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许多评论者指出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喜剧风格。的确，赵树理一方面捕捉着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又十分崇尚“团圆”结局。他说，“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得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读赵树理的作品，我们明显感到一种乐观、诙谐的喜剧精神，他所写的生活丝毫不让人感到沉闷、惨烈，他所写的人物也不是悲剧型的哀哀无告者。充满矛盾、曲折的生活和人物，在赵树理笔下，往往能够在豪爽坚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成果，最终以“大团圆”的结局而告终。这就形成赵树理朴实、明朗、幽默、轻松的喜剧格调。《小二黑结婚》就是突出的代表。虽然它的直接生活依据是一个争取婚姻自主青年被迫害致死的悲惨案件，但作者“不忍心”把它写成悲剧，而给小二黑、小芹以新的光明的生活，安排了一个好人如愿、“神仙”悔改、恶霸受惩的大团圆结局。即使在其他一些尖锐揭露解放区农村问题的作品中，也总是谑而不虐，寓庄于谐，把严肃性、正义性同乐观的调子和愉悦的笑声融会，在揶揄、批评落后事物的同时，热情善意地劝导和指向新生活的里程。赵树理的这种喜剧风格显然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的使然。一方面当时新生活、新事物正以极大的正义性战胜着邪恶，生活现实的逻辑发展和人们的情感倾向都趋向于“大团圆”；另一方面，赵树理又多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鲜明地继承了传统的劝善惩恶的民族审美心理。这便决定了他的创作在现实的种种矛盾纠葛中包孕着圆满的理想图景，从而在相当的意义上适应了当时农村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
而不同于赵树理，当前山西乡村小说的作者们处在农村改革深化发展、现实社会关系和矛盾更加复杂的时期，一切旧的习惯了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道德观念都被打破了，而新的生活图景还一片茫然，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冲突、斗争是那样的激烈而又混沌不明。尤其是这代青年作者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早已深深感受到农村百姓贫困、屈辱、艰辛的命运，而今天又看到这些父老乡亲在农村迈向工业化进程面前的再一次艰难与付出，感伤而又悲壮的情绪构成他们创作的心理定式。谭文峰的话是颇能代表这些青年作者的心声的：“命运很早就给我压上一份生命的沉重。……当我跳出原来的生活圈子，再回头来观照我所生活过的乡村时，我深切地感觉到的，不再是个体生命的沉重，而是一种民众生存的艰难，群体生命的沉重。困扰我心魂日夜不安的，是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面对父老乡亲的生活现实，面对乡村缓慢艰难的进展脚步，面对数千年乡村文化的积淀，我感受到的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焦虑。”另外加之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思想解放、理性思考和批判的文化风气，他们已不再像赵树理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们那样相信一切都能“大团圆”式地解决，也不像赵树理单纯善良地抱着“劝善惩恶”的心理去创作，而是要把生活的本身逼真地展现给人们，要揭示生活现实的复杂性、艰难性、严峻性，表达一种忧患悲慨的思想情感。所以，谭文峰的小说毫不讳掩地写了像大自然一样美丽的少女倪豆豆遭到集村长、总经理、县人大代表于一身的权势者倪土改强暴而有冤难伸的悲剧。“蹂躏她的既是权力，又是财富。可悲的是，面对倪土改的恶行，村人、上级、豆豆的家人均抱息事宁人的态度，他们甚至为‘私了’而得到好处暗自庆幸，豆豆的命运便更加地恶化了。”其他如常捍江的“小人物”系列小说，曹乃谦的“温家窑系列”等，皆呈现出令人痛疾思索的现实写照。显然，当前的山西乡村小说根本不同于赵树理的审美风格。这代作家难得幽默，即使少许幽默，特定历史环境制约下的情感意绪，也不同于赵树理含笑爽朗的幽默，而是一种含泪沉郁的幽默，这便形成当前山西乡村小说质朴、沉重、同情、悲慨的审美风格。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既不应该以今天现实主义文学的悲剧情感衡量赵树理，指斥赵树理的喜剧性牺牲了现实主义原则是“时代局限”——事实上，如前所述，赵树理的喜剧风格是时代、现实的合乎逻辑的体现；同时，我们也不能以赵树理的喜剧情调框定今天的文学，把悲剧美看做是悲悲戚戚、不能给人益处的东西，否定其价值意义，而应分别给予历史的、美学的合理评价。
此外，这种审美风格的不同还与艺术表现相联系。赵树理小说的喜剧美主要借用传统的评书艺术，在巧妙的曲折的斗争回合或人物表里不一、性格矛盾的情节设置中，通过白描、夸张的手法和诙谐的语言，简练明快地勾勒出人物故事，带给人乐观轻松的笑料。而当前山西乡村小说的悲剧美多用逼真写实法和意识流的心理描写，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和人物命运表现中，通过多样的艺术感觉、时空结构的变幻和蕴藉的语言等，深沉而富有意味地写照现实人生，带给人感慨、思考的内容。
可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审美创造。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山西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典范的意义和闪光的价值，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把文学与时代、生活、人民结合的价值取向，必将成为后人学习效仿的楷模。但我们的文学又不能拘囿于传统的圈子里，赵树理当年面对的农村是过去历史条件下封闭状态的农村，农民读者群大多不识字，文化层次低；而今天的作家面对的是开放搞活的农村，是提高了文化水准的农民读者以及城市读者，创作视野与艺术要求明显不同。因而，今天的农村文艺必须在汲取传统中有所发展，努力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1996年10月
拘实性思维对第四代本土作家的负影响
当“晋军崛起”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专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有影响的第三代山西作家群），面对90年代山西小说创作的滞后尤其第四代青年作家的某种疲软，山西批评界在一度沉默后，终于发出了诘问之声：“‘晋军’（此处泛指山西小说家）怎么了？”的确，诚如这位批评者所言：“任何一个真正关心山西小说尤其是关注山西小说未来发展的文学界人士，都应当透过这种貌似繁荣的表象意识到山西小说创作所潜藏着的重大危机，都应当承认进入90年代之后的山西小说创作在全国文坛的滞后现象，并从真正理性的意义上严肃认真地思考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笔者对此深有同感，又读到南京师大教授朱晓进谈到的“拘实性思维”问题，这里就拘实性思维对山西本土作家、主要是第四代青年作家的负面影响加以具体探讨。
山西作家和山西小说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显著特点，就是贴近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写得比较扎实”。以往，人们总是从正面的角度肯定这一特色，把它看做是山西小说创作的优势。然而有这样两个事实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一个是从当年的“山药蛋派”作家到今天第四代青年作家一直受到批评的“局限于生活经验而缺乏艺术开掘”的问题；另一个是新时期“晋军崛起”中突出显示了创作高度、获得外界广泛反响的主要是成一、柯云路、郑义、李锐等外来作家（本土作家亦有产生较大反响的，此处只是比较而言）。山西本土作家为什么黯然于外来作家？写得“扎实”的山西作家们又为何常常困囿于艺术开掘的缺乏或不足？随着90年代山西小说创作特别是第四代青年作家群创作的疲软，不禁令人怀疑和思索起以往山西小说创作的“优势”之势。笔者并无意于否认山西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而问题在于，当现实主义陷入某种僵化的境地成为对现实生活的刻板“写实”时，小说创作的文学性也就大大消解了。
直言之，在当今山西的几代小说家中，山西本土作家与“晋军”中外来作家的主要差别或差距之一，就在于其拘实性的思维心理和思维方式。这在“山药蛋派”和今天第四代青年作家中最为突出，而80年代中期成名的一些本土作家由于学历、文化修养较高则有所超越。拘实性思维，可以说是许多山西本土作家由不自觉和集体无意识到自觉欣赏和坚守的一种思维方式。山西本土作家土生土长于三晋大地的文化怀抱，而三晋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崇“实”的文化。据历代有关山西地域民风的记载，不外是“务实勤业”、“其民信实纯厚”、“其人性质信实”、“重实轻名”等等，处于这样的一种地域文化氛围中，山西本土作家便自然而然地吸附上这样一种崇“实”的文化精神，并渐渐内化为其创作的心理趋向。而当他们这种自发的创作思维趋向在一定条件下得到某种认可或赞赏时，就变成了一种自觉的欣赏和坚守，遂成为一种稳定的以至极端化的思维定势。当年“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赵树理就说只能写“自己经历过的”，马烽也说过自己的小说是“打了盆说盆，打了罐说罐，就事论事”，今天的第四代青年作家依然是类似的一种拘实的思维方式。如谭文峰就说：“我只能靠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写出作品……展现一种生活的本来面貌”；王祥夫也坦言：“我的小说始终是入世近俗，吃着五谷杂粮，便不能不想五谷杂粮的之所来。……如果我们现在连盛饭的饭碗都没有，那么，我们大可不必去发掘远古的陶罐。”无疑，这样一种拘实性思维方式有其积极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成全了山西本土作家，使其小说创作紧步生活现实，及时捕捉和反映民情世相，留下了篇篇“时代纪事”。像当年著名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三年早知道》以及近年的《扶贫纪事》《走过乡村》等，就都以强烈的现实性、真实性产生社会反响，但就像正负、祸福相依一样，拘实性思维成就山西本土作家的过程中，也给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如果说当年的赵树理、马烽们对自己所抱定的思维趋向还缺乏检审的意识的话，经过新时期思想解放潮流洗礼的第四代青年作家对自己所抱定的思维趋向则是在自觉检审的基础上做出选择的。他们十分清楚这种拘实性思维的所长所短，然而却又难以摆脱、超越它。如王祥夫曾说道：“我的农村小说总是以社会局部的认识和劝诫为目的，所以难能广大深厚，这又今我痛苦。”谭文峰也有自我解剖：“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大作家。因为我只有生活而缺少艺术。”房光则深沉地说：“我的目光太软弱，难以穿透根深蒂固的大山。我的风筝，只能在自己的头顶上飘飞。”这些慨叹是真诚的，然而也显示了一种固执和无奈。既然不能就不必强求，恐怕是这些作家的一种潜在心理。这并非妄下断语，实为这些作家近年来所作小说令人熟识的一贯风貌显示出来的。如1996年10月《山西文学·中国乡村小说特辑》中刊载的《秋天的棒子林》或《太阳下的村庄》，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鲜有耐人寻味处，基本上可以说仅仅描述了一个浅显的故事而已，而前者明显表现出作者自我重复的痕迹，甚至不及以前的一些作品。这样一种故步自封的拘实性思维，可以说越来越成为阻碍山西本土作家尤其青年作家小说创作的重要原因，越来越使山西的小说创作落伍于全国文学格局，其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笔者觉得非常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个问题，以警醒山西的青年小说家们。
具体剖析，拘实性思维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拘实性思维方式限制作家创作的艺术视野，往往带来创作的题材和主题的狭窄化、肤浅化。
拘实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即总是以主体所经验所感受到的实际存在为限，缺乏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无以伸展到更广阔更深邃的境界。从山西本土作家特别是第四代青年作家的创作看，不能说没有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但大多呈现出写身边事、抒当下情的状况，缺乏一种历史的博大和哲学的深度。当然，文学既不是历史又不是哲学，但不能想象，不包涵“历史”和“哲学”的文学如何能有深度的力量。“文史哲不分家”可谓深刻透彻！然而在这方面，无论当年的“山药蛋派”，还是今天的第四代青年作家，不仅因为知识修养，更由于思维想象力的问题，其创作大多缺乏意象深邃、余味曲包的蕴涵。赵树理、马烽们的创作材料是“拣来的”，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便成为写作的内容，主题也主要是来自工作中所贯彻的政策和要达到的意图，如马烽所坦言的“互助组吵架了，就单纯来解决吵架的问题，天不下雨了，就写担水点种的好处……”其结果便造成创作“就事论事”的局限。像《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韩梅梅》《一架弹花机》等等都是如此。尽管其中有时代的原因，但不能不说作家们主观方面的艺术思维方式是关键问题，对此早已有论者指出：赵树理等人的“着眼点往往在基层，”由于局限于自身实际经验，而“缺乏正确的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并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就使他的作品缺乏一种近于史诗般的宏伟规模。赵树理及其流派笔下的社会生活的图画虽然不失为自成体系的完整的艺术世界，仍不免显得局促和不够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