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初“晋军”崭露头角之际，曾展开过一场关于“山药蛋派”的讨论，对“晋军”与“山药蛋派”的关系出现了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把这个新作家群看做“山药蛋派”的传人，认为他们是“山药蛋派”的生命延续；另一种则认为“山药蛋派”之被取代势在必然，否认新作家群是“山药蛋派”的沿袭。这一点现在看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晋军”并非“山药蛋派”，如评论家董大中在《山西现当代文学概观》中所说：“人们称‘晋军’崛起，而不说‘山药蛋派’中兴……到这个时候，山西作家队伍的换代过程基本结束”；亦如苏春生等在《二十世纪山西文学史》一书中指出的：“由此，在山西小说史上开始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的阶段。”的确，“晋军”与“山药蛋派”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正因为各自“唱出了时代的歌”或者说“是时代的歌唱”，才获得了各自的价值与辉煌，它们无疑是山西小说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高峰。然而，我们确实又无法否认二者或显或隐的联系，它们在创作内容、创作精神方面的某种接近，它们享誉全国所共同依存的地域文化圈及其带来的机缘性。那么，把“山药蛋派”与“晋军”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考察，具体分析二者的社会文化成因及其文学异同，就成为十分有意思的了。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山药蛋派”与“晋军”不即不离的联系中认识各自的发展脉络、特点，进而整体把握山西小说发展史。
一
对文学群体的划分角度多种多样，“山药蛋派”和“晋军”则显然都是从地域的意义上推出和叫响的。“山药蛋派”发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山西，作为群体的推出是1958年《文艺报》11期的“山西文艺特辑”，它将赵树理、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束为等作了总体评价，后被人以地域特色名之为“山药蛋派”。“晋军”大体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山西，作为群体的推出是1985年《当代》2期的“山西中青年作家中篇小说特辑”，它将成一、郑义、李锐、雪柯等作了总的评价，并以“晋军崛起”宣之于世。虽然“晋军”较之“山药蛋派”的土生土长是一个更宽松的创作群体，包括了同期的众多作家和北京知青作家等（诸如柯云路、韩石山、张石山、周宗奇、王东满、蒋韵、钟道新、张平等），但其创作都发轫于山西大地，抒写着山西的生活内容，反映着山西的民情风俗，明显是属性于“晋”的。正因为“山药蛋派”和“晋军”与山西地域文化圈同有着难以剥离的关系，就使二者在表现对象、文学精神等方面具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共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它们所共同承载的地域文化，使二者获得了生长、发展的历史机遇，和社会历史运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构成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概而言之，就是革命与改革的两大主题动力。而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百分之八十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国，无论前半期的革命还是后半期的改革，历史都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由农村带动城市”的方式。正是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把农村、农民从偏僻的山坳一次又一次推到了社会的前台，使其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成为历史运动的主体。也正是这种历史的呼唤，使文学一次又一次把中国社会进步的主题与农村、农民连在了一起，并形成乡村小说的发展优势和主潮。而对于被黄土高原和山乡村落所环抱的山西来说，独特的人文地理恰恰造就了以写乡村小说见长的“山药蛋派”和“晋军”，从而使二者获得了发展的最好历史机遇。
但具体看，“山药蛋派”与“晋军”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发展机缘、背景特点又有不同。就“山药蛋派”来说，显然与山西地区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位置有关；而就“晋军”来说，则与山西地区在80年代民族文化反思中的特殊意义有关。
孙犁曾这样谈到过赵树理，认为“如果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能与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那么他的前途、他的创作，还是很难预料的”，“这一位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这段话实际道出了赵树理及“山药蛋派”的兴起与中国革命历程、尤其与抗战历史背景的关系。山西在抗战时期是中国革命的重心之一，共产党领导的四个主要抗日根据地中关涉山西的就有三个，由此，山西的现实情形、斗争生活就都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典型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势和特点。恰恰由于山西处在时代冲击圈的中心地带，因而即使他们写身边发生的事情也往往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其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所以产生广泛反响，无疑与历史的这种选择有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抗战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机缘，给“山药蛋派”作家群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和最广大的舞台。
“晋军”作家群的崛起，亦有特殊的历史机缘。“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是农村的贫困，人们痛定思痛、反思历史时又触及到农业文明和民族性格精神的问题，这都使处于高原贫困落后山区而又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的山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晋军”恰恰耳闻目睹并深刻体验了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的生活，当他们以作家的睿智给予观照、描写和反映出来时，便显示出特有的形象意义和思想深度，成为乡村贫困和百姓情感的写真，成为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反思。应该说，社会历史运动又一次给山西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若没有对乡村现状与改革的关注，没有民族文化反思的历史要求，也就可能不会有“晋军”的被关注和崛起的机遇。
进一步看，20世纪“山药蛋派”和“晋军”的为社会历史所选择所青睐，不仅在于上述表现对象、题材内容上的特点，还在于它们所处地域文化圈赋予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创作态度。
晋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崇实”的文化，“其民信实纯厚”、“务实勤业”是历代山西民风民性和地域性精神特点的记载。在这样一种地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山药蛋派”和“晋军”，必然或多或少受到“崇实”精神的熏陶，即使像北京知青等非山西籍作家，十七八岁就扎到山西乡村百姓生活的怀抱，也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使我们看到，在“山药蛋派”和“晋军”的文化观念中有种共同的务实的倾向，表现出文学的强烈使命感和现实主义取向。如“山药蛋派”代表人物赵树理就说过：“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写的主题。”马烽、孙谦等也都如类似的观念，用孙谦的话说：“创作总是脱不出这条路了，我的作品的主题常常是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和具体政策的解释上。”“晋军”虽处于80年代新潮纷涌的时代，但他们大都不在小说技巧上追逐新潮，而也表现出“务实”的创作态度。柯云路就明确宣称“我写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变革社会”，成一所以关注乡村因为他觉得：“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中国问题解决的关键在农村、农民。”正是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使“山药蛋派”和“晋军”的创作成为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从1940年代毛泽东《讲话》发表后一直到1980年代文学多元化态势之前，文学的实际功用极被重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更是文学创作的圭臬。由山西地域文化孕育的“山药蛋派”和“晋军”其所长便在于现实主义地反映生活，因而就像种子找到土壤一样，获得了非常适宜的发展环境。
应该指出的是，80年代“晋军”的“崇实”与50年代“山药蛋派”的“崇实”不同，其功利观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功利，是升华到文化、历史、人类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其现实主义也吸纳了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学观念。而“山药蛋派”的“崇实”则带上时代的局限性，显得过于拘实、狭隘，其功利观带上了为“赶任务”创作的实用色彩。如马烽说他“写《韩梅梅》是先有了主题，先有了一个政治概念，然后才进行创作的，也就是所谓‘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西戎也说自己的小说集《姑娘的秘密》“差不多都是在‘赶任务’的情况下写成的”。尽管如此，但“山药蛋派”与“晋军”又是共处于1940年代到1980年代这段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体相同的时期内（80年代初经济改革刚开始，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变化缓慢），因而它们在发展机遇上就显示了某些共同的社会成因。二者作为同是山西地域文化圈的文学群体，其共同的乡村小说创作、共同的现实主义精神，既突出代表了20世纪山西小说的特征，又隐示出二者源于同一母体的客观联系，它们为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界所拥抱，显示出了山西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与特定历史运动的切合。而随着历史运动的大转折，山西的小说创作就面临着新的境况，在今天多元化的文学态势下，已明显有所边缘化。
二
时代对某种文学或作家群的青睐好比提供了一个场地，而某种文学或作家群能否获得发展，则还在于其自身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和满足时代的要求，是否能够体现时代的文化精神特点。在20世纪“山药蛋派”与“晋军”所以能达到各自的高峰，无疑又在于它们分别顺应和体现了自己时代的文化精神，以独到的创作在全国整体性文化趋向中处于领先的位置。50年代《文艺报》对“山药蛋派”的推崇、80年代《当代》对“晋军”的推崇，都恐怕无不着眼于此。
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时代精神。作为特定社会存在之上的普遍性的思想文化精神，往往与特定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思潮相联系，代表着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和总体趋向。黑格尔指出：艺术、宗教和哲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精神”。人们也常说，文学是时代的产儿，但毫无疑问的是，只有那些突出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文学才能成为典型意义的宠儿。比较而言，“山药蛋派”能达到高峰，在于其体现了历史上那个革命时代的文化精神；而“晋军”走向新高峰，则在于摆脱了“山药蛋派”的传统束缚，体现了所处新时期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精神。
“山药蛋派”的活跃期主要是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并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何以才能使中华民族从积弱衰亡走向富强新生、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体系？整个社会面临着推翻三座大山、改造旧世界的艰巨任务，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发动工农大众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革命与斗争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趋向。反映在文化层面上，即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的发表与贯彻，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文化精神取向，成为进步文艺界尤其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方向，并一直延续到五十、六十年代。赵树理及“山药蛋派”创作的成就，与其自觉追循这一文化取向直接相关。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张初元的故事》《吕梁英雄传》等，都是描写抗日根据地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对日寇残害百姓的滔天罪行和封建思想、汉奸恶霸给予了无情揭露，热情歌颂了与反动派、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农民和新生力量。这些作品不仅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形式表现了贴近群众的特点，而且强烈地体现了时代主潮精神——革命与斗争。正是这样的文化精神，使赵树理等人的创作受到极大的关注和宣传。如有学者指出的：他们“使自己在最大程度上对解放区文艺大众化的要求达到了实际性解决。于是，他们的创作一下子就具有了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