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深谙谋略，是见风使舵的能手，他很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机遇。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后，军部中的上层决策者都为希特勒在欧洲的胜利所鼓舞，他们看到资源富饶的南洋一带已成为英、法、荷等国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这正是南进的良机，因此纷纷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准备乘英、法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南进策略的决定，必定导致新形势下的对华策略的调整，那么，这会意味着他冈村宁次的新机会的来临。但是，即使如此，他自己不去主动寻找把握时机，恐怕良机也会白白错过。冈村是何等精明伶俐的人，他决定攀上执掌陆军实权的近卫内阁陆相东条英机。
东条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比冈村晚一期，年龄比冈村略小。在学校时他们就认识，但没有什么交情，后来同在陆军服役，冈村仕途腾达，东条也是一帆风顺，他们又都曾在关东军任职。冈村非常自负，而东条也是典型有名的“剃刀”将军。在对外扩张的步骤上，二人略有分歧，东条既主张侵华，又主张北进和南进，冈村则强调必须先解决“中国事变”，然后再向南方扩张。长期以来，冈村对东条起劲吹捧的“南进”主张很不以为然。所以，此前陆军省人事局长野田向他征询陆相人选意见时，冈村提出梅津美治郎是最合适的，旨在阻止东条当陆相。但是，当东条走马上任成为陆相后，在闲差上寂寞难耐的冈村宁次，为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便不惜抛开意见分歧，不顾学兄的身份拜倒在东条门下。
东条英机对冈村宁次的才能也是很欣赏的，他在想方设法为冈村谋取要职，何况在1941年4月，冈村又被授予大将军衔。这时，根据调整后的对华战略，在华日军的整个部署和作战重心，已开始向华北、华中地区的“治安战”转移。“百团大战”后，日军更把在华针对八路军的“治安战”当成了重点。可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对付八路军方面并不成功，这给东条英机走马换将提供了好机会。
多田骏也是日军内的名将，他还担任过参谋次长。在此职任内和当时任陆军次官的东条英机常出现意见分歧，尤其是对苏战略。多田于1939年9月接替杉山元来华北任职，刚上任两个月就创下了阿部规秀中将命丧黄土岭这项日军前所未有的记录。日本报界一再宣扬自皇军建立以来，中将级军官的阵亡是没有先例的，而现在这个“先例”竟由多田骏指挥下的华北方面军创立，自然不是他的光荣。与多田私交不错的坂垣征四郎这时刚刚来南京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华北方面军名义上是受其指导，因此在这件事上，坂垣在给东京的电报中说了多田骏的不少好话，但大本营却缄默不语，这说明大本营对多田骏入主华北工作之初的工作并不满意。
再者，在多田上任第二年，八路军于1940年8月至12月发动了“百团大战”，使日伪损失惨重。此战后，日军在华北控制的地盘大大缩小，日军真正能控制的地区仅为华北总面积的十分之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现在这些情况全部表现了出来，使多田骏陷入了窘境。
多田骏也反复思考，难道华北被动局面的出现全是自己的责任吗？但他怎敢去深究，只好自己引咎。他承认上任以后尽管一定程度上重视共产党、八路军，但是在情报搜集方面还是很不够的。情报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各部队审查缴获的文件以及检察邮件，这是很有限的，不能完全正确地掌握对方的实际情况，之所以这样，看来还是没有重视共产党的力量，只把他们看成是占领区内残存的抗日“匪团”，迟早被扫荡尽净，太过于疏忽了。
相反，八路军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日军一出动，当地的群众或地下情报人员便迅速地把消息传递给八路军，使他们能够有利地部署战斗，以最小的伤亡，换取较大的胜利。而且共产党的武装时而“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时而“化零为整”运动攻歼，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多田骏不得不以主要精力来对付共产党员领导的八路军了，可又找不到与八路军主力决战的机会。为将功补过和表现自己，多田骏于1941年5月发起了中条山战役。他以三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卫立煌指挥的20个师约十万人的部队。中国军队阵亡四万余，被俘两万余，卫立煌也因此被蒋介石革去了上将军衔。但是，多田骏在中条山的“辉煌”战绩，并没有得到大本营的赞赏，反而受到了指责。因为他把部分主力抽去打国民党，结果又让八路军钻了空子，趁机渗透，使日军在华北的形势反而恶化了。这样，就为东条摘下多田骏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乌纱帽提供了好机会。那么，谁来接任呢？东条自然想到了冈村宁次。
东条事先把起用冈村的想法告诉了首相近卫和上任不久的杉山元参谋总长，东条说：
“此人是个将才，又是中国通，早年在北平青木总顾问手下干过多年，熟悉华北的情况。现在又新晋升为上将，正思报效天皇，到华北后是能打开局面的。”
东条是很少这样恭维赞扬人的。首相近卫和参谋长杉山元知道东条主意已定，何况冈村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因此都表示赞同，只是近卫做事更圆滑，他说：
“多田骏是老资格的名将，怎样让他们顺利地交接工作呢？若下令调回多田，未免太伤了他的颜面，也说不准会产生抵触情绪。”
“我们是否可征求天皇同意，授予多田大将军衔，让他回国担任军事参议官，这样由中将升为大将就不会有任何免职的嫌疑。”杉山元提议道。
“好，我同意。”东条心想，这是多好的办法啊。明升暗降，多田或许还会因此感激大本营呢。
于是，1941年7月7日，大本营给多田骏发去了授予他大将军衔的通知。大将军衔，这可是多田骏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幸事。不过，多田心想早在一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就应该授予他了，因为比他在陆军士官学校低一届的冈村宁次在半年前就得到这一头衔了。多田骏想此番必须尽力，大干一番，以报答天皇的厚爱。然而，在欣喜兴奋之余，却在7月9日下午挨了一棒。这天下午，大本营来了另一个通知，让他立即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所遗司令官一职由冈村宁次接任。
至此，多田才恍然大悟，恐怕自己的军衔晋升和方面军司令官职务的被免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内阁和大本营为了给他这位老将一个体面的下场，才先后发来两个通知。事已至此，多田骏只好就坡下驴，落个好“名声”。多田骏这个在华犯下种种罪恶的侵略分子，从这天起，其军事生涯实际上画了个句号。回国后，他过起了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淡泊生活，直到1943年病死，人们也似乎忘掉了这个曾显赫一时的人物，可中国人民却永远不会忘记他欠下的一笔笔血债。
多田骏的估计是正确的，事实上在他接到免职电令的前两天，即7月7日，东京三坂宅陆军省小礼堂内已举行了冈村宁次的任命仪式。任命仪式的主持人就是东条英机，东条简短的讲话，被狂热的掌声打断了数次。冈村身着笔挺的大将军服，胸前的勋章闪耀着光彩，他直直地站在那里，心里想到的就是自己终于被再次起用，对东条的讲话并未真正用心听。
任命仪式之后，东条把冈村留下进行单独谈话，东条说：
“冈村君，你此次赴任，主要的任务当然是维持华北治安，对中共军队进行清剿作战，但还要注意开展对阎锡山的工作。”
“对阎锡山的工作？”冈村感到奇怪和吃惊。他作为军队上层人物中的一员，对此竟没有一点风闻。
“非常抱歉，关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只有指定的首脑人物了解，在陆军省内也只限于少数有关人员知道。”东条英机看到冈村迷惑不解的神色解释道。
冈村此时才感到自己虽为高级将领，可陆军中也许还有他一点不知的许多秘密，因此他格外认真地听东条英机讲述。
“从谋略工作的特点来看，这也不足为奇。”东条英机接着说，“我们对阎锡山进行的怀柔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工作中是有可能成功的，而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很大。陆军省和中国派遣军对之极为重视，都曾抱有希望。你到华北后，利用一切关系，要把此项工作作好。”
冈村点点头。冈村明白日军从事的各项谋略计划都是有代号的，便问：
“这项工作，代号是什么？”
“是伯工作。”东条英机说。
“伯工作？”冈村不明就理。
“对！”东条英机说，“伯工作的名称是这样来的，阎锡山的侄子阎宜亭在此事初期与我方进行联系时，称阎锡山为伯父，因此就以伯字作为阎锡山的代称，而由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命名为‘伯工作’”。
东条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负责该工作的是华北方面军，实际执行的是驻太原的第1军，特别是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少将，他们灵活运用丰富的对华谋略经验，以极大的热情努力推进工作，你上任后，希望给他们以支持和配合。”
冈村知道，自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之后，原第1军司令官筱塚义男作为第一责任者而退出了现役。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也被降职到关东军任一个新编师团的师团长。大本营将原第13军第15师团长岩松义雄提升为第1军司令官。对岩松义雄，冈村是了解的，“七·七”事变时，他还是大佐级军官，短短几年工夫，他已成了日军的高级将领，而且即将是自己的主要助手。
东条英机继续分析说：“山西军拥有十余万兵力，但苦于给养不足，士气消沉，缺乏战斗力，又受到重庆中央军严厉的督战监视。同时，和中共的八路军不断出现摩擦，对我军往往采取避其锋芒，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度。因此，阎锡山仍在犹豫，他担心在没有很强战斗力的情况下，一旦发表独立宣言，会遭到重庆军的打击，给全军招来危险。现在阎锡山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合作，首先要我们充实其战斗力，给他提供军械武装并减少军事压力，但我们苦于还不能判明阎锡山的真意。此人非常狡猾，希望冈村君到华北后，在向八路军进攻的同时，还要摸清阎锡山的底牌。如能把阎锡山争取过来，就可带动中国为数不少的反蒋将领归顺我们，从而打开重庆政府崩溃的缺口，以期有利于‘中国事变’的早日解决。”
“当然，此项工作必须慎之又慎，不可操之过急。中国有句古话说，‘欲速则不达’，你去后，相机行事吧！”
冈村宁次感戴东条的提携重用之恩，他用力地点点头，开口说道：
“说起来，我和阎锡山还有一段师生之谊。阎锡山在1904年到我国学习军事，先入振武学校，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7年正式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正巧我那时从步兵第47联队调到该校担任清国留学主队队长，所以也算有点师生关系。1909年阎毕业回国后历任军事学堂教官、监督和新军标统(团长)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发动太原起义，一跃成为山西大都督，那时他年仅28岁。阎锡山头脑缜密，办事圆滑，滴水不漏，但又具有商人习气，往往待价而沽。假如我们给他的价码很高，说不定他会归顺我们。再者中国的军阀往往‘有奶便是娘’，恐怕阎锡山也不例外。”
“嗯，你和阎锡山之间的私人关系很重要。中国人办事常看私人情面和熟人关系。另外，你在重庆那方面也有不少熟人，可能的话，要适当进行和平工作。你不要有别的顾虑，放开手脚去做，我会向首相禀告一切。”东条说到这里，看看天色已晚，便决定结束谈话，他祝冈村宁次马到成功。
冈村果然不负东条的期望，他到达华北后，首先展开了对八路军的“治安肃正”作战；同时，对抗日根据地采取“蚕食”政策，像蚕吃桑叶一样，一块一块地吃掉根据地。很快，他又发明了新招，开始推行“囚笼政策”，即通过挖沟、筑墙、开河、修路、建碉堡、制造无人区等野蛮手段，企图切断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占领区、抗日根据地之间，以及山区抗日根据地与平原之间的联系。而且经常出动军队进行“扫荡”、“清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抗日军民遇到了极大困难，人员锐减，仅1942年在冀中为时两个月的大扫荡中，该区八路军共减员即达16000人，其中主力部队占35%，地方部队约占46.8%，区以上干部牺牲1/3，群众被杀被抓达5万余人，造成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景象。东条和冈村宁次这些军国主义法西斯分子再一次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大血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