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改变环境法
改变环境法是人们最常用的方法。此种方法对于姿势不良、边读边吃等读书瓶颈非常有效。例如，因为有了躺卧读书的地方，才会边吃边读的。
因此，把环境改变，把原因消除，习惯性的反应也就不会出现了。觉得自己定力不够的学生，最好在图书馆里读书。因为在图书馆里读书，不但可以避免不良读书习惯，还可以得到两种副产品：
一种是，因大家都读书的气氛让你觉得你不能不读书。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读书，惟有你没读书，就会显得与大家格格不人。
另一种是，由于身处在成千上万本书的气氛中，使你觉得不能不读书，因为，你感到了自己的学问渺小，而好书当前又不去读它，就显得有些辜负这些好书。
不过，读书习惯的改变是件知易行难的事。如想采用的方法行之有效，北大才子认为，必须遵守以下三个原则：
1．每次只选一个习惯改变
当一个读书习惯改变成功后，再改第二个，第三个。这样，实施起来比较容易成功，而且也能增加自信心。
2．先改变最容易改变者
对于那些不容易改变的读书习惯，改变时常虎头蛇尾，难成全功。与其劳而无功，还不如暂时留置，等有了经验和信心时，再来改之也不迟。
3．了解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革除不良读书习惯时，应采取微效渐进的策略。因为，读书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所以，也不可能一日就将其革除净尽。只要觉得你革除旧的读书习惯的方法行之有效，你就要继续进行，你应如滴水穿石，切忌一暴十寒。
2.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成才的关键
具有创新意识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曾在北大工作10年的李大钊先生在一次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北大两字，本旁视者对北京大学之缩称，吾校人员亦省而用之，外人即不免认吾校自我北大，带有骄气，其实此正北大之精神。益吾校要研究各种学术，自然算大。希望同仁以后都从大字上做去，发扬伟大的精神。”北大，已不单单是北京大学的缩称，而且被人们赋予了特殊而丰富的含义，它代表着一定的实际水平，某种程度的尊重，蕴含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人文精神，北大精神。
北大精神的具体解释又是什么呢？1989年，北大校长丁石孙在接受《大学生》杂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过：
“北大有其独特的校风，但是要让我用非常准确的语言来刻画北大校风或者叫‘北大精神’，这也是非常难的。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我是从以下几方面来刻画的：
“北大的学生是不断要求改革，常常不满意现实的。当然不满意现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北大学生总想把历史不断地推向前进。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精神，因为我们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
“北大的学生有历史的责任感，有社会责任感。我可以说北大学生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都如此。有些从外面来的人同北大学生接触以后告诉我，北大学生谈自己的事情比较少，谈国家大事、谈事业的比较多。我认为这是好的，这种精神要发扬……
“与此相联系，北大学生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就是说，为了科学的进步他们可以废寝忘食，为推动社会前进提出主张，他们可以不顾个人安危，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多得很。
“我觉得恐怕还有一点，我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北大的学生非常严谨和踏实。民主和科学都包括在内，严谨就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随便乱说话，一切都服从真理；民主就是说我们不惧怕权威。”
实际上，丁石孙校长这几句话，我们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字：北大的大，就在于北大人身在校园，心系天下。北大人的心中装得天下，当可谓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与古圣先贤们一脉相承之优良传统。即使面对今天走向新世纪的一派繁荣景象，北大学子中仍不乏忧心忡忡者。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给她中学时代的老师写信说：“大学生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英语了，过级、出国、考研，样样离不了它，自习室里刻苦钻研者有一大半在学英语，怪不得有人戏称北大是美国大学的预科班。在北大，为出国而奔忙已经像一日三餐那样平常了。”另一位北大学子说：“北大人才大量流失，或远走于他乡，或隐匿于民间，很少为国家所用。虽然以北大之素质，行走世间也算从容，但毕竟缺乏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向心力，莫非真要到国难临头，方能显世间英雄本色。”
从使命感向责任感发展，我们北大人正走向成熟。作为北大的学子，首先应该秉承北大的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北大治学精神的一个特别突出的方面。这种“创新”，决不是胡思乱想、哗众取宠的胡闹；而是发于勤奋、严谨、探索、求实，继而又善于独立思考之基础上的功到自然成的智慧的迸发与闪射！
远如俞平伯，他在北大讲诗词，深入、新奇，见前人未见之处；早在解放前就敢写《红楼梦辨》，远出时俗。胡适，则为“语言革命”之鼻祖，大力倡导白话文，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现在的北大，学术洁难、争鸣之风依然彼伏此起，相互竞争和敢为学派的创新之事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学生不愿重复导师所设计的现成的道路，宁愿在自己开拓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
北大出现了如此“混乱”的局面和如此多的“逆徒”，可是学校领导和老教师们不但不生气，反而非常的欣喜，因为在他们眼里看到的是北大的勃勃生机和无限的希望。
在北京大学，无论是祖师爷辈的老师，还是师爷、师父辈的老师，也无论是刚刚转为老师的师兄师姐辈的老师，他（她）们都特别喜欢和鼓动学生“反对”自己的观点。他（她）们经常在课堂上或课堂下对同学们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动脑筋，要善于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去分析问题，要学会发现新的材料、新的问题，要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善于提出新的观点或看法；就是在考试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不必按老师的观点去答卷，完全可以写上自己的观点，老师的也只是一家之言。只要你们阐述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时，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是与老师的观点完全相反，也照样可以得高分！”社会学系的一位老师谈到他的评分标准时，说得更详实：“完全照笔记回答的给八十分以上，答自己想的给九十分以上。而完全照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回答问题的很少有九十分以上的。”历史学系的一位老师也曾说过：“你们按照我讲的内容和观点答卷，等于把我给你们的知识又还给了我，这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们老师说这番话，决不是谦虚之词，更不是客套话；而是肺腑真言。北大的学生在这方面也是从来就“不谦虚”、“不客气”的。“逆徒”是一代接一代。
有无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有无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创是考核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锐气的关键所在！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是一个优秀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在过去是如此，在将来的社会里更是如此。当代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世界经济和技术正面临着一个连续的时代。”
创新是一种生的力量
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格言，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激励着北大学者们不断进取，勇于创新，为北大的生命力注人了自己一腔热血。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一代又一代北大人挥汗如雨，广学、精学，厚积薄发，为后人们留下一个又一个学习的典范。从第一任北大校长严复开始，创新就是北大人的一种精神面貌。严复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在当时之中国真可谓“前无古人”之举。但就是凭着勇敢的创新精神，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又一次泛出了青春的光华。
蔡元培，做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的一校之长，自其上任起，便大整北大不良之校风，革除传统思想中的封建与弊端，化腐朽为神奇，兴利除弊。
蔡元培自1917年起就任北大校长，在此之前，北大的封建主义、官僚习气还非常浓厚的。学校如同衙门，教师无心学术，学生则多系官宦富豪人家子弟，一心把求学当做升官发财的捷径，对读书了无兴趣，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学校内乌烟瘴气，亟待改革。
蔡元培主校后，立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举利除弊，匡正校风校纪，使北大迅速踏上振兴之路。
1917年1月9日，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大主张，并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的高等学府性质，明确了大学生们“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应“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一石激起千层浪，蔡元培的全新主张，立即在校内引起强烈的反响。
蔡元培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不废除旧人旧学的同时，大兴新人新学。
他三顾茅庐，恳请因主办《新青年》，大办宣传民主科学思想而享誉海内外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来北大任职，担任文科学长。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身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北大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紧接着，蔡元培又陆续诚聘了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大批具有革新思想的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为北大师资力量充入新鲜血液。
同时，众多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如马寅初、沈尹默、徐悲鸿、熊十力、陈垣、萧友梅、沈兼士……也纷至沓来，被蔡元培请入北大，在文科、法科等处担任教授之职。
一时间，北大的文科变得实力异常雄厚，理工科方面显得相对薄弱，蔡元培立即在科学界广招贤才，聘请到李四光、丁燮林。何杰、丁文江等著名科学家来北大任教。
经过一系列精心调整，原本死气沉沉的北大，骤然间变得名流云集，人才苔革，思想及学术活动都异常活跃，教学及科研均史无前例地盛况空前，呈现了一派兴旺发达的繁荣局面。
除了在教学方面实施了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蔡元培还积极倡导思想自由，试图从最为根本人的思想方面对北大进行革命性的改革。
他在校内发动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国文学会、哲学会、史学会、心理学会等覆盖面广的学会，几乎每系都有，同时校内还有许多大型社团，如：北大学术研究会、北大新文学研究会、北大书法研究会、北大武术会……很多社团还拥有自己的刊物，如《少年中国》与《新潮》，在校内外广有影响。有几家社团邀请蔡元培校长担任会长，他均欣然应允。各学术团体还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讲座既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与生活，也极大地活跃了校内的学术空气。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下，北大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的活跃局面，为五四运动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沈从文，这位由旁听声起步从而成为北大教授的文学家，在其工作中，到处充满着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沈从文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科班教育，但在教学方法上，却灵活多变，更加富有特色。
由于自身于创作旺季的著名作家，因此沈从文更注重言传身教式地向学生传授写作的实际经验与技巧。
他实行开放式的教学，从不让学生写什么命题作文，而是让他们完完全全地自由发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进行写作。命题作文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更不可能造就作家，对此，他深有体会。
沈从文非常重视培养学生观察世界、认识万物的能力，认为观察乃是写作之本。
沈从文在教学中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他不仅要求学生们写，自己也常常动笔和学生们一起“写作文”，而后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一起分析、研究文章的得失所在，通过深入细致的剖析，使学生们对写作产生更真切明晰的认识与理解。
他这种独具一格的教学方法，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也许是因为自己在创作之路上走过了太多的弯路，也许是为了感念北大先辈师长们当初对自己的关怀，沈从文对青年学子们，尤其是文学青年，总是倾注了自己的满腔心血，对之进行鼓励、引导。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北大的任教生涯一共有12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虽然，沈从文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远高于他在教育领域的贡献，他将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名垂青史，但是，作为一名认真、勤勉、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学教授，作为一名知才爱才、精心育才的辛勤园丁，沈从文先生亦将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热爱。
北大的创新还体现在彻底清除门户之见开创全新的局面。
院系调后的北大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科与原来的北大历史系三部分人马组成，各有各的门户。翦伯赞被任命为新组成的历史系主任。有人问他接受这项新工作有何感想时，翦伯赞叹道；“北大的一批人是胡适的旧部，清华的一批人是蒋延黻的旧部，燕京的一批人是洪煨莲的旧部，各有师承，各有门户，我只是孤家寡人一个，谁肯听我的。”此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翦伯赞当时的心境。
面对这种情况，翦伯赞到任后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地与老师进行了接触，或登门拜访或相约会见，了解大家的思想，沟通大家的心灵。经过一番深入的了解，使他感觉到门户之见并不那么严重，只要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求同存异，历史系就能形成强有力的教学实体。展望未来，他已成竹在胸。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历史系群英荟萃，各教研室主任要么是民主党派成员，要么是党外人士。翦伯赞对任何人都是重德重才，没有丝毫偏见。不仅如此，翦伯赞还十分关心教师们的生活，在党组织的协调下，解决了一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老师的生活和工作问题。面对来自不同年龄段的来访者，他都热情地接待，谈话内容不拘形式，从思想到教学、科研、学习、生活无所不谈，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剪伯赞已经成为教师们的良师益友和核心人物。门户之见的情况在北大历史系已了无痕迹了，北大历史系迎来了新的纪元，一个强大的教学和科研实体正在形成。
为了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阵地，并使北大历史系早日走向成熟和强大，事伯赞不仅注意方向道路问题，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实际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改革，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翦伯赞十分重视党和国家对历史战线提出的任务，解放初期，就积极参与发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工作，为研究近代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在日常研究工作中，他十分注重史料的整理工作，主张有计划地整理出版史料，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历史科学的重要基本建设。他主持过多种资料的编纂工作，如《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等。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他还十分注意扩大史料的来源，不仅从正史、野史、笔记中找寻材料，还从戏曲、小说中挖掘具有有史料价值的资料，而且还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印证、对比，去伪存真。除了各种文字资料外，翦伯赞也十分注重考古资料，主张对历史文化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而彻底清除了“门户之见”，开创了北大文化发展的全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