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题材的拓展和反映现实内容的广阔化。山西文学过去题材相对单一，基本限于农村题材，反映生活面较窄。面对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生活，面对工业、商贸、政治、科教、文化等多方面重要的实践，受时代精神鼓舞的作家们锐意创新，把笔触伸展到了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使山西文学从原来仅仅是“写农民、给农民看”的狭窄题材中走出来，呈现出题材和表现手法多样化的局面。譬如柯云路的《三千万》、焦祖尧的《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以及《跋涉者》等，反映了工厂和煤矿生活，表现了工业生产和改革中的复杂现实；钟道新的《经济场》《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等，则及时捕捉了当今的“商海风潮”，反映了经济生活的曲折多变；张平的《法撼汾西》和《天网》，更触及了当今社会政治和法制问题；赵瑜的《强国梦》《马家军调查》，又写到了中国体育事业的艰难历程。这些作品充分表现了当今山西文学题材拓展的广泛性。
其次是主题开拓和思想意蕴的深化。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浓厚的学术风气，大大增强了人们的理性批判精神，也促使山西作家更自觉地观察、认识、透视复杂的生活。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和北京知青作家，多方面的生活体验与高素质文化修养的整合，使他们对生活的观察更加敏锐，思想更加深邃。由于许多作家的创作渗透进自己对中华民族命运前途的深切关怀，在一种理性思索、哲理透视中体现了对现实、历史、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新时期的山西文学大都主题深刻，达到了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较大的思想深度的融合”。像柯云路的《新星》、郑义的《老井》，因其对生活的成功的艺术再现而被拍成电视剧和电影，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新星》把作者“多年在生活中的积累和感受通过一个比较凝练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对一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解剖；《老井》则大幅度描绘了太行山乡村的自然环境和民情风俗，不仅发掘出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沿革在人们心理的积淀，而且在城市文明同乡村陋习的冲撞中，展示了人们不同的生活追求与奋争，真正掘出了一口生活的“深井”。再如青年作家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仲夏的秋》，都把笔触伸向了乡村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深处，试图解剖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复杂的人，从而写出了集社会性、自然性、现实性于一身的“圆型”人物形象，揭示了倪土改和“秋”等人之“灵魂的深”。
再次是艺术追求的个性化。山西现当代文学长期是以艺术的“同”为突出特点的，“山药蛋派”形成后，第二代作家的追循模仿，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山西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新时期是人们主体意识自觉的时代，处于思想解放、学术多元的社会大环境下，受到中外各种文学思潮的不断冲击和影响，特别是新时期山西的创作队伍成员复杂，省内省外皆有，老中青几代交汇，资历不一，心性各异，无论客观上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还是主观上自觉的个性追求，都使新时期的山西文学呈现出个体风格的多样性。正如时为山西作协主席的焦祖尧所概括：“我们既有大量扎实的、近距离反映生活的现实小说，也有李国涛（高岸）那样描写历史生活、渗透文化意蕴的‘回忆小说’；既有蒋韵那种空灵的、抒情的、散文化的诗意小说，亦有曹乃谦式的简练、凝重、倾力表现农民生存状态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既有吕新意向纷杂、清淡脱俗的‘感觉’式小说，还有王祥夫大开大合、主体意识很强的现代叙述方式小说……”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新时期山西文学的多元化状态。
另外，新时期山西文学的变化还表现在艺术格调的凝重化。在新时期山西作家的作品中，很难再见到当年赵树理及“山药蛋派”的那种诙谐幽默与风趣的喜剧色彩，而是一种充满同情、悲怆与悲凉的情感氛围，以至表现出批判的色彩。这一方面在于生活的沧桑变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现实的艰难沉重，另一方面无疑也是作家清醒观照生活和追求自我体验的审美结果。正像文学新秀谭文峰所说：“当我回过头来观照我所生活过的乡村时，我深深感到的，不再是个体生命的沉重，而是一种民众生存的艰难，群体生命的沉重。”这大体上可以看做是新时期山西众多作家共同的审美情感心理，由此便带来山西文学基本格调上的凝重、沉着的色彩。
总之，新时期的山西文学表现了与时代、社会的同步演进，表现出对生活的新开掘和艺术的新探索。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山西文学的拓展、变化，与山西地域文化、文学传统也有着天然的联系。山西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源远流长，从抗战以来就充满了这种关注现实、关心政治的热情，许多作品富于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新时期的许多作品也仍然“有着一股山西大地的味道”（小说家康濯语）。这一时期的山西文学，一方面受整个时代精神氛围的作用，一方面又受地域文化、文学传统的影响，既带上了地域色彩，又融入了时代新质。总的来讲，新时期的山西文学大致有以下四个新特点：
第一，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多元化艺术走向。即山西文学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创作，作品大多写得比较扎实，同现实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同时，又表现出艺术个性的自觉和艺术追求的多样化。
第二，着力开掘以乡村生活为重心的多层面题材。即山西文学一如既往地把焦点对准乡村生活和农民命运，主要反映山西特定环境中的风土人情，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情调。
第三，以忧患意识为质点的凝重美风格。即山西文学创作大都富有社会责任感，表现出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发展的倾向，显示出对生活的忧思，流露出一种悲怆、凝重的情调。
第四，以理性精神为内核的批判色彩。即山西文学创作善于捕捉社会矛盾和问题，用理性的眼光给予观照、审视并深刻揭示之，常常带上了批判的情感色彩。
三 新时期山西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任何健全的社会都应该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新时期山西文学的繁荣，不仅表明了山西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和进步，而且是山西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成果的文学，它必然会影响和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
山西文学的审美认识价值，与山西的地域文化和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紧密相关。山西是中华民族、华夏农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人文中国》一书曾写道：“山西表里山河，四山阻隔，黄河北纵南横，环绕半壁。在这种四关锁土的环境里，山西人形成相对稳定的、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和“忍性、韧性、耐性”的民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山西，传统与现代文明相互冲突、碰撞、交汇的时代特征十分鲜明，作为山西百姓实际生活过程反映的山西文学，便有可能对传统农业文明形态演变过程予以最生动的表现。例如，李锐的《厚土——吕梁山印象记》系列，就以作者当年插队所在的吕梁山生活为背景，揭示了在落后的自然状态下，一种沿袭了数百年的封闭、落后的小农生产形态：人作为土地、社会的奴隶，终日单调地在田间劳作，不晓得外面的世界，也没有自身的觉醒，只是日复一日、浑浑噩噩地生活着。男人可以将占有女人来使自己的心理获得平衡，而女人则只有无声无怨地顺从（《眼石》）；善良愚昧的村民们对在抗洪保大寨田中死去的北京姑娘玉香的最高祭典，是诚挚地为她配一个阴亲（《合坟》）；两个临近生命终点的老人，在谈到生、死、性的时候，把“生”的最高境界看做是温饱——“天天吃炖肉，就等于坐了龙庭”，“死”则是像生前那样有个归宿就好，而“性”是人生本来就该有的——“连玉茭也知道年年结籽籽哩”（《秋语》）。这一个个镜头式的画面，为人们展现了偏僻地区多少年来的人生窘况，显示出作者对古老民族文化生活积淀的深刻透视。而对改革深化和商品经济发展以来乡村骚动作出反应的，突出表现在身处基层的青年作家创作之中。这里有雁北乡亲在改革触动下的波动、迷茫和觉醒（房光《没看见有雁飞向南方的秋天》《莜麦谣》），也有晋南乡镇工业文明的发展对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及人性的变异、觉醒（谭文峰《走过乡村》《仲夏的秋》）；有吕梁山在沉重生活中开始的骚动（常捍江《申村爷坐街》《天皇地老》），也有忻定平原失衡、演变的生活态势（宋剑洋《最后一顿夜草》）……总之，一方面是古老的、惰性的、素朴而贫困的农业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是工业文明的渗透和生活的巨大动荡和变迁。从某种意义讲，山西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部北方农业省份社会转型期的形象化历史。
新时期山西文学的审美认识价值，还在于它坚持真善美的社会导向，在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民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山西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都处于政治变革、挽救危亡的最前列，“政治与革命的情结”是山西地域文化的一个特征。这种关心政治的精神取向，是新时期山西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社会使命感的体现。许多作家积极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热情地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弘扬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创作出了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的优秀作品。1980年代初期，柯云路的《新星》及时捕捉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现实，反映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艰难性，塑造了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改革家形象李向南，改为电视剧映出后，极大地感动和鼓舞了人民群众。又如马烽、孙谦合著的电影剧本《咱们的退伍兵》，紧贴现实生活，表现了复员军人方二虎率领村民们改革家乡面貌的生动实践。他放弃当运输户、挣大钱的机会，与村民们一起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剧作上映后，同样赢得了广大观众，起到振奋人心的教益作用。此外，像小说《跋涉者》《点燃朝霞的人》，报告文学《黄河落天走山西》《新形象之诞生》等，电视剧作《金银湾》《锡崖沟》等，都是“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作品，对精神文明建设、铸就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时期的山西文学遵循现实主义，直面生活、针砭时弊，还显示出突出的现实认识价值。这也是从赵树理以来山西现当代文学的一贯特色。当年赵树理、马烽们就曾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开了“问题小说”的先河。新时期的山西作家继承优秀创作传统，在直面生活、捕捉现实问题上同样富有艺术的勇气和责任感。这方面以1990年代的一些作品最为突出，如谭文峰的《扶贫纪事》，直接揭露了干部下乡扶贫工作中的有名无实和虚夸作风，活画出某些处世圆滑、工作敷衍的官僚形象；他的《走过乡村》表现了少女倪豆豆遭到集村长、总经理、县人大代表于一身的权势者倪土改的强暴而有冤难伸的悲惨境遇，“蹂躏她的既是权力，又是财富”。此外还有许建斌的《乡村豪门》，深刻揭示了当今某些乡镇私营企业不择手段的角逐竞争，揭示了现实中的金钱关系和金钱对人性的吞噬；张平的纪实系列小说《法撼汾西》和《天网》，真实暴露了一些基层干部横霸乡里、鱼肉百姓的丑恶行径，以及县乡某些干部甚至省级干部滥用权力、官官相护的现实。这些作品，都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它们对现实时弊的深刻揭示，给人们以巨大的震撼。
综上，新时期山西文学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山西的历史变迁紧密相连。它写下了山西文学史上灿烂的一页，也为中国文学注入了勃勃生机。但是，也应看到山西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局限和问题：其一，有些作家的生活、思想及艺术准备还不够充分，不少作品思想内容贫乏，艺术形式粗糙，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二，文学意味和地域风情的描绘尚嫌不够，一些作家往往着眼于社会矛盾关系而不太注重风物人情、艺术氛围的营造，不少作品成了“生活报告”，缺乏形象、意境和艺术美；其三，因袭传统过深，艺术思维贫乏，创作视角单一，一些作品表现手法上仍沿袭以事写人、编织故事、演绎主题的模式，给人一种陈旧、肤浅之感。上述问题说明，山西文学面临着新考验，也向作家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山西作家必须扬长避短，一方面要立足于地域文学特色，汲取地域文化的营养，从生动鲜活的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技艺，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学创作经验，从而才能写出思想性、艺术性更强的作品，使山西文学秀于整个中国文学艺术之林。
199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