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心理看80年代的“晋军”崛起及文学特色
文学与作家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是作家文化心理的外射。马克思在谈到英国伟大诗人密尔顿创作《失乐园》时说：“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是创作主体呕心沥血的结晶。这里并不否认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但生活只有转化为作家的心理现象，才能进一步变成文学形象，犹如我国古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所描述出的艺术创作轴线：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生活中的某一部分迸入作家的心理并结出艺术的花朵，必然是作家特定的文化心理同它们发生碰撞、迸出火花的结果，那么，在这里，作家的文化心理，就成为生活——文学的中介。换言之，作家的文化心理特质，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所创作的文学的特色。这里拟结合“晋军”几个中坚作家的文化心理分析，以探讨1980年代中期“晋军”的崛起及其文学特色。
所谓文化心理，一般理解为人在实践过程中，由其知识、信仰、观念、习俗等文化因素和意志、情绪、兴趣、思想方式等心理因素有机组成的综合结构。而拥有这个文化心理综合结构的人，是个具有感官的人，决不单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从人的本质含义上讲，他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社会的、时代的积累物，是这个人有生以来实践活动的积累物。反映的同时也是给予，客观事物一旦进入了人的意识，同时也就被赋予了人的色彩，打上了人的烙印。因此，通过作家文化心理与文学的联系，可以从一个断面有效地把握一种新的文学的崛起及其独有的特色。
一、以忧患意识为质点的多样化美学追求
所谓“晋军”，是由《当代》杂志集中刊载展示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时对其提出的一个命名，从1985年开始普遍习用。“晋军”文学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乃是突破前代“山药蛋派”文学“写农民、给农民看”的文学观，不再囿于幽默风趣的一统化情调，表现出美学追求的多样性。但不可忽视的是，它也明显地承袭了前代文学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以对往昔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探求，突出地显示出忧患意识。纵观“晋军”文学，始终没有《在同一地平线上》《你别无选择》等表现竞争变态的作品，也没有《美食家》《烟壶》等描写市井风情的作品，以及热衷于技巧翻新的作品。它基本上是以忧患意识为质点的艺术表现，其美学追求也由此而展开。这一点并非因为前代文学传统的阴影笼罩，而是出于建构在山西地理文化之上的“晋军”文化心理。
山西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由于中华民族诞生在群山环抱的黄河流域，遂形成了人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他们所关心的是祖祖辈辈地里种的庄稼，而农业生产成果漫长，终年劳动有时往往毁于一旦，这便使他们养成谨慎、内向的忧患意识，同时，这种封闭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他们更注重民族内部的人际关系，又形成社会高于个体的群体意识。“兼济天下”不成，才独善其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对社会和人生负有责任感的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信仰，成了长期扎根在山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春秋时《诗经·唐风》的“思深哉”？“忧之远也”，一直延续到现代“山药蛋派”文学的与人民患难与共。所以如此，与山西特殊的地理文化有关。其一，山西作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必然留下更多更深的传统积淀；其二，即便在解放后，由于山西地势的“表里山河”和交通的相对闭塞，本地人口稳定而外来人口少（柯云路、郑义等知青属特殊之例），势必造成传统文化的稳定形态；其三，山西土地的贫瘠和生活的艰难与追求，又使它成为人们需要的人生意念，并长期养成习惯。文化人类学认为：个人生活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特定的文化之中，既是该种文化的推行者，又在思考和行动上受该种文化所规范。“晋军”作家深受山西传统文化的培育和影响：土生土长的张石山、韩石山等人，亲历家乡贫困，且为前辈的思想感情身教习染；柯云路、郑义、李锐等虽是外乡人，但正当他们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来到山西农村插队，现实生活的真切体验和农民文化的耳濡目染，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创作观。郑义曾回忆有一次回到他插队的大坪村，向当年待他如亲人的大婶问好时，禁不住热泪滚滚。可想而知，植根于三晋大地的忧患意识是怎样无形而有力地潜入“晋军”作家的文化心理，成为他们的思想质点，并最终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例如柯云路明确宣称：“我写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变革社会”，“我所热爱的祖国，现在是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又是个有着一些问题令人深思和忧虑的国家。当我提起笔决定写点东西的时候，我是为了深思忧虑的人民而写作的，是为对未来抱着理想的人民而写作的”。可以说，这些话是表达了“晋军”作家的共同心理的。比如韩石山的《好一个马德宝》，通过一个令人思索的“万斤户”，表达了对农村工作的忧虑。由于县里、公社要求抓遭灾区的丰收典型，队上责成“能人”马德宝想办法，本来他是善于养猪而不多种地，从哪里搞这万斤粮呢？他凭着掌握经济信息，从集镇上买了九千多斤猪饲料，加上自己的一千斤猪饲料，正好万斤，而且买价是每斤一毛二，交超购粮是每斤一毛七分二厘五，一买一卖净赚几百元，还捞了一顶“万斤户”的帽子。读之，使人深深感到其中对农村政策偏误和干部作风问题的忧虑之情。他的《磨盘庄》《魔子》和《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都通过表现封建思想意识和社会势力对妇女的损毁，发出“做人难，做女人更难”的感叹。张石山的《含玉儿》可谓异曲同工，含玉儿由于爱上毫无血缘关系的“奶哥哥”，便成为家族眼中的孽缘，终至酿成悲剧。其《镢柄韩宝山》中的韩宝山，由于身处贫瘠山庄，而立之年仍未成家，只是出于作者的艺术追求，才让他在巧合中得到大团圆结局，但却也冲淡了作品的意蕴。郑义的名作《远村》，实际上是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形态和心灵形态的探究。杨百牛与叶叶和四奎畸形的爱情生活和他们畸形的心理感情，表现出贫穷——这个万恶之源对中国农民人性的摧残和伦理观的扭曲。其《老井》通过太行山区风俗画卷的描写，在高扬旺泉坚韧的毅力和科学精神的同时，揭示出贫困山庄人们的迷信、愚顽、空虚以及畸形的恋爱和婚姻。郑义对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注，使这些作品包含着一种沉甸甸的情绪。同样的情绪在李锐的《月上东山》《静静的南柳院》及《厚土》等作品中也充分流露出来。特别是《厚土》系列，凝结着作者“很多年的一种思考”。男人可以将女人交换占有来获得自己的心理平衡，而女人则只有无声无怨地顺从（《眼石》），在这种貌似“公平”的交易中，女人的尊严和价值丧失殆尽；善良的村人们对在抗洪保大寨田中死去的北京姑娘玉香的最高祭典，是诚挚地为她配一个“干丧”完成合坟（《合坟》），在这种“严肃”的活动中，裸露出他们的落后和愚昧。《厚土》七篇对吕梁山区村民各种心理的剖析，皆表现出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底蕴。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之所以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正是由于它们反映了改革者同现实中各种积弊的斗争，表达了人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焦虑和愿望。诸如此类的作品，在“晋军”文学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成一的《陌生的夏天》系列小说《前院》《今天在春天》，张平的《祭妻》《血魂》，王东满的《大梦醒来迟》，权文学的《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田东照的《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等等，都显示出作者对社会和人生充满责任感的忧患意识。
“晋军”文化心理的忧患意识，其实不仅仅是山西传统文化的传续，而且更为新的历史条件所强化。在中国几经曲折、改革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反思或超前思考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一股文学思潮。固然，当代中国也存在注重娱乐或技巧的文学思潮，但对于“晋军”来说，反思或超前思考更适应他们的文化心理需要，并促使其忧患意识更强烈，更焦灼。比之他们的前辈创作——“山药蛋派”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及具体问题的表现，“晋军”文学是在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交叉基础上的忧患，更深更切。
以忧患意识的思想质点展开创作，“晋军”文学也显示出美学追求的多样化。“晋军”作家的文化心理比其前辈开放、自由得多。“山药蛋派”作家的文化心理实际上处于强规范状态，如马烽、西戎的名著《吕梁英雄传》，就是根据当时《晋绥大众报》的需要和要求写的。由于当时客观条件对“遵命文学”的要求，又由于他们本身农民文化心理的狭隘和保守，他们缺乏艺术的自主意识和独立追求。但“晋军”作家中，有的受到良好的城市文化教育，如柯云路、郑义、李锐等人都显示出北京人特有的自信和敏锐，有的则受过高等教育，如韩石山、成一、王东满等人都上过大学。加之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更使他们具有主体的自觉独立性。这样，他们的文化心理基本上处于比较独立和自由的状态，能够获有自己的美学追求。“晋军”各个作家的经历、个性、气质和兴趣的不同，形成他们各自差异的文化心理特质，又决定了他们各自富有差异的美学追求。韩石山由于血统论的影响，经历坎坷，遂养成乐观、豁达的性格，即使在艰难的困顿中也能以一种超脱怡悦的态度对待生活，因而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对人的理解和同情，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他的《魔子》《磨盘庄》都是如此。而柯云路则更喜好哲学，对政治的激情和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使他的作品力图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和把握，显示出慷慨激昂的格调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新星》《孤岛》最为突出。此外，张石山受家族里劳动者强悍精神和善良品质的长期习染，他的作品往往趋向于对劳动者美好情操的发现，充满崇高之美。而郑义这个清华附中的毕业生，敏感又多积忧愤，其作品表现出对悲怆、沉痛的悲剧美的追求。李锐则由于家庭变故，养成机敏干练、清醒冷峻的气质，这使他多以冷峻的调子和精练的行文进行情感传达。正由于这些作家多样化的美学追求，“晋军”文学的忧患意识并不孤单浅露，而是自然而然地渗透在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中。
二、以农村生活为重心的多层面内容开掘
“晋军”文学崛起的主要实绩，表现在农村题材的创作方面。上述所举作品，几乎都在全国或省内引起相当反响，而它们又基本上都是写农村生活的。《山西文学》的几次评奖中，农村题材作品获奖率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可见，“晋军”文学的表现重心仍在农村生活方面。不同于前代文学的是，在内容上给予了多层、深层的开掘。此外，它也不局限于“写农民”的创作思想，而涉猎到城市各类生活各类人等，显现出表现对象的广泛拓展。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尽管现在已经发展了许多经济特区，但处于群山环抱的山西，却没有商品经济的先天条件，绝大部分地带至今仍是农业区。如果把山西作为一个地域圈，它的城市只是圈子中的核，而环绕这个核的圈子则是大片的农村。显然，在山西，农村生活占绝对比重。那么，农村生活的发展变化，也就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正像成一所说的，“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中国问题解决的关键在农村，农民”。这里，新与旧、文明与愚昧的斗争最为激烈，人们的文化心理受到大幅度振荡，而困惑、变动和更新着。山西特定现实的刺激，农村生活体验的积淀，都促使“晋军”作家把审美注意的选择主要放在了农村并显示出新的开掘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