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获取德、日两个法西斯统治集团相互勾结的情况，左尔格在德国大使馆里偶然认识了一个名叫欧根？奥特的军官。奥特有礼貌地作了自我介绍。他穿着德国炮兵参谋的制服，盘花肩章，胸前戴一枚铁十字勋章。奥特说，他到日本有好几个月了，他是作为军事观察员派来的，住在名古屋一个日本炮兵团的营房里，只有妻子来的时候才到旅馆里住。目前，他正在替冯？包克将军写军事评论，可是对于外交部分感到很困难，不知道左尔格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位可靠的熟悉情况的人。
左尔格面前这个人，长得粗眉大眼，仿佛刚刚用石头雕凿出来，这是典型的普鲁士军人。世界大战时，他在炮兵服役，当过黑色国防军的团参谋长，后来在德国谍报机关头子尼古拉上校领导下的新德国历史研究所工作过。这一重要细节像爱克司光一样，透视了奥特的整个生涯。左尔格了解历史研究所的底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军事指挥部、谍报机关和动员局都打着学术机关的招牌。奥特同德国将军团的最上层有联系，曾在中国干过谍报工作，因此他在日本干的肯定也是同样行当。左尔格的面前是一个有经验的德国谍报人员，目前他似乎需要一点帮助。
“我认为，”左尔格说，“只有了解日本的历史，才能了解它的现行政策。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明治天皇就说过，大和民族只有实现了三个阶段的计划才能征服世界。这就是：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占领满洲，乃至全中国。在征服台湾、朝鲜、满洲之后，现在该轮到中国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从来不忘称霸全球的传统政策。在他们眼里，欧洲不过是亚洲的一个半岛而已。”
奥特聚精会神地听着左尔格博士的宏论。他的报告里就是缺少这样一些远见卓识。军事观察员心里明白，他的前程取决于他将向柏林提出什么内容的报告。奥特派驻日本的时候，接受了一项机密而具体的任务：为军国主义日本和法西斯德国两家的谍报机关建立合作关系。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不够，需要提出自己的看法，预见到今后的前景。如果能吸收左尔格参加，那就太好了。
左尔格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慷慨激昂地说：“现在还有一个题目：日本需要一个军事盟国来实现它的大陆政策。这是显而易见的。它能指望谁呢？苏俄？不行！美国和英国？也不行！那还有谁呢？只有德国。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的政治神道行异曲同工之妙。你还记得‘生存空间’和‘向东方挺进’的口号吗？难道日本军方就没有这种意图？依我看，元首的德国也需要盟国，这个盟国就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我们的远景和我国远东政策的基础。”
“这就是我的浅见，不一定对，”左尔格最后说，“我再想想，看谁能给你帮忙。容我考虑几天。”
“我不揣冒昧，”奥特反问了一句，“请问，您本人能帮助我吗？”
左尔格正中下怀。不过，现在还不能过早地表示同意。他笑道：“奥特先生，我对这些问题可是一窍不通！我能说出什么道道？我还要向您求教呢。我给您另请高明吧。”
“不必，不必，我恳求您。当然，要看您有没有时间。”
“那我们以后再说吧……”其实，左尔格的这些议论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他只是迎合柏林的情绪，研究过纳粹的外交政策。他想，奥特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人，为什么不给他一些启示呢？
奥特的报告果然受到柏林的好评，尤其是受到希特勒的赏识，被提升为武官，不久又晋升为上校。祝贺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有希特勒的顾问约德尔、冯？包克、凯特尔和其他将军。现在奥特青云直上。他的官运亨通也多亏左尔格暗中相助。如果没有他，这位撂在名古屋日本军营里坐冷板凳的炮兵军官，当然写不出那样出色的报告，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出人头地了。奥特明白这一点，所以对左尔格感激不已，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一天早晨，他们出去散步。奥特让左尔格带上他的莱卡相机。他们溜达了一会，不知不觉进入了军事禁区，拍了许多照片。左尔格换上新胶卷，把照完的一卷装进口袋，他想再照一些，这样的好机会太难得了。突然从前面走来两个宪兵，还有一个便衣。幸亏有奥特这个保护伞替他解围，不然可就糟了。
傍晚，他们在凉台上下棋，奥特说：“左尔格，我给你安排了一项你想不到的活动，明天5点到使馆来。现在保密，包你满意！”
读过《日本纪书》这本古书的人，都知道1000多年前神武天皇诏书中的一句话：“以全世界为家，并统一之。”用日本话来说，就是“八一宇”。这是在日出之国生息繁衍的大和民族的先祖遗训。
到参谋总部军事学院参加招待会的路上，左尔格对奥特谈到了这句话。在被邀请的来宾中，非军人寥寥无几，左尔格博士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在东京声望日隆的奥特上校努力争取的结果。
他们进入军事学院礼堂之后，奥特悄悄对左尔格说：“今天我带你见识见识，跟着我，别离开！”
学院院长忙着迎接来宾。这是一个身体衰弱的老将军，肩头斜挂着一条绶带，胸前缀满了勋章。其他的将军也都受到天皇的“恩泽”，人人都有不少勋章。殷勤的值星少佐领着奥特上校，要把他介绍给这里的高级将领。这里有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军事顾问、军区司令和舰队司令们。奥特指着一个宽脑门、蓄短髭的将军说：“这是东条将军，他代表最强硬的一派。”奥特指着另一个个子不高、推着光头、宽额大耳，再加一个蒜头鼻子的人说：“那是土肥原将军，走，过上见见。”土肥原是日本的特务头子，有远东劳伦斯之称。他衣着讲究，胸前是全套的“瑞宝”勋章，还有“猛虎”勋章、“金鸡”勋章、“旭日双辉”勋章等。左尔格借奥特的光，来到了日本军阀中间，这些人都掌握着左尔格需要刺探的军事机密和阴谋诡计。
土肥原打过招呼之后，用德语问道：
“咱们用什么语言交谈？”
“用蒙语吧。”左尔格戏谑地答道。
“替木(行)！我同意。”土肥原用蒙语说。“萨因，拜因鲁(您好)！……”
“得了，得了。”左尔格嚷道；“我宁愿用中文，或者英文，当然最好用德文……”
“好吧，悉听尊便。”土肥原皮笑肉不笑地露出了凸凹不平的牙齿，表情是冷漠的。
他们谈了几分钟后就分手了。土肥原走开之后。奥特说：“这个人会讲13种语言，在中国住了15年。”
左尔格在招待会上还认识了坂垣征四郎将军，当时他是关东军参谋长。他和土肥原一样，是国际挑衅事件、颠覆活动、政治暗杀以及各种阴谋诡计的组织者，他们是日本军事法西斯集团中最反动的人物，他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要了解日本统治集团的内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7年，日本上层人事变动频繁，这对拉姆扎小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里哈尔德？左尔格的助手、着名评论家尾崎秀实成了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近卫公爵每星期三都要请几个密友共进早餐，尾崎秀实是“星期三聚餐会”每次必到的座上客，“早餐客”又称“智囊团”，他们盘腿围着坐在一张矮矮的长桌前，慢条斯理地吃着火锅，讨论着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制订一些迫在眉睫的计划。这里提出的议题后来都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体现。
一年以后，也就是1938年春，德国使馆也发生了对拉姆扎小组有利的人事变动，左尔格的“亲密朋友”奥特上校被提升为大使，并且为左尔格出入使馆机要室开了绿灯。这两件事情为拉姆扎获取有关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提供了绝妙的机会。他们就通过这两个渠道，把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罕事件的军事部署以及希特勒准备在1941年6月份进攻苏联、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等重要情报及时发到了莫斯科，从而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拉姆扎小组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无形战线上拼搏着。他们有时觉得是在深渊上空走钢丝，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有时，他们感到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小组已经被严密包围。确实，日本宪兵队的特务近在咫尺，但一无所获。他们虽然截听到大量的密码，可是无法破译，什么也分析不出来。
东京反间谍局的局长大阪是东条的人，他们曾一起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工作。大阪为这些解不开的密码伤透了脑筋，当然也挨了东条不少的骂。最后，这位局长决心采取各种措施，调动所有力量对行踪可疑的人密切临视，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有时，反间谍人员放出一种“示踪”秘密情报，并注视着它会在哪儿出现，但迄今为止，任何一条锦囊妙计，包括使用德国最新仪器进行的测位法在内，都是徒劳无功。这情况使大阪怒不可遏。的确，能否查获这个不知名的组织将影响他的仕途前程，他把这些捕获不着的谍报人员视作他个人的大敌。
尽管没有任何罪证，宪兵队还是在几天前逮捕了画家宫城。他被带到筑地警察分局。宫城在一次审讯时跳窗，但是自杀未成，正巧挂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他试图逃跑，又被警察逮住了，在搜查宫城的住处时，找到了一封关于满洲铁路及煤炭、汽油和钢铁贮量的奇怪信件。一部分材料是用英文写的。另外还逮捕了路透社的英国记者吉姆？科克斯。他跳了窗，自杀身死。
大阪大佐认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他们是不会跳窗的。”于是一场大的逮捕开始了。过了3天，首相的顾问兼秘书尾崎秀实被捕。这件政治大丑闻一下传开了，好像在政府人士中爆炸了一颗炸弹！
在逮捕尾崎秀实之后，法相岩村签署了拘捕外务省一公爵的拘票。公爵是帝国元老西园寺的孙子。根据法相的命令拘捕了日本前首相的儿子犬养。但是岩村还不敢立刻拘捕德国使馆的新闻专员左尔格，这需要更大的人物签字。拘捕左尔格的命令是首相东条亲自签署的。
日本检察长芦川亲自主持了被捕者的搜查工作。在德国商人马克斯？克劳森(拉姆扎报务员)家里的护墙板后面，查出了短波发报机，在法国记者武凯利奇家里发现摄有秘密文件的微型胶卷，但是在尾崎秀实和左尔格家里，却什么也查不到。直到后来，芦川才注意到，克劳森家里也有一本与左尔格家里相同的德国年鉴。里面有什么名堂？说不定是密码？经过日本特务机关的研究，终于解开了神秘电文的秘密。
逮捕后过了两年，1943年9月，才对潜伏日本多年的地下组织拉姆扎的成员正式开庭审判。左尔格和尾崎秀实被判处死刑，武凯利奇、克劳森和宫城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宫城由于肺病很重，已经奄奄一息；武凯利奇也是生命垂危。他们虽然没有被判处死刑，但都死于狱中。
以里哈尔德？左尔格为首的拉姆扎小组在监狱中虽然受尽了非人的法西斯折磨，但他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革命的秘密，维护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荣誉，因此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拉姆扎小组的战士们在东条的屠刀下英勇地牺牲了。日本法西斯头目自鸣得意，从而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但是，就在他们作孽的时候，死神已经向他们招手了。
东条英机就任首相的第二件事，就是加紧进行南进的准备，并以此作为他当时工作的重心。他一面连续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协调行动，克服分歧，一面责令海军、陆军加强战备，并着手实施以“Z”命名的作战计划。
在10月23日的联络会议上，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大将说：“原定10月要作出决定，可是现在还是这个样。”海军每小时消耗400吨石油，每天要消耗9600吨。“情况紧急，非此即彼，我们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陆军表示赞同。参谋总长杉山将军说：“不能再花四五十天时间去研究了，必须速决！”
东条首相故意装腔作势地说：“我能理解最高统帅部为什么紧催，不过政府还是要小心地、负责地把问题研究一下，因为海相、藏相和外相才上任。”
尔后10天的联络会议，集中讨论有关华盛顿谈判问题和同美国开战的前景问题。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东乡外相主张最好从中国部分撤兵，但却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会议争持不下，东条随即提出三种方案，让大家裁决。一是即使蒙受巨大的困苦，或者用木户的话就是“卧薪尝胆”，也要避战；二是立即决定开战；三是在继续谈判的同时，做好必要时开战的准备。
参谋总部坚持认为，与美国谈判已进入死胡同。杉山回答说：“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没有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
“立刻开战！”海军代表永野加重语气说，“日后再不会有开战的良机！”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主张应在12月初开战，不过仍要继续同美国谈判，玩弄外交骗局，以便给日本带来军事上的好处。在东乡外相看来，完成这一任务是困难的，他说：“我实在无法接受阻碍成功希望的限期或条件。”
会议顿时乱了套，总参谋部对东条施加压力，主张如果外相再阻碍战争的进行，就把他撤掉。东条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决定再作一次退步，把谈判的期限定在12月1日。会议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午夜，最后双方都作了妥协才算了事。
限期初步定了后，说服美国人达成协议的重担就落在东乡外相的身上了。他说他已草拟了两个递交美国的方案。方案甲的措词比较婉转些，佯称：陆军同意在1946年前从中国撤出包括防御共产主义部队在内的全部驻军。方案乙是留作万一美国拒绝方案甲时准备用的。它包括一项在最后达成协议之前，作为最后一着的暂定协议。它的目的是要打消赫尔对日本侵入印度支那的怀疑，并向他说明，日本将放弃武力征服东南亚的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即将其在印度支那西部驻军撤向北部，而美国则要售给日本100万吨航空汽油作为报答。
在之后长达几个小时的讨论中，陆军不但一直反对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建议，而且坚持要向赫尔提出解除对日本资产的冻结，停止“破坏中国事件的和平解决”。陆军副参谋总长塚田说：“战争不可避免，假如现在不打，明年、后年也得打。现在正是时候，神圣的日本精神将照耀我们的事业。”他认为，日本向南挺进可能有助于德、意击败苏联，外迫使中国投降。占领东南亚对美国的资源也是个巨大的打击。“我们将建起一座铜墙铁壁，凭借它，我们能将亚洲的敌人一一击败；同时，也能打败美国和英国！”
塚田的紧急战争呼吁，意外地镇服了以外相为首的反对派。他们认为，如果坚持反对南进，会迫使东条解散整个内阁，而新内阁必然会更进一步军国主义化。其实以东乡等人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反对南进，并不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更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担心树敌太多会遭灭顶之灾。最后他们终于被迫同意了军方的意见。
意见“统一”后，现在轮到东乡外相去执行几乎绝望的在限期前取得“和平”的任务了。他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前去辅佐野村大使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东乡认为：“外交方面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