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同时向南方海洋扩展势力，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出现矛盾，如果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做后盾，我们将没有任何发言权。而且海军必须有空军的有力配合，才能起到作用。如果制空权被敌人拥有，那么我们海军只有被动和躲闪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山本不无忧虑地说。
“山本君，你的担忧有道理，请相信大本营，我们一定解决好所有的战争准备问题。”海相及川信誓旦旦地说。
再说东条英机，他既推动海军作南进的准备，同时又上奏天皇，获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的以“关特演”(关东军特别演习的简称)为名的活动。“关特演”的酝酿从苏德战争一爆发即开始了。6月24日，东条即组织讨论了对北方应采取的步骤，表现出解决北方的意愿。后来，在分析各方面情况后，东条认为条件仍不成熟，因此未敢力主进攻苏联，但其部署却始终未停。7月1日，东条英机组织举行了参部本部第二课与陆军省军事、军务两课的研究会，东条在会上指出：
“考虑在北海对苏作战的特点，其作战期仅有两个月，不久即将进入冬季。因此，必须以秋季攻势为目标做准备，不可错过时机，在八月份之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在大本营决定对苏做战争准备后，首先动员在日本内地的300多个大小不等的军直属部队和航空部队，同时于国内临时召集驻“满”、朝鲜部队的整备人马，以此使关东军兵力约增加25万，总数共达到60万人。
这时，日美关系已开始紧张。原因是日本驻法国政府的大使给国内的有关交涉法属印度支那问题的电文，以及日本政府给驻外使节发出的有关7月2日“国策纲要”指示内容的电文均被美国破译，从而让美国知道了日本的真实意图。国务卿赫尔读着这些电文怒不可遏，竭力要求罗斯福总统对日本实行新的禁运，以示报复。7月26日晚，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接着，英国和荷兰也冻结了日本资产。8月1日，又宣布全面停止对日出口石油。日本遭到了严厉的双重打击。
因为资产冻结与全面经济禁运，对日本造成了非常困窘的状况。陆军省根据对国力判断的报告，认识到石油和船舶问题严重，海军的重油只够今后两年战争使用。这是“国策”成败攸关的大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又鉴于希特勒在德苏战争中的不利局面，遂决定放弃进攻苏联的企图，转而决心一意南进。
伴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一方面考虑利弊，决定趁欧战正酣，英法无暇东顾之际，实施南进策略，占领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另一方面时刻在想方设法解决“中国事变”。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支持下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日本当即准备承认，并决定采取与新“中央政府”签订建立邦交条约的方式予以承认，从7月份即开始了就缔结条约问题的谈判。在近卫正式上台第二次组阁后，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身为陆相的东条英机，主张应该暂缓这一进程，免得因承认“新中央政府”而造成南京、重庆对立的长期持久战，而应尽力做蒋介石的工作，以便促进蒋汪合流。近卫接受了这一建议，拖延对“汪伪”政权的承认，加快与蒋介石和谈的步伐。
蒋介石也并非没有和谈的倾向，但他认为与日本和谈的最大障碍是汪伪政府的成立。尽管汪精卫已做姿态，提出可与蒋共同组成亲日政府并主动与蒋对话。但蒋对汪昔日的出逃耿耿于怀，又怎能放下架子同意呢？再说中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日益掀起，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对议和，所以蒋终因日本对汪伪政府的默认为由拒绝了和谈。
日本在谈判桌上未得到便宜，在战场上也遭到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了长沙会战、南宁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几次会战虽然中国军队付出了很大牺牲，但它迫使日军进行了较大的消耗战，并在战略上粉碎了日军发起战役的企图，扭转了自抗战爆发以来，日军连胜、华军连败的局面，使日军“深感敌还健在”，“只以谋略或小规模作战来解决中国事变，终究是没有希望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战场，日军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和失败，继1939年冬季大扫荡战役失败、阿部规秀被歼之后，在1940年8月至12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中，遭到更为沉重的打击。
1940年夏，中国的抗战面临空前的危险，蒋介石在和日本搞和谈，汪伪政权羽翼下的大小汉奸把投降论调唱得高入云霄。为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和遏制投降暗流，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向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下达了作战预备命令，规定作战的目的是：第一，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塞，消灭部分敌人，拔除若干据点，打击敌之“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向有利方面发展；第二，打破日军西犯西安的企图，振奋抗战军民，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主要目标是先破坏正太路。
正(正定)太(太原)线是华北日军的重要战略交通线，日军第4、第8、第9混成旅团，分布在正太铁路沿线50个据点担任守备，还经常派装甲车巡逻，自吹是一条“钢铁封锁线”。
8月20日夜，八路军参战部队在总部统一指挥下，以正太路为重点，向华北地区的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展开破击战。实际参战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达104个团，20多万人，另有近30万民兵和群众参战。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根据参战部队的实际数目，称之为“百团大战”。日军共有三个师团、五个独立混成旅，计20多万人，另有伪军约15万人参加。
由于这次规模空前的破击战是在日军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发起的，所以开战之初，日军的电讯、交通均被切断，各地日军陷于孤立之中，争相发出救援急电，整个华北日军陷入一片混乱。
战斗打响了，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军区40个团的兵力，首先攻克了战略要地娘子关和井陉煤矿。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129师，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第120师等部队，也对正太线和同蒲线全面出击，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在仅20天的时间里，先后攻克了山西的娘子关、阳泉、河北的定县、高碑店等重要城镇，彻底破坏了正太路，切断了同蒲、平汉、德石、北平等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使日军华北各交通线陷入瘫痪。从9月10日起，八路军又开始第二阶段作战，重点是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歼灭了大量敌伪军，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日军在遭八路军突袭之初，根本不清楚情况，他们虽然也得到一些情报，但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因此倍感慌乱。等到认识到战役的严重性后，才开始纠集主力，向我抗日根据地反扑，进行“扫荡”。这样，自10月6日起，百团大战进入“反扫荡”作战阶段。10月1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命令独立混成第4旅团从辽县出发，第36师团一部从潞城出发，南北夹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第129师主力，企图全歼。第129师利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避强击弱，同日军展开游击战，不断歼灭小股日军，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日军在其他地区的“扫荡”同样被粉碎，至12月5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均以胜利告终，百团大战宣告结束。
据统计，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42次，歼灭日伪军25万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万人，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000余公里。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企图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事变”的希望化为泡影。
事实上，日本的对华政策始终在不断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是在总的侵华方针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日本政府在和蒋介石谈判失败后，分析了形势，决定与汪精卫政权正式签订条约。1940年11月13日的御前会议决定了“日华基本条约”及“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公布的文件包括《关于日本国、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附属议定书》，还有附属的秘密协约等。
在上述文件中，根据海军的强硬主张，决定在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也与华北、“蒙疆”同样设立日华经济、军事合作地带。11月30日，日本正式签约，并承认汪精卫政权。
日本的这一举措，引起美国与日本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蒋介石是美国在华利益的代表，因此，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不承认日华新条约。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华贷款一亿美元的提案。12月10日，英国批准对华贷款一千万英镑，英、美进一步加强了援蒋政策。鉴于此，蒋介石做出决定，与英、美采取一致行动反对轴心国的侵略。蒋介石坚信日美冲突不可避免，且已迫在眉睫，因而坚定了与美国合作使日本屈服的决心。
同时，蒋介石也趁日、美出现裂痕，日本决心南下，再也无力对他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机，开始了他一贯的反共活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皖南事变最为震惊中外。皖南事变的爆发是蒋介石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中国的抗战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形势，这给日军以可乘之机。而且从1941年起，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和顽固的反共分子在高呼“曲线救国”的口号下，指使大批军队和将领投降敌人，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
蒋介石这种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对华的战略，此后，日军对国民党不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把主力和进攻的重点全部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身为日本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在这种形势下，力主把“中国事变”连同英、美一块考虑，即暂不做对“中国事变”的彻底解决，而是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拟在对美英作战最后胜利时，再解决“中国事变”。东条英机在对华战略调整上，力主以攻击八路军为主，而且作战的区域和重点放在华北。为此，他主张在华北地区应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在占领区实行保甲制度，在“准占领区”实行“清乡”。为完成这一任务，东条主张让冈村宁次出任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在日军诸高级将领中，侵华历史最久。1915年，他以搜集资料编纂战史的名义，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又被北洋政府日籍军事总顾问青木宣纯选中为助手，在北平待了两年多。1923年底，他被派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当武官，兼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在侵华的战场上，冈村先后担任过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副参谋长。在“二·二六”事变中，处置得当，被晋升为中将，并破格将刚晋升中将衔的冈村任命为第2师团长。这个职务非同一般，因为整个日本陆军直到1937年上半年，总共才有17个正规师团。1937年春，冈村率第2师团侵入中国东北后，立即被编入关东军的建制序列。冈村在中国东北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他率部进攻东北“抗联”，制造“无人区”，因此赢得了上司的欢心和嘉奖。1938年6月，日军为准备空前规模的武汉大会战，决定专门组织第11军，冈村宁次被任命为第11军司令官。武汉会战后，他又率部进攻南昌，1939年9月在进攻长沙时受挫，在1940年3月被调回国内任军事参议官。
回国以后，冈村宁次按例进宫向天皇复命。天皇在1940年3月26日下午会见了冈村，并对他致以慰问，赐予他一个带有皇帝纹章的大花瓶。天皇自始至终言语平和。会见天皇后，冈村到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那里报到，载仁代表大本营当面宣读了褒词：“前者尊官奉命任第8军司令官，从事华中征战以来，克服天然和人为障碍，果敢大胆领导作战。或于武汉，或于南昌、襄东及其他作战中，取得赫赫战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