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这代青年作家群以艺术的勇气创作出一批20世纪90年代的新“问题小说”。例如王祥夫的《棉花》《雇工歌谣》，谭文峰的《走过乡村》《扶贫纪事》，房光的《黄昏：欢乐的葵花》《秋日大选》，常捍江的《深蓝色的碑》《遍地是柏》等等，它们较之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显然在生活内容的开掘、矛盾问题的揭露上更逼近生活本身、更严酷，更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意识和色彩。如果说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往往把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作艺术化的喜剧处理，以生动诙谐的故事性和大团圆结局冲淡了生活本身的沉重、惨烈，呈现出明快、幽默、轻松的喜剧格调的话，那么，这代青年作家则更忠实于生活本身及其流程状态，更在于透视当今生活的种种矛盾纠葛，写出现实的复杂性、艰难性和严峻性。因为在当今这样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转型时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人的位置都在急剧动荡着，社会的诸多矛盾问题纠缠不清，真善美与假恶丑、变革发展与滑坡倒退泥沙俱下，令人困惑、焦虑而又难断。被这种现实深深困扰着的这代作家便自然带上了更多思考和批判的色彩，表现出沉重、同情、悲慨的格调。如王祥夫的《棉花》通过胡子村村民拒交棉花的事件，展现了村民们的沉重以及与乡村干部之间的矛盾；《雇工歌谣》则暴露了农村私人小煤窑剥削雇工的丑恶现象；房光《黄昏：欢乐的葵花》表现了趁改革开放之机企图以种大烟发财的农民违法致富问题；《秋日大选》揭露了乡村干部选举中的形式主义虚假作风。被评论家雷达看做“1995年最令人震动的农村小说之一”的谭文峰的《走过乡村》，更是一篇突出的“问题小说”。小说从现实生活的实际纠葛中，艺术地重构了三组矛盾冲突：其一是倪豆豆与为富不仁强奸污辱她的村支书、村办企业公司经理倪土改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二是倪豆豆与甘愿“私了”欲得好处的愚昧、狭隘、自私的父亲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三是倪豆豆与有着新观念却贪婪诡诈、抢夺不义之财的青年刘书平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三组矛盾冲突的错综发展，展示了乡村生活中为富作恶和自私、贪婪的丑恶现实。不管是愚昧混沌、有着封建传统思想的老一辈人，还是有着文化知识、接受了当今市场经济和法制观念的新一代人，都只是向益背义。小说就当今金钱、利益对于正义、善良的玷污吞噬的深刻揭示，诚令人震撼！作者在此前更早的一篇引起较大反响的小说《扶贫纪事》，可以说最早表现了干部下乡扶贫工作中的问题，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山民们守旧褊狭带来的脱贫致富的艰难性和某些扶贫干部有名无实、敷衍了事的虚假工作作风。所有上述作品，均表现了“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和批判色彩。
这代青年作家群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已非简单化、平面化、类型化地表现某种人物性格，已非单一的社会学或阶级观的视角，而是极力开掘和写出处于社会现实关系中个体人性的复杂来。因而，当他们在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时，特别注意人物的复杂性和心理意识，往往把笔触伸向更为隐秘的人性深处。像谭文峰《扶贫纪事》中的张副局长，活画出一个练达圆滑的官僚式形象。你看：他多么令人尊敬，平易随和，带病下乡，一只药锅提在手里，在谁家吃派饭，就在谁家熬药；他多么和蔼，一点架子都不摆，不论男女老少，见面一律“今天天气哈、哈、哈……”他多么注意修身养性，早上起来便在村委会门前的草坪上“摸鱼”、“入定”；他说得多么好：“要半年脱贫，半年致富，一年变新村”，“要因地制宜”；他又多么肯放权，“烟草脱贫”方案是你小林提出大伙通过的，那就委你小林为“主管领导”……只因身体“欠佳”，回家养病去了，几近年底，方回到柳坪村。就这样，小说作者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便将一个表里不一、自私圆滑、工作敷衍的官僚形象的灵魂跃然纸上。再如常捍江《遍地是柏》中的吕谷万，作为乡村发家致富的能人、企业家，他自以为了不起，目中无人，横行乡里，蛮霸一方，为了修造一块沙滩地的事而故意和村长过不去，耍奸暗算，亵渎情感；另一面，他又内心空虚，自感卑鄙，羡慕和景仰文化人，并极力想引进人才促进自己的企业发展，甚至拿出钱来资助本村上大学的人。这是一个心理世界极为微妙的人，在这个人身上，真善美与假恶丑并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同在，两个方面交织、矛盾、运动、斗争，就这样，一个现实的复杂的人活灵活现地站在我们面前。此外，像王祥夫《太阳下的村庄》中的孟乡长，表面朴拙随和而内里狡猾的处世哲学；像房光《没看见有雁飞向南方的秋天》中的四女子，不满足于父辈惯常的庄户生活、朦胧中觉醒的生存意识和人性憧憬；像宋剑洋《最后一顿夜草》中的“他”，被生活变异所带来的凄楚惶惑的心态和“老”的感触；像曹乃谦“温家窑风景”系列中人们“食”与“性”的自然意识和追求……这些都表明，这代青年作家在对人的把握和表现上是更深入了。“文学是人学”，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集中鲜明地体现在人性的复杂上，那么，在文学作品中开掘人性的丰富内涵，写出集自然性、社会性、现实性于一身的人的复杂来，就既是生活本身对文学的要求，也是这代作家深入体察的艺术结晶。
三
如此看来，山西青年作家群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在相近年龄段的作家中就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在其他地域尤其大城市和南方文坛，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题材内容以写都市生活为主，多表现城市文雅迷人的现代文明，斑驳陆离的商业活动，红尘滚滚的世俗人生；二是艺术上强烈的主观想象与创造，玄远闲适的文人品味。而山西青年作家群中大多生活在农村，沉浸在底层，他们像普通农民百姓一样体味着北方乡村生活的滞重沉闷、缓慢变化以及其中的甜酸苦辣，因而写出的是他们自己亲验的北方乡村的现实人生。不用说与都市相比，即使与沿海乡村或交通便达的乡村相比也迥然不同，所以便会有了中国作协的牛玉秋所说的“谭文峰和许谋清的对立”，即二者对急骤变革的乡村现实的不同描绘和不同态度。然而就如谭文峰说的那样：“在我们所生活的内陆落后地区，农业文明同工业文明的交锋才刚刚开始，工业文明的到来缓慢而艰难。……而我们的乡村和农民感受到的痛苦、冲击和变异却是前所未有的深刻和剧烈。这就给我们的乡村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契机，使我们的乡村小说的创作呈示出绚丽多姿的新风景。”这可以说代表了山西青年作家所处的现实和现实感受，由此也就决定了山西青年作家群创作的特殊价值。虽然这里闭塞落后，但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集中代表或象征，这里乡村的每一次阵痛、每前进一步，都缩影般地映照着中国整体的文明发展程度，具有最终的意义。
客观地说，这代山西青年作家群身系魂绕于此，他们的艺术生命植根于此，是这块滞重而丰厚的北方内陆土地赐予了他们创作的激情，正像马尔克斯、福克纳诸多名家那样把一块块独特土地上的生活底蕴和文化风俗展现出来，山西青年作家群执著地展现着他们所生存的这块土地上的人生故事，由此也就自然带来他们作品中独特的风景和蕴涵，那将是20世纪末期中国北方内陆乡村“时代生活和情绪的历史”。
1997年8月
现实主义：不同背景下的审美创造
今天纪念赵树理，我感到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不仅仅是在缅怀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前辈作家，而更因为世纪之交我们在评论百年文学和思考当今文学的时候，赵树理的创作提供给我们的文学参照系。纪念赵树理，我认为起码应坚持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要从历史出发，客观评价赵树理创作的价值意义，不应随意抬高或贬损；二是要从时代出发，对赵树理的全部文学观和创作进行积极扬弃，排除历史局限性，汲取有价值的东西注入到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中。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发展观出发，这里试图就20世纪90年代的山西乡村小说创作与赵树理的乡村小说创作做番比较，以把握当今山西文学同赵树理创作活动内在联系的机缘，并揭示山西乡村小说创作在当今时代的变化、发展以及与赵树理审美创造风格的殊异。
一
当前的山西乡村文学在全国文学格局中显示出了特有的实力，特别是第四代青年作家群的乡村小说，构成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就是在当今“新”旗林立——“新体验”、“新状态”、“新历史主义”、“新都市小说”、“新市民小说”等等变幻莫测的情形下，山西乡村小说创作始终关注现实，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内核写照生活，孕育形象，表现出与时代和生活的同步。如被著名评论家雷达看做当代中国农村文学创作中的活跃者的谭文峰、常捍江等人的创作，都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特色。他们真实地抒写和透示着中国农村社会的某些本质，其“小说直面当今农村的现实，决不讳饰和退缩，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正是在这个文学创作的根本取向上，当前的山西乡村小说创作和赵树理的乡村小说同出一辙，明显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关系。
众所周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全部文学观和文学创作的内核和质点。可以说，他的全部创作是“缘事而发”的，是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构筑了他的整个文学大厦。如代表作之一的《李有才板话》，就是缘于他当时在农村发现的问题和矛盾而创作的。小说围绕抗日根据地一个村子的政权改造和相应的一些要整顿的问题，生动表现了抗日根据地农村特有的现实内容，深刻揭示出农民群众与地主之间的对立斗争，正如周扬所言，这是一部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生活的现实意义的“杰出作品”。其他如《小二黑结婚》《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也是人们一向熟悉的现实主义力作。可以说，赵树理的创作突出显示了现实主义指向下的那种对农村现实生活的极大关注，那种对于现实矛盾问题的敏锐捕捉，那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那种现实的真切性和惊醒力。这是赵树理创作的根本价值存在，而这样的精神内涵，早已深深融入山西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中，给予后代作者以丰富坚实的营养和力量。
显然，正是在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山西最新一代作家像谭文峰、常捍江，树立并坚定地抱有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信念。常捍江说：“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坦然地展现各种存在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发生和发展的缘由——或者背景。”谭文峰也认为：“眼花缭乱的新潮文学过后，现实主义文学仍以它特有的魅力长盛不衰。”他更明确地说：“我知道我永远不能成为大作家。因为我只有生活而缺少艺术。但我不能想象，一个作家没有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和深刻体验，如何能写出深刻感人的作品。……我更关注的是作品的内涵，是传达给读者一种感受，一种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厚重和真切，展现一种生活的本来面貌。”这种观念与赵树理的信念非常相似。赵树理曾经说过：“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这里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实质都是要走向现实主义，走向生活本身，走向人民大众。这样一种价值取向是山西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的必然注定，还是一代又一代作家相承相袭、自觉追求的结果？似乎两种因素兼有。但不管怎么说，半个世纪的文学实践都明确昭示出：赵树理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面向生活、面向大众的创作指向，已经作为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留传后世，产生了潜在而有力的影响作用。
二
在看到当今山西乡村小说与赵树理创作的内在联系和相同之外，我们也应看到时代的发展、生活的演变所带来的文学审美创造的变异，正如刘勰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如果说四、五十年代赵树理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呈现出的是喜剧美的风格，那么，当前的山西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则是一种悲剧美或悲壮美的风格；如果说赵树理的创作趋向于故事的叙述和主题的揭示，以浅易通俗的评书方式构建形象体系而单纯明朗，那么，当前的山西乡村小说则趋向于生活现实的展示和人物内心的发现，以富有意味的多样方式构建形象体系而复杂含蓄。这深刻地表明，赵树理文学现象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适应他那个时代的生活需要和审美需要而产生的。今天的时代生活和审美需要决定了山西乡村小说的更迭创新，它已经走出赵树理很远，甚至于呈现出根本不同的审美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