来的文章，尽管有参差不齐，但是他们都是值得钦佩、值得赞美的，他们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脊梁。
我在上面几次讲到“新意”，“新意”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的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出于“灵感”的，比如传说中牛顿因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灵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牛顿一定是很早就考虑这类的问题，昼思梦想，一旦遇到相应的时机，豁然顿悟。吾辈平凡的人，天天吃苹果，只觉得它香脆甜美，管它什么劳什子“地心吸引力”干嘛呀！在科学技术史上，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现在先不去谈它了。
在几十年前极“左”思想肆虐的时候，学术界曾大批“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做法，因为这样就不能“代圣人立言”必须熟读圣书，心中先有一件东西要宣传，这样的文章才合乎程式。有“新意”是触犯天条的。这样的文章一时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这样的文章印了出来，再当作垃圾卖给叫破烂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白色垃圾”），除了浪费纸张以外，丝毫无补于学术的进步。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可”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了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写成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可惜——是我觉得可惜——眼前在国内学术界中，读杂志的风气，颇为不振。不但外国的杂志不读，连中国的杂志也不看。闭门造车，焉得出而合辙？别人的文章不读，别人的观点不知，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写开写开。这样怎么能推动学术前进呢？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国际学术接轨”，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轨”究竟在哪里吗？连“轨”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轨”，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写文章如此，做人何偿不是如此呢？没有创新，何谈生存呢？中国近代近百年的历史已经将这一点充分地证明给我们看了，没有创新、就没有生的力量。
3.永荷青春活力，永居时代前沿——蜕变新生
我们北大人是善于尊重和继承优良传统的，北大人更是勇于开创新局面的。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北大人总是“敢为天下先”的，也是敢于正视自我和善于突破旧我而蜕变新生的！
现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为知识和智慧的竞争，而知识和智慧的竞争，又归结为学习的竞争。
知识经济是学习竞争经济，是人才经济。人才是学习的最佳体现和载体，是知识经济的命脉。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才之争。
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国民创造力的竞争，是创造性人才的创造速度和创造效率的竞争。在知识经济中，人才和学习创新能力，比资金的投人与积累、市场的占有与扩大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人才是未来知识经济的制高点，是这场新的国际竞争的焦点。国内外许多高技术企业都是在有了技术创新人才和能看到潜在市场的人才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它需要的人才也应该是一种新型的人才，这种人才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创新，是学习的完美效果体现。21世纪更注重能力，漠视职位。由于公司等级制度的崩溃和组织间界限的消失，工业时代的优越性便成了时代的障碍。明天的技术不再需要数百万粗通文化的人在一起干不断重复的工作，不再需要怕丢了饭碗面惟命是从的人，而是需要能够当机立断的人，能够在新的环境里迂回前进，还要敏于发现迅速变化的现实中的新规律。这就是适应和创造的能力。知识经济时代需要这样的创造性思想深入骨髓的人。
一个创造性人才，应该具有以下素质：首先，应该具有创新精神，应养成推崇创新、追求创新和以创新为荣的意识；应该善于发现并提出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次，应该学会创造思维，能够打常规，突破传统观念，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从而使思维具有一种“超前性”。第三，应该具有创造力，具备宽广而扎实的基础知识、广博的视野，以及善于综合、开拓新领域的能力，掌握创造新知识的方法论。第四，应该具有健全的人格，必须具备献身科学、献身人类事业的坚强意志，具有敢闯、敢冒风险、敢于怀疑和批判的科学精神，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
面对21世纪的挑战，社会要求的是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明显得突出了。加强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简单地扩大知识面，高校应重视学生创新能力、获取知识和信息能力的培养。大学应教会学生怎样去思维、创新，从而成为人才。所谓高层次的人才，应当具有接受终身教育的素质，这是因为在生产实际中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产品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
全面素质教育应包括科学素质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两个方面。受过良好的素质教育的学生，应该具有全面的素质，能独立思考问题，成为适应力极强的多面手。现在我们所说的文化素质教育不是古典的人文教育，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归，而是人类即将进人21世纪的文化素质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古典的人文素质教育关注的是人在自身道德和理性的发展，近代的科学技术革命给教育注入了丰富的内容，注重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结果、认识世界。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文化素质教育，从内容上说，应该包括人文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两个部分。
传统教育扼杀人才的创造力。解放以后，我国沿用了苏联的教育体系，采用了传统的教育方式，只注重知识灌输，不注重技能的训练，不注重动手能力的锻炼；以考试为手段，以高分为目标，使学生偏重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致学生的质疑能力差、辨识能力差、冲击能力差。
目前，高校教育普遍存在功利化倾向，迎合学生的功利性要求，微观教育太多，宏观教育太少，技能知识教育太多，对学生的教育素质感染太少。这样培养的人才在素质上存在重大缺陷，他们只能成为高级打工仔，难以在知识经济时代中独占鳌头。杨振宁教授有个评论：“中国的留学生，学识成绩都是很好的，但知识面不够宽。还有就是胆子太小，觉得书上的知识就是天经地义不能随便加以怀疑，跟美国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别。”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校文教授也认为：“中国的学生学习很刻苦，书本成绩很好，但是动手能力差，创新精神明显不足。”两位学者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打中了我国传统教育的要害。诺贝尔科学奖代表了世界科学一流水平。一个国家从立国到获得诺贝尔奖所需的时间，据对前苏联，捷克、波兰、巴基斯坦和印度5国的统计，平均数是37年。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已达49个年头，至今没有完成零的突破。这固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传统教育扼杀了人才的创造性，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时代对我们的学习提出了新要求，大脑不能永远成为单一的接受器和存储器，否则诺贝尔奖将永远与我们这块国土无缘。知识经济时代的轴心转移更是从各个方面对传统的学习内容、方式和教育机制进行了一次深刻大批判，要想在新的社会中脱颖而出，创造性的学习空前的重要了。
无论历史多么的宏丰，无论现实多么的美好，富有生命力的人们总应该去探索、去创新！北大及北大人在探索、在创新中永葆青春活力，永居时代前沿，永立于不败之境！
求索之路，总在时代的前沿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精神，都有着代表这一个时代的特点。而每一个时代却都有着一个共性：不断求索创新。每一个时代的前沿，都有着最勇敢的人在为更新的发展努力拼搏，寻找着生命的活力。
北大人是善于尊重和继承优良传统的，北大人更是勇于开创新局面的。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北大人总是“敢为大下先”的，也是敢于正视自我和善于突破旧我而蜕变新生的！”
现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为知识和智慧的竞争，而知识和智慧的竞争，又归结为学习的竞争。
知识经济是学习竞争经济，是人才经济。人才是学习的最佳体现和载体，是知识的命脉。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才之争。
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国民创造力的竞争，是创造性人才的创造速度的效率的竞争。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和学习创新能力，比资金的投入与积累、市场的占有与扩大更为重要。也就是说，人才是未来知识经济的制高点，是这场新的国际竞争的焦点。国内外许多高技术企业都是在有了技术创新人才和能看到潜在市场的人才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它需要的人才也应该是一种新型的人才，这种人才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创新，是学习的完美效果的体现。21世纪更注重能力，漠视职位。由于公司等级制度的崩溃和组织间界限的消失，工业时代的优越性便成了时代的障碍。明天的技术不再需要数百万粗通文化的人在一起干不断重复的工作，不再需要怕丢了饭碗而惟命是从的人，而是需要能够当机立断的人，能够在新的环境里迂回前进，还要敏于发现迅速变化的现实中的新规律。这就是适应和创造的能力。知识经济时代需要这样的创造性思想深入骨髓的人。北大正是培养这些人的摇篮。
北大一位教授曾指出：一个创造性人才，应该具有以下素质：首先，应该具有创新精神，应养成推崇创新、追求创新和以创新为荣的意识；应该善于发现并提出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次，应该学会创造思维，能够打破常规，突破传统观念，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从而使思维具有一种“超前性”。第三，应该具有创造力，具备宽广而扎实的基础知识、广博的视野，以及善于综合。开拓新领域的能力，掌握创造新知识的方法论。第四，应该具有健全的人格，必须具备献身科学、献身人类事业的坚强意志，具有敢闯、敢冒风险、敢于怀疑和批判的科学精神，具备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
面对21世纪的挑战，社会要求是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明显得突出了。加强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简单地扩大知识面，高校应重视学生创新能力、获取知识和信息能力的培养。大学应教会学生怎样去思维、创新，从而成为人才。所谓高层次的人才，应当具有接受终身教育的素质，这是因为在生产实际中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产品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大学生不但要学会生存，而且还要学会学习。
邹衡曾说：“全面素质教育应包括科学素质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两个方面。受过良好的素质教育的学生，应该具有全面的素质，能独立思考问题，成为适应力极强的多面手，现在我们所说的文化素质教育不是古典的人文教育，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归，而是人类即将进人21世纪的文化素质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古代的人文素质教育关注的是人在自身道德和理性的发展，近代的科学技术革命给教育注人了丰富的内容，注重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结果、认识世纪。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文化素质教育，从内容上说，应该包括人文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两个部分。”
邹衡举过建国初期，教育上的失误的例子。
解放以后，我国沿用了苏联的教育体系，采用了传统的教育方式，只注重知识灌输，不注重技能的训练，不注重动手能力的锻炼。以考试为手段，以高分为目标，使学生偏重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致学生的质疑能力差、辨识能力差、冲击能力差。用此来说明传统教育扼杀人才的创造力。
目前，高校教育普遍存在功利化倾向，迎合学生的功利性要求，微观教育太多，宏观教育太少，技能知识教育太多，对学生的教育素质感染太少，这样培养的人才在素质上存在重大缺陷，他们只能成为高级打工仔，难以在知识经济时代中独占鳌头。
杨振宁教授有个评论：“中国的留学生，学识成绩都是很好的，但知识面不够宽。还有就是胆子太小，觉得书上的知识就是天经地义不能随便加以怀疑，跟美国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别。”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教授也认为：“中国的学生学习很刻苦，书本成绩很好，但是动手能力差，创新精神明显不足。”
如此之学生，怎会在时代的浪潮上站住脚呢？两位学者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打中了我国传统教育的要害。诺贝尔科学奖代表了世界科学一流水平。一个国家从立国到获得诺贝尔奖所需的时间，据对前苏联，捷克、波兰、巴基斯坦和印度5国的统计，平均数是37年。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已达半个世纪，至今没有完成零的突破。这固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传统教育扼杀了人才的创造性，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