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晋军”文学对农村生活的表现，可谓立足山村的全方位多层透视。如果说前代文学往往拘泥于就事论事地写小说，缺乏对人性的深刻细微的捕捉，心理描写也不多见，像西戎的《盖马箱》和《行医事件》，如普遍认为的那样，缺乏历史眼光，又未能深刻揭露官僚主义者的灵魂，仅仅写到干部极端不民主、作风简单粗暴为止；马烽自己也曾说：“我的作品大部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东西，互助组吵架了，就单纯来解决吵架的问题，天不下雨了，就写担水点种的好处，‘打了盆说盆，打了罐说罐’……”而“晋军”文化心理是在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或高等文化的双重氛围中建构起来的，他们一方面能从农民文化角度，真切地表现农村生活，另一方面又能从城市文化或高等文化角度，理智地审视农村生活，加之当代各种文化思潮所提供的参照系，最终使他们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对农村生活进行全面观照。《老井》主要事件是写打井，但却未停留于就事论事，而是生发开去，大幅度描画了太行山村庄的自然面貌与风俗习惯，发掘出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沿革以及人们心理的积淀，并在城市文明与乡村落后的冲撞中，表现出村民的心态的不同变化，真正掘出了一口生活的“深井”。《新星》则是以农村生活为背景，把作者“多年在生活中的积累和感受通过一个比较凝练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一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人与人的关系进行解剖，深刻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及某些本质方面，显露出人的“灵魂的深”。“晋军”文学的其他作品也或向内扩展或向外扩展，对人的心理意识或人与社会、历史、自然、文化的联系进行开掘，大都达到一定的深广性。
其二，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进化，使“晋军”文化心理也相应提升。他们不再像前辈那样固守在对生活的感受层次，而是更多地吸附着哲学意识，进到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考层次。因而，“晋军”文学对农村生活的表现，往往是在哲学意识、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的相互渗透中，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俯察，突破了前代文学的近距离反映。赵树理当年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三感”，即有农民的感觉、感情、感受。无疑，它具有重要价值，是真切表现农村生活的基点。但要达到鲁迅提出的“开掘要深”，仅仅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晋军”之前的文学一定程度的浅表，也许正是由于它过分依从于这“三感”的近距离审美体验，只达到简单平面的再现，而不能上升到更高层次给予全面深刻的透视。事实上，只有对象给作家双重的吸引力，即必然是熟悉的，达到“三感”；同时又是新奇、陌生、甚至异己的，与作家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才能获得有意味的艺术生命。农村生活对于建构于双重氛围中的“晋军”文化心理，恰恰达到了这种双重吸引的境界。这样，他们在“三感”（尽管有深有浅）之上，又能经过沉淀，上升到哲学抽象的心理距离和审美态度，以农村文化不曾有的观念去审视人们的生活。例如《还愿》虽着眼于农民生活，但却没有把眼光局限在农民的致富上，而是写了现代文明在农民心理的萌动，即农民富起来后，又会不满足于“富”，而追求新的精神需要。作品通过富起来的农民对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旅游的“还愿”，探讨了人性的多方面追求，从一个侧面预示出：人必然由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上升到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外面的世界》则透露出农民新的文化意识。一个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农民，日子好过了，不为吃穿发愁了，反倒觉得没意思起来。到村街上转悠吧，近年却又觉得“村街上也没有多少意思，不过是永辈子都能看到的那种场景”，倒像有瘾一样，闲了便上公路看热闹的来往车辆。就在这种貌似平淡的内容中，作者赋予哲学观照，表现出“外面的世界”对村民的吸引力，揭示出人的精神生活将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而提高的必然性。此外，《远村》《古墙》《高高的戏台》《陌生的夏天》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蕴涵着生活的哲理发现。
其三，由于新时期开放思潮的光照，“晋军”文化心理具有了更为开放的人伦观念。其作品很多表现了普通农民人格与尊严的复苏：如《前院》中越过封建意识压力的小海对自我价值的确认，《三白瓜》中与大队官僚者斗争的马本初对自我力量的坚信。也大胆表现了性爱细节：如《夜与昼》中李向南和顾晓丽在北海水雾茫茫中的性意识冲动，《老井》中旺泉与巧巧“洞窟之夜”的缠绵炽热。
其四，“晋军”文化心理具有更多更强的现代意识观念，他们明知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并非大团圆结局，因而一般都突破了前代文学的大团圆写法，而写得更深沉，更含蓄。《老井》中巧巧与旺泉分离后的出走，《新星》中李向南受到重重阻力，最终只是接到省委书记的一封信，他们的结局怎样，作者并未讲出，生活是流动的、发展的，作者没有必要主观地加上任何结局。
“晋军”文学在重点开掘农村生活的同时，也把审美注意的选择拓展到城镇生活现象。“晋军”作家大多有复杂的经历，柯云路、郑义、李锐插过队又在工厂做过工，张石山当过兵又当过工人，焦祖尧曾是技术员。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也对城镇多方面的生活给予了表现。李锐的《五十五壮汉》，郑义的《枫》《小伙子们，奏乐》，柯云路的《三千万》《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焦祖尧的《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等等，分别塑造出知青、工人、科技工作者、干部、市民、教师、大学生、保姆等多种人物形象。从而，改变了过去前代小说创作农村题材“一花独放”的局面，呈现出“万紫千红”的丰盛景象。
三、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多元化艺术走向
现实主义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依然是“晋军”文学的主流。其特点如当代评论家何镇邦在《朝着多样化发展》中所指出的：“写得比较扎实；同时代、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而不是盲目地追求一种‘空灵感’，不把作品写得那么虚无缥缈，不可捉摸。”而同时应该看到，在现实主义主流的周围，“晋军”文学也同时奏出了多重音符，显示出艺术创造的多元化走向。
现实主义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形式，可以说与忧患意识是孪生姐妹。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各家所争的不是关于形而上的世界本体和物质世界的关系，而是对礼崩乐坏严酷现实的反思。最终定于一尊并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更是一种典型的实用理性哲学。孔子通过“仁者，人也”对人性的张扬，立足于人的世俗生活和伦理情感，建立起一套从实际出发的现实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十分符合晋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特点，成为晋域长期有效的思想形式。就像丹纳在分析日耳曼民族的性格时所说：“在这等地方，需要深思熟虑的头脑，感觉要听从思想支配，不怕厌烦，耐劳吃苦，为了遥远的后果忍受饥寒，拼命工作。”“他们没有时间想到旁的事情，只顾着实际与实用的问题，住在这种地方，不可能像德国人那样耽于幻想，谈哲理，到想入非非的梦境和形而上学中去漫游，非立刻回到地上来不可，行动的号召太普遍了，而且连续不断，一个人只能为了行动而思考。”正如同日尔曼民族的性格一样，晋域生活决定着人们朴实的个性及对儒家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诗经》中晋域的名篇《伐檀》《硕鼠》实开晋域文学的现实主义先风，现当代“山药蛋派”文学更加发扬光大。深受晋域文化培育和影响的“晋军”文化心理，面对广大地区生活的负重和改革的迫切性，现实主义精神必然成为其中的活力因素，因而，在其他地方一些作者醉心于自我心灵的剖露或技巧翻新，一味追求“空灵”的时候，“晋军”文学则以对社会和人生的真实展现，汇成现实主义的大合唱。《新星》正是以其强烈的现实性，搅动了亿万人的心灵。它写作于1983年，定稿于1984年1月，当时正值农村改革的兴起，柯云路领着我们追随李向南的足迹，看到县委内部的矛盾斗争，看到公社、大队、水库、林场、学校等广阔而真实的生活情形和变革过程，使人如身临其境、身在其中一样触摸到现实的脉搏，认识到变革行动的必要。李锐新近发表的《厚土》，又给人们推出一个活脱脱、实实在在的吕梁山，使我们近距离地看清了吕梁山村民们质朴、善良的面孔，也听到了他们愚昧、麻木的心颤。总之，“晋军”文学基本上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描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扎实、逼真、自然的本色，具有扑面的真实感。
当然，在高扬人的主体意识和文学技巧的冲击下，“晋军”文学也不会像以往那样的保守、平静、死气沉沉。特别是“晋军”内部的外来文化，无疑悄悄地作为中介影响着整个“晋军”。这里将它理解为柯云路、郑义、李锐等北京知青。按照西方哲学家卡西尔的观点，文化就是人，文化凝聚在人身上。如果说，土生土长的“晋军”作家相对闭塞，那么，柯云路等人则相对开放。京都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中心，使他们从小受到开放性的熏陶，加之离开本籍的他乡生活，势必增进他们文化心理的开放性（山西传统文化也缘此而浸入他们），即使身在山西，他们仍与京都亲朋密切联系，比土生土长的作家能获得更多信息和冲力。由此，他们又作为文化中介感染着其他作家，最终带来“晋军”文学对前代文学艺术风格单一化的突破。所以，“晋军”崛起的原因，除一些批评家谈到的“深入生活”、“主体意识自觉”外，这里认为，外来文化包括北京知青及各种文化思潮灌输的推动，都起了催生剂的作用。
于是，“晋军”文学表现出了对多种文学形式的尝试，并较好地与现实主义熔于一炉。比如对意识流的借鉴，成一最为突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不正面写重大矛盾斗争或情节过程，而往往是人物心理活动的自然流露。《高高的戏台》开头便道：“头发白了。胡子也白了。果真已经衰老了吗？”《外面的世界》异曲同工：“饿着的时候，盼着吃饱。忙的时候，盼着闲下。没过年呢，盼着过年。现在，肚吃饱了，闲下来了，年也过了，反倒觉着很有些儿没意思了。”这些作品中，作者从全知全觉的叙述人角色退到背后，似乎是作品中人物直接与读者的促膝交谈，真切，自然。再如象征的运用，柯云路的《孤岛》借一次列车旅客被洪水围上一个孤岛的突发性事件，让他们在孤岛上重新开始一切社会关系。“孤岛”成为整个社会的浓缩象征。许多作品的题目，不同于前代文学那种实实在在的地名、人名或人的外号，而富有强烈的象征寓意，如《古墙》，寓古老的人生观像丰碑一样刻在人们的心上；《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寓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黄河一样曲折奔流；《外面的世界》，寓人对新生活新事物的追求和向往。这些作品已不再像“山药蛋”派文学那样单纯地叙述故事，而试图在有限的形象体系中尽可能包含深广无限的意蕴。此外，还有情节淡化的作品，也仍有注重故事味的作品。由此可见，“晋军”文学虽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但并未故步自封，趋从一体化。他们在遵循现实主义的同时，又从各自独特的文化心理出发，自辟蹊径，寻找自己的路子，显现出艺术的多元化走向。
有人认为：晋域作家“把自身置于一个封闭状态进行创作”。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如上所述，“晋军”文学已突破前代文学的艺术范式，显示出从个体意识出发的多样化美学追求和多元化艺术走向。至于其以忧患意识为质点、以农村生活为重心、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共同特点，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在一种风格的模式下进行艺术的摹仿，而恰恰是由同受晋域地理文化影响的“晋军”文化心理所决定的。
1987年6月
20世纪晋域小说发展的两个高峰
小说的发展与辉煌，是20世纪中国文学包括各区域文学的突出现象。通观20世纪山西的小说发展，如果说30年代前还只有为数不多的新小说，且大都是山西籍在京、沪读书人所作，如鲁迅说的“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甚至抗战前期虽有了比较繁荣的小说创作，但也还主要是靠往来于抗战前线的外地文化人支撑，未形成地域性态势；那么，从40年代到本世纪末的山西小说创作（“文革”十年除外），则呈现出一种兴盛发展、峰峦迭起的景象，真正显示了山西本土上的创作实力和成就。这不但在于其间共产生了四代作家群，更显著的标志在于其中“山药蛋派”和“晋军”两个作家群所达到的创作高度。前者（属于第一代）40年代跃起并鼎盛于五十、六十年代，后者（属于第三代）80年代崛起一直活跃至今，二者几乎构成了山西后半个世纪的小说发展链。他们不仅以群体态势造成整体力量的影响，而且以独特的创作价值在全国文学格局中享有重要地位，成为山西小说发展成就的鲜明体现和表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山药蛋派”与“晋军”是20世纪山西小说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