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顾问尾崎的被捕，只是一场引起严重政府危机的急风暴雨的序幕。法务相岩村向枢密院议员们报告说，被侦破的拉姆扎小组的领导人是里哈尔德？左尔格。他是德国记者，又是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的“密友”。根据宪兵队获得的材料，这个德国人，里哈尔德？左尔格，多年来一直是苏联谍报人员。
尾崎秀实的被捕，在日本政府内部好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不久前还是近卫的秘书兼顾问，在同首相共商机密大事的早餐会上每次必到的人，原来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苏联间谍！谁也不知道尾崎秀实把日本帝国的哪些机密交给了左尔格博士，不过，尾崎和近卫私交甚笃，随时可以了解到日本政府最隐秘的内情和计划。因此，作为《法兰克福报》记者、德国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实际上是驻日本的苏联间谍里哈尔德？左尔格，对这些情况是洞悉无遗的。
震惊日本帝国的这件大事发生在公元1941年的10月底。以往在日本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如此深入到“日出之国”的机密重地。这个外国人就是无形战线上的坚定战土、忠贞不渝的反法西斯英雄并因此而献出了生命的里哈尔德？左尔格。他神通广大，机智勇敢，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西方，直到今天仍然把左尔格称为“20世纪最大的间谍”，至今不了解内情的人还在问：左尔格博士究竟是个什么人？
根据他在日本巢鸭监狱写的自传材料，里哈尔德？左尔格，1895年10月4日生于南高加索的阿吉肯德，父亲是德国人，在巴库一家德国石油公司当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出身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左尔格3岁时来到德国，在那儿住了1／4世纪多，随后移居到苏联。
左尔格的祖父弗里德利赫？左尔格是马克思的战友。他同恩格斯一起参加过巴登起义，在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风暴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世纪中叶，革命战士们反复传诵着鼓舞人心的话：“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还有结尾的一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年轻的音乐教师弗里德利赫？左尔格曾和朋友们一起反复传诵着这些话。正是在《宣言》这部雄壮、激动人心的交响乐的鼓舞下，使老左尔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勇敢地参加了巴登起义。在共产党员奥古斯特？维利希领导下，起义持续了两个月。最后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了，革命遭到了镇压。弗里德利赫？左尔格被宣判死刑。后来逃亡到美国，在那里又组织了“无产者联盟”，并参加美国解放黑人的南北战争。当时美洲大陆上的战火方兴未艾，欧洲又诞生了被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它是由卡尔？马克思领导的。几年以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迁到纽约。根据马克思的提议，由弗里德利赫？左尔格当任总书记。
时光流逝，几十年过去了。返回欧洲已经无望。不过弗里德利赫？左尔格和他的同志们从来没有中断同德国的联系。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往来就是例证。他们的通信持续了几十年，弗里德利赫终生保存着这些珍贵的信件，并在去世前不久付诸出版。
年轻的左尔格为有这样一个革命的祖父而自豪，但真正决定他本人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是他参加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他憎恨战争，憎恨造成战争根源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从而决心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沿着他祖父老左尔格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共产主义事业、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
1917年，左尔格从前线回来后，进入柏林大学。这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革命洪流鞭策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在基尔，他在水兵中进行地下工作，秘密潜入兵营，号召士兵们参加斗争，参加革命。不久，德国海军的水兵们在基尔举行革命起义。后来他从基尔来到汉堡，在汉堡的大学里撰写论文，通过答辩，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底，他在《佐林根党报》任编辑，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之后，他还参加过汉堡起义，参加过红色萨克森的革命斗争。当然，所有这些，在德国警察局的档案里肯定有共产党干部里哈尔德？左尔格积极活动的详细材料。当初，他曾经担心盖世太保会在档案里偶然发现。而现在，在巢鸭监狱里，这一点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只是左尔格过去的经历，所以他才主动作详细的自述。让东条们了解，他们是在同什么人交手吧！左尔格像一艘高挂着战旗的军舰，投入最后的战斗。
左尔格被捕后，德国使馆连续向东条政府提出抗议。奥特大使同左尔格相处了整整10年，多亏左尔格的帮助，才使他爬上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的位置。他怎么也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间谍。他大骂日本宪兵队，脸气得发紫。
“他们想挑拨我们同日本的关系！”他大声嚷道，“那可以想别的办法么，干吗来这一手？！……简直是骇人听闻，想把左尔格打成苏联间谍？今天他们抓左尔格，明天就该抓到我头上了。这是侮辱国格……毛森格，你听我说，立刻到宪兵队找中村将军，要求释放左尔格。叫他们别装蒜，他们简直成了间谍迷！”
使馆特务头子毛森格上校蹙着眉头站在那里，用两只大拳头支着腰。
“大使先生，我真想把日本反间谍机构统统砸烂。这关系到党卫军的荣誉！我永远是左尔格的搭档。”
左尔格被捕已经好几个星期了，毛森格还奔走于宪兵队，想证明他的“牌友”是无辜的。有一天，毛森格又来到日本反间谍机关。大阪大佐请他查证一些有关左尔格博士的材料。党卫军分子欣然同意了，但是，当他读完一份材料后，不由得怒火冲天。怎么，居然说，左尔格是共产党的干部，是德国共产党首脑恩斯特？台尔曼的密友。
“这是从哪儿搞来的？！”
“在押犯左尔格的亲笔供词。”
这位特务政治专员两手一摊，纵声大笑：“这可真叫绝了，左尔格是台尔曼的朋友！想想看，这是多么愚蠹，多么荒唐！好吧。我来查证。可是大佐先生，一旦收到德国秘密警察的答复，我可不会羡慕你们侦察员的本领！”
过了一些日子，毛森格上校接到柏林来电，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盖世太保头子缪勒说，从东京寄来要求查证的关于左尔格的材料，已经全部由警察局档案库的材料所证实。
毛森格这才明白是左尔格愚弄了他。现在他到处嚷嚷说，除了他以外，谁都忽略了这个苏联共产党的间谍。他要求宪兵队把左尔格交给盖世太保。
总检察长和侦察员都急待左尔格把他的书面供词写完。然而左尔格却不慌不忙地写着那些同秘密工作无关的事。
“我的主要目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保卫苏联，使它不受各种反苏政治阴谋的危害，不受军事攻击的威胁。
我取得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德国驻东京的大使馆。这些情报是自愿向我提供的。我没有采取可以受到惩处的行动来取得这些情报。既没有进行威胁，也没有采用暴力……。”
这就是左尔格的自卫线。他像炮兵侦察员一样，在关键时刻力求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保护同志们免受打击。他下定决心，决不能让瞬间的懦弱玷污自己，要昂首挺胸告别人间。
侦察员和总检察长总算得到了左尔格的书面“供词”，但大失所望。他们手里拿着的根本不是犯人的供词，而是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和思考，是叙述革命生平的遗书。于是又开始了长时间的疲劳审问。现在侦察员已经掌握了拉姆扎的“罪证”。许多年来，他们向苏联中央发了大量的情报。仅在最后3年就发出了65420组密码，也就是327100个数字！
审讯员问道：“你承认这些数字吗？”
左尔格蔑视道：“我没有时间来做这样的统计。”
“我们掌握的材料已足够判你的罪了。”
“如果是为判罪，那你们根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要几个事实就够了。我们向中央发出报告，几百万人就开始行动起来！”
当审讯员依次列举拉姆扎小组发往苏共中央的情报目录时，左尔格嘲弄地说道：“我真没想到，我们居然干了这么多事情。”
他们发出的情报有：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按德国样式使军队现代化；日本军事工业的现状和关东军的部署情况；希特勒进攻苏联及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的情况；最近密报有9个集团军在苏德边境集结的情况。接着是日本的汽油贮备量，以及最近内阁会议关于决定南进而不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重要情报……
侦察员念得非常缓慢，不时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看左尔格。这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听着敌人列举他们的工作成就，思绪万千，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是的，他同拉姆扎小组的战友们，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所做的工作可真不少啊！
左尔格是在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奉苏共中央之命开始搞情报工作的。先在中国住了几年，然后回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了德国，那是法西斯政变之后不久。1933年1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上了台，德国沦入极端恐怖之中。苏联谍报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来到这座法西斯猖獗一时的活地狱。在这种情况下，左尔格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法西斯德国去，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行动。可是，共产党员左尔格就这样去了。
当然，一个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党员来到一家有名气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毛遂自荐要求当一名驻外记者，困难的确是不少的。为此，左尔格和苏联情报部门曾反复设想各种方案，有的推翻了又重来，再设计新的方案，逐步拟出了计划，定名为拉姆扎行动。决定借德国法西斯之手打进日本，再从日本收集关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侵略意图的情报。
左尔格在中国曾专门研究过经济问题——银行业务和中国市场的容量，给化学康采恩帮过忙，因此建立了业务联系。而且这次的旅行就是德国化学协会安排的。他本人是协会会员。化学协会和《法兰克福报》实际上都非正式地接受这家设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的实力雄厚的康采恩领导。这一切都有助于实现左尔格的计划。
《法兰克福报》主编是个倾向自由主义的人，纳粹党还没有来得及撤换他。他殷勤地接待了左尔格，详细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听取了博士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没有多加考虑就聘请他到报馆工作。
“博士先生，久闻大名！《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将为得到您这样的工作人员而感到荣幸。我已经听到别人介绍过您。不需要其他推荐信啦，您来得正好，我们驻东京的记者打算回欧洲。他那个位子现在还空着。”
里哈尔德？左尔格还有另一道难关：必须取得纳粹党驻报社特派员的同意。下午，左尔格专门拜见了这位年轻的头上留有几道伤痕的特派员。左尔格在门口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平伸右手敬了一个法西斯礼，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我叫左尔格，”他在安乐椅上一靠，“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可恶制度，我在国外住了8年，现在回来了，想为元首和他所复兴的帝国服务。他们要我到东京去当记者，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纳粹分子那一套不太复杂的术语和口号左尔格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所以不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为“元首”服务的坚定的纳粹分子。一小时后，就和这位特派员打得火热，晚上又一起到法兰克福纳粹党人经常聚会的皇家咖啡馆去喝烧酒、啤酒，用酒杯敲着桌子，一面唱歌，一面痛骂犹太人和共产党。
特派员已经喝得有点摇摇晃晃，但头脑还相当清醒。他对左尔格说：“老兄，别介意，为元首服务到哪儿不是一样。我一定尽快地为你办。在日本我们也需要有可靠的人……来，干一杯！……祝你健康！”就这样，三个星期后，去日本的全部证件都办齐了。
左尔格来到东京最初住在佐野饭店里。这是一家中等旅馆，虽然比不上帝国饭店，却也有些名气。客房都是日本式的小间。旅馆不在繁华的银座，可是相距也不太远，旅客不至于远离市中心。对于一个初到日本尚未扬名的新闻记者来说，这样的旅馆是最合适不过了。
最初几个月，左尔格是为自己“创牌子”。他给《法兰克福报》和通俗画报写了不少稿子，同外交官、工商界、政治家、演员、军官、新闻记者、德国侨民等广泛接触，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向新来的记者介绍东京的生活，晚上就带他到茶座和日本的小酒馆去玩，不过更多的是到德国人开的店里去，在那里可以吃到油煎小灌肠加白菜，品尝巴伐利亚啤酒，高呼“万岁！”而碰杯，然后海阔天空地闲聊。
左尔格就是在这些社交圈子里巧妙地同拉姆扎小组的核心成员记者勃兰科？武凯利奇、画家宫城四德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尾崎秀实秘密地建立了联系。左尔格向他的战友们传达了莫斯科对他们小组的期望。莫斯科要他们查明：日本是否打算在满洲边境进攻苏联？日本是否因此而训练陆海军？希特勒上台后东京和柏林的关系如何？日本对中国、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如何？是哪些势力在决定日本的国际政策？侵略成性的军界集团现在起什么作用？日本的军事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如何？
左尔格列举了那些等待回答的问题。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左尔格说，“要进行许多调查。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传递情报的邮箱或转运站。自己也应当成为可靠情报的来源。为此，我们应该熟悉情况，细致地研究每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在这之前，左尔格已经分别同每个人谈了他们的工作。拿尾崎来说，他是享有盛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德高望重，因此有机会接近日本统治集团。他应该探明政府、参谋本部和陆相的计划。这个任务十分艰巨，而且非常重要。但是，尾崎作为最大一家报纸的名牌观察家，是比较容易得手的。
宫城应该扩大和保持同军界的联系，注意国内问题，收集事实，加以整理，作出结沦；武凯利奇已经同各方面的记者建立了联系，他要在英、法、美等国记者中间收集情报，收集西方国家对远东问题的政策，特别是对苏、日关系前景的推测。
左尔格本人则负责研究纳粹德国和日本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像一架巨大的无形透光镜的焦点，国际政治的条条线索都在这里汇聚，并且被它所左右。谈到他的工作体会，左尔格说：“作为一个记者和情报人员，不仅要洞察当前的国际形势，而且要全面地通晓日本的情况。否则，我就很难比一个普通的德国记者高出一筹。凭着这些知识，我在德国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日本问题记者。”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常常表扬他，说他的文章提高了报纸的国际声誉。也正是由于左尔格作为一个记者所获得的名声，德国外交部授予他以新闻专员的官衔。左尔格在新闻工作上获得的成就有利于掩护他对情报工作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