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子夜始，以清晨终，这一晚他的思想随心而动，无边无际。作者在与夜对话，与水对话，与花对话，与风对话，他听到了它们的酣笑，看到了它们精灵般闪现的光芒，触碰到了它们那难以捉摸的脉动。此时作者的心已经与它们融在一起，谁又能说作者不愿去做那滴水、那朵花、那阵风呢？无拘无束的洒脱、无牵无挂的潇洒，没有世俗的烦扰，没有尘世的庞杂，他的心如泉水般清澈见底，那份恬静，那份怡然，如若没有心与心的相通又如何能够做到？这就是“天人合一”之境，就是与宇宙、自然界完全合一的存在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在这里，无论是一朵花，一块顽石，还是一抹晚霞，一弯残月，均为生活本体之现身，都气韵十足，绝不是冷漠而僵硬的。
在诗歌《晴朗》中也到处表现出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诗人在太行山中感受自然，被自然的美妙神奇所折服，在细致的观察中化身为自然中的一个小分子，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大自然的美：
石径上一汪清浅的雨水，风没来得及舐干，
一只蝴蝶痴迷于这片闪光的魔镜。
一根鲜嫩的松针，挑着一粒晶莹的水珠，
欲滴不滴，映照出整个尘世。
地上是散落的松果，空中是隐现的鸟鸣，
一股清丽的泉水环绕在脚下。
自然的一切在作者眼中都是如此美丽，在雨水中、在松针上、在泉水里，作者与万物化为一境，只有这样的审美思情才能写出如此境界的自然风光。自然在我，不是物，而是与自我为一的内心世界，因此，自然界的一颦一笑都充满了活泼泼的魅力。
四、回归自然——人类“诗意地栖居”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人，诗意地栖居》一诗中深情地感叹道：“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此诗深受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欣赏。“诗意”的获得在于摒弃物质的、功利性的眼光，栖居则是尊重自然中一切万物自由自在的生活，维持万物的浑然一体、和谐共处。仔细体会可以发现，“诗意地栖居”即“拯救大地”，摆脱对于大地的征服与控制，使之回归其本己特性，从而使人类美好地生存在大地之上、世界之中。这样的生活也恰恰是对于人性本真的回归，是人生命的本质规定，也是人存在的基本条件。
作为现代化支柱的高科技和工业化，导致了工具理性统治甚至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现代化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与资源攫取，更是对人类的生存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警告。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环境的破坏与精神的紧张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失去家园的茫然之感。海德格尔在为纪念诗人荷尔德林逝世一百周年所作的题为《返乡——致亲人》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美学中的“家园意识”，所谓“家园”就是每个人的休养生息之所，也是自己的祖祖辈辈繁衍生息之地，“家园”是最能牵动一个人的神经情感之地。
在徐小兰的散文《守望汾河》中，这种“家园意识”十分强烈：
我与汾河的亲近，是在儿时。儿时的我，经常与小伙伴一起，站在小城高高的城墙上望河。西望，我们可以看到黄河，黄河烟雨波涛，滚滚南下，如万马奔腾；南望，汾河如练，玉带一般，仿佛近在眼前，汾水碧波荡漾，岸边杨柳万千。于是相比之下，我们更喜欢汾河，因为汾河沉静、清澈、温和而秀美，让人感觉可以亲近。
作者以自己家乡的汾河为描写对象，用乡音难改的亲切口吻将汾河的历史文化娓娓道来，在回忆中包含了对汾河难以遏止的爱恋。汾河是作者的故乡河、母亲河，时间越久就越是想念，因此汾河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牵动着作者的感情。
还有散文《我在榆社》中也透着强烈的“家园意识”，文中突出表露了作者这样的思想：
我提到的这个小城，其实就是榆社县，在那部小说里，我固执地叫它“家园”，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故乡”。
也许我的后半生也会在这个小城度过，也许不会，谁知道呢？但无论走到哪里，我想我永远都不能摆脱它带给我的这些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我此生此世的精神家园。
这里写到对家园的渴望、对幼时美好生活的怀想，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内心的诉求——回归。往小里说，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挪威的森林”，那里无忧无虑，可以洗去铅华，远离喧嚣；往大里说，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个精灵，也渴望着能有一方净土，滤去人性的浮躁与烦恼，那便是“家园”。另外，在散文《小院》中的家园则不仅仅是那片“挪威的森林”，通过对家园的回顾、对父母挚爱的回忆、对年幼时期幸福生活的回顾，使作者对生活重新充满了信心、理想、力量和向往，那是人性的回归，作者在人与人的纯真的感情中找回了自我。
显然，家园对于人是太重要了，它是宇宙生态、宇宙生命的象征。但是如今的人们已经离“家”太远了，有多少绿色的“家园”招致破坏，有多少人感慨人类精神“家园”的空虚，《守望汾河》和《我在榆社》中所写汾河环境的恶化和榆社人文生态的失衡，都以朴素浅显的方式表明了人类对家园的破坏，作者多么期望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为自己、为人类觅得一方净土，期望享有一种和谐的生态环境与天趣般的真实人生。这可以说是近期不少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一种倾向，在这些作品中，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没有强弱之分，没有侵占之思，没有攫取之念，只是感受、领悟、聆听，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幅充满生命活力而又和畅恬美的世界。这无疑是一种大关怀、大胸襟。而如此大关怀、大胸襟并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有那些走出狭隘的个人性小我、具有大宇宙意识的作者，才可能有这样的生命体验和“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态美意识。而这样的文学与审美境界就不仅仅只是关心人类自身，更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天地万物，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思接大千世界，情系天地众生。
2010年10月
关于文学的历史理性精神
作为20世纪末期诸多理论问题中的一个焦点，对文学的本质属性多有争议。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传统的关于文学的审美认识质性被挤退到了边缘，“归位说”、“审美说”、“娱乐说”占据了中心，形成一时文学风气。于是许多作家和创作有意回避自我以外的现实生活和意识形态需求，或潜入个体的生命飞扬与尘封的历史传奇之中，或沉迷于故事迷宫的设置与语言词汇的编造，从而带来文学与现实、与时代、与人民大众的疏离，也导致了文学与当前社会历史实践的脱节。故而，对这一问题进行学理性的思考和认识，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文学之事固然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凸现着娱乐的性能，但毕竟它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出现和存在的，是人类多种多样历史活动中的一种实践活动。由此，它就必然贯穿着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体现着一定的社会目的和历史理性精神。虽然“审美”、“娱乐”也是一种目的，然而就如马克思说过的，一个“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也就是说，文学的“审美”和“娱乐”首先离不开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应该与人的基本生存要求相符合，应该是于社会人生的生存发展完善有益的，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如果“审美”或“娱乐”从广阔的社会历史活动中孤立出来，变成纯粹个人生理心理的消遣游戏，而不去承载它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一部分的责任，那么，它的鲜活深厚的人生内容也就被抽掉了，其“审美”与“娱乐”也就只剩下了虚无缥缈的空壳。
曾有评论者竟如此说道：“我的文艺观就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 感性、非理性、本能、肉。”也有作者说道：“小说是一首渐慢曲，它以文本之外的某种速度逐渐沉静下来，融入美和忧伤之中，从而避开所谓需求。”显然，这里所谓的“审美纯洁性”和避开“需求”就是把文学引渡到社会之外，单纯变成人的生物、生命本能的一种抚摸，变成生理感性的低等快感，变成不载负任何社会理想和道德判断的自我沉醉形式。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文学涉及了任何理性的东西，而非“感性、非理性、本能、肉”，就失去了文学的“审美纯洁性”；如果文学适合或符合了社会的多种需求，不能遁入“美和忧伤之中”，就超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这样的文学观不能不让人质疑：文学究竟是自然人性的生物快感活动，还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性的精神活动？是孤立自足喁喁独语的自恋式幻想，还是具有社会历史性意义的审美认识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本质就在于不同于动物肉体本能的自由自觉的社会性。”那么，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结果的精神活动之文学活动，它在更高层次上具有理性的色彩，带上社会历史的内容，才真正符合“社会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规律特性。即使它以感性形式出现，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可见，对于文学的审美来说，绝不可能纯到只有“感性、非理性、本能、肉”，否则与一般生物活动的快感有何差别？其实，由视觉、听觉、味觉等本能肉体感觉所引起的生理快感，并非人类所独有，动物也有这种本能性的功能，只是本身并无社会内容；而美感作为人类特有感觉，则伴随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是一种感性形象与真、善、美相联系的意识活动和精神愉悦。由此可见，文学活动作为人类的美感实践活动，必然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一种证实和实现人的“社会本质”的精神活动。
既然如此，文学活动就不可能是绝对孤立自足的，它必然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而存在，相运动而发展，并且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发生作用。然而近年来这一点却为不少作家所淡漠、鄙薄。在他们看来，文学虚构文本的目的只在于文学话语、迷幻故事的创造，一旦涉及普遍的社会化的主题内容，就是承载了非文学的功能，丧失了文学自身。但有目共睹的是，随着他们创作的越来越“文学化”、“审美纯洁化”，其文学生命却越来越枯萎，最终为社会大众所冷淡而走向衰竭。
事实上，文学虽然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但它并非一种离开广阔社会实践的纯精神的思辨、幻想，并非作家们钻在“象牙塔里的精神游戏或精神试验”，它的生存根须扎在广袤丰厚的社会生活土壤之中，它的生命在于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相依存共命运。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正是伴随着原始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和劳动的需要，促成了文学之事的诞生。原始歌谣、原始神话，通过当时劳动生活和情感愿望的表现，相应地起到协调劳动、鼓舞斗志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分工的细密，文学活动从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诸多社会活动中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为了满足某一部分从事活动者的精神需要，而完全是由于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出于全民族生存、发展和进步的共同需要。不能否认由分工的差别、社会地位的差别所带来的精神享受的贵族化、个人化现象，但文学史一再证明，只有那些与特定历史现实相联系、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而又富有时代精神的优秀文学，才为人们普遍热爱而经久不衰。
诸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戏剧，18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等的诗歌，19世纪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诸如中国文学史上的《诗经》《离骚》，唐代杜甫、白居易的诗，现当代文学中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以及《青春之歌》《创业史》等，都由于它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而成为时代和人民的精神表现，成为社会实践活动重要的精神力量，因而也获得了伟大不朽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