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内容上、话题上的散淡洒脱是显而易见的。就李国涛的全部散文来看，作者无意于刻板地表现什么中心思想或说明什么问题，而是广敞心灵，不避个性，让断片的思绪、无端的感兴率然地流露着，就如作者所说：“写散文怕也是怀着如此短暂的情绪，一篇篇往外写才好。”这使他的散文完全是真情真性、真实心迹的本来样子。表现在形式结构上，那随意漫谈的笔调，松散杂然的行文，左右逢源的征引，都显示出一种散淡洒脱。而我觉得，李国涛散文散淡洒脱的意义还并不在于其中哪一点上，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篇篇散文整体上散发出来的氛围和气味，是李国涛散文的风骨所在。且摘《说老年情怀》的一段，以见一斑。当作者述说到所遭遇的视力痛苦和心中早就揣着的一个巨大希望时，忽然插入了“孔圣人”、“阿Q”等文坛佳话，写道：
这希望是什么？自然不是富贵。孔子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原来孔夫子和我们一样，也是势利之徒，他总想着富贵，大约他后来也是听“夜半钟声”，知了天命。当他说“如不可求”时已经绝对求不到了，求不到怎么办？“从吾所好。”就是说，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吧。我觉得孔夫子的这话恬然自得，又略带一点阿Q精神，很合我的口味。我的“所好”（也即“巨大的希望”）是什么？物质上的奢侈谈不到了，也不要说什么人头马牌的洋酒和龙虾、鱼子酱什么的，或纯毛地毯、高级音响。“给你无限温馨的”空调等等，就是普通市民生活也要精打细算。如想豪奢一番只有在精神上了，简单说一句吧，找点好书看，也就是“从吾所好”。
显然，随意的漫谈中蕴涵着清彻智理，自由的感兴中包孕着儒雅情趣，气度泰然自若，语言潇散疏简，一种自信自在、自我陶醉之情已跃然纸上。
总之，在李国涛的散文世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大家”的气度。记得钱谷融先生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中国散文研讨会上，提出了“为散文先做散淡人”的观点，李国涛不正是由于主体心性的自由散淡，才使他的散文具有一种散淡洒脱的“大家”气度？其实，散文本来就是一种“大家”的文体，一种自由而精致的文体，其要旨既不在于结构，也不在于修辞，更不在于花言巧语的“抒情”，而是在于整体的风骨文采，在于“文必己出”。李国涛的散文所以给人别致的感觉和品味，就因为它们是作者精神个性的结晶。当然，李国涛的散文毕竟是一种老年体散文，由于作者年龄的缘故，热情逐渐消退，又主要寄身于书斋生活，有时不免流露出一种出世情态，偶或也表现出琐屑、微薄之状。但我想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无论如何，李国涛的散文为山西散文园地平添了一种新颖的色调。
1996年12月
存在与超越：一种精神极地的灵魂舞蹈
正如心理学对人类复杂心理的揭示，当复杂的精神世界呈立体状显现之时，我们也就面对着不同面孔、不同类别的文学分野。有一类文学家，主要是在写实的层面上耕耘，虽然也有精神的飞翔、悠游，但灵魂深深维系于现实存在之中——现世生活、红尘故事、伦常情感，展现出一幅幅经验世界的图景。而另有一类文学家，好像天生富于敏思幻想的气质，他们不满足存在的束缚，常常灵魂出窍，潜入到一个幽邃空灵的精神极地，自由地进行着超验世界的灵魂探险。自然，由思维性格、文化语境及审美传统之故，在东方中国这后一种文学是不大多见的，倒是西方文学中有一串我们熟悉的作家，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卡夫卡以及纪伯伦等等。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及其所带来的人们生存的、文化的、审美的变化，似乎这一新维度渐多起来，像海子的诗、残雪的小说，就都是精神、灵魂层面上的文学探险。“晋军”青年女作家卢丽琳的诗文创作显然也是在这个维度上的。平心而论，卢丽琳的创作未必多么成熟，但其独异的“精神性”特征彰显个性，不凡，不俗，用著名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说，可谓之“神圣的舞蹈”。
“舞蹈”象征着一种酒神式的高蹈轻扬的人生姿态，象征着一种超越的精神追求和自由的精神创造。读卢丽琳的作品，让你最感到动人的、为之惊叹的就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与“舞蹈”的美丽了。可以说，从她早期的诗歌到她最近的散文集《妇人》，都是如此。
一
卢丽琳最早的一些诗作主要见于圈内的“地下刊物”《坚定》上，也算是独标个性的一群文学青年的精神聚餐，卢丽琳自由不羁的个性已初见端倪。她的诗作或以大自然或以人的生活为题材，但无论写什么，皆在抒发一种不屑于世俗庸常的精神渴求。且看她写的《雨夜》：
雷声从天宇碾过，
闪电的大火在头顶一闪一灭，
雨水像猝不及防的灾难从天降下，
不，我不回去。
瞧啊，在这黑沉沉的雨夜，
世界呈现出多么怯懦的真相，
除去坚忍宽广的大地，
一切都逃回了狭小的巢，
可是我，我不回去。
这强大的雨水，
同我一生渴求的幸福多么相似，
它远远胜过房屋里诱人的灯光，
和桌上铺开的干净的稿纸。
诗中的“我”不像芸芸众生雨夜之际逃回小巢，也不满足于房屋里的一切，反而钟情于大自然狂暴的力量，愿意把自己融入到“坚忍宽广的大地”中，融入到“黑沉沉的雨夜”的“强大的雨水”中，同整个大自然化为一体。再看《献给爱情》：
我只愿承受来自他一个的鞭挞，
只肯吃他夜间为我添加的草料，
牛儿啊，牛儿，
当他把缰绳套在我身上，
我和他再没有片刻分离。
我把眼泪噙在喉头，
我和他一同耕犁着全部土地，
幸福哦，幸福，
当夕阳用神性的慈爱安抚两旁的田埂，
我和他已一起返回了自己的家门。
即使写爱情，也不同于寻常的甜蜜、缠绵，生生死死，而是一种刚烈，一种个异的品位：“我”甘愿承受他一个的“鞭挞”，“我”甘心他把“缰绳”套在我身上，重要的是“一同耕犁着全部土地”，那将是莫大的幸福，别无他求，只渴望融入到“他”那神性的生命和劳作中。如果说这里卢丽琳要表达的东西还较浅且朦胧的话，那么之后的《抒情》十首，在精神追求上显然向更深更远的地方走去。
十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话》《死亡》《1995年11月6日送丈夫和朋友》《穿过》四首。《对话》中以设问对答的形式直接倾吐了超越世俗的追求：
——你为了什么这样高傲，
——为了我与世人的不容，
为了我从他们中脱离出来。
——你为了什么这样忧郁，
——为了我匆匆奔向的那端，
它蛊惑着我，
闪烁着鬼火一样奇特的光芒，
可是我始终无法将它捕捉得到。
这里，“我”的精神性目标更为强烈、自觉，尽管“那端”还像蓬莱仙阁一样难以捕捉、“必定要吃尽苦头”，但“我”意志已决，由此也可发现，“高傲”、“忧郁”已成为一种主要的精神情绪。《穿过》中表现了同样的“高傲”、“忧郁”的精神情绪，并进而产生“孤独”感：
我从这里走过，
像傲慢的陌生人踩着你们的领地，
我穿过你们，
像穿过毫不相关的密林。
我不是你们中的一个，
不附和也不驳斥你们，
我在清风吹着的高高的崖顶上坐下，
在那儿，我的心独自悄悄地淌下忧郁的泪滴。
而在《1995年11月6日送丈夫和朋友》中，又进一步走向“绝望”感：
送走注定要离去的朋友们，
我又返回了这里，
屋子里空空荡荡，
留下空寂的痕迹。
我仍旧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找不到，
我的灵魂再次坠入漆黑的深渊。
谁能懂得我，
谁能真正贴近这颗绝望的心脏……
这里的“我”对俗世的一切没有兴趣，反过来俗人们也不能理解“我”，致使“灵魂坠入深渊”而“绝望”了。“绝望”则势必走向“死亡”，于是《死亡》中写道：
像宽厚的兄长，他俯下身来，
亲切地看着我，
我低声央求，
带我走吧。
我默默地跟在死亡后面，
向寂静的旷野走去，
善于体贴人子的星星们，
举着神圣的烛光为我俩照亮……
无疑，这里的“死亡”并非语词本身实义的“死亡”，而是一种审美象征，一种哲学上的、宗教上的自赎与拯救，一种精神上的重获新生。至此，诗人的内在情思及精神肌质已十分了然，这就是由“高傲”——“忧郁”——“孤独”——“绝望”——“死亡”构成的一条逻辑链。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作为诗人的卢丽琳文化心理结构的微妙性，诚如有评论者所说的：她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真实的生存和幻美的想象的冲突，它们的不可调和，形成了诗人心灵痛苦的根本性原因，也形成了她的诗歌创作的潜在主题和中心意象，而由此引发出对死亡、绝望、孤独等情绪的强烈体验，以至死亡意象、绝望意象、孤独意象经常性地出现在她的诗歌作品中。
那么，卢丽琳的诗何以会这般的激越、冲动？尽管人们常说诗人即是疯子，但毕竟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冲突如此不可调和者是少数，顾城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海子也是一个，都是一些特殊的个体。原来，卢丽琳也属于这少数的特殊个体，她是一个太富于诗性情怀的女性了，她曾在“创作谈”坦言：“我是个苛刻的人，我历来都固执地要求着这个世界的纯洁与高贵。我认为生命本应如此，它本应如此存在。……我常常把自己喻为是一个患有精神洁癖的人，我不能容忍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一丝不洁之物。”但理性又早已使她知道这不可能：“在我们的肉身每天都穿行着的这个非常实际的俗世里，这是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此，这么多年，我没有放弃文学，它让在俗世的不可能在另一个世界变成为一种可能。”不难发现，正是这样的一种个性、一种审美认知、一种对梦幻世界的追寻，决定了她对文学的执著，也决定了她的创作基调和强烈的精神性特质。而反过来，这一段写诗的艺术经历可以说进一步激发了她的诗性情怀，丰富和拓展着她的精神疆域，也使她对自己的创作有了艺术自觉和更为明确的指向。这从她所写下的《诗歌断想》中可明显看出。作者宣称：“我讨厌那些浮泛的美，那些把一片树叶比喻成蝴蝶的翅膀之类，我热爱沙漠、大海、草原、冬季平原上的大雪、狂风、暴雨、深邃广大的夜空等。虽然在我的诗歌中或许不会出现这些事物，但它们始终占据着我的心灵，与我的心灵最为贴近，一刻也不会离开。我想，这些事物终将注入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的诗歌将充满了它们的重量和灵性，而不是它们本身。尼采不正是参悟了万物之灵性，创造出他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的吗？”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做卢丽琳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界标，她的创作个性已趋于稳定，有着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不屑于浅表的浮泛的美，也不屑于简单的歌赞自然、生命，对精神之域的索求才是其最心仪、最关切的。在这里，尤值得注意的是卢丽琳提到的尼采和他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诗人的尼采，他最关心的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其《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可以说既是哲学著作也是优美的带有寓言性色彩的散文，其中皆关涉人之灵魂的事情，对人生的意义提出种种质问和回答，充满着“在思想的热情中燃烧着的生命所具有的升沉和震动”（尼采语）。无疑这一切最合拍于卢丽琳的心理，而卢丽琳在此显然也是把尼采之作作为范式来看的。据此推测，卢丽琳最终由诗歌转向寓言体散文、独语体散文的创作，与尼采的影响可能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期间给她影响和启示的，如她自己所说，还有《圣经》特别是其中的旧约部分、但丁的《神曲》，以及阿赫玛托娃、索德格兰等作家的作品，她一心“期待着自己也能够创造出这样神奇的作品”。正是这一切与卢丽琳自己当下生活体验相撞击，滋养、孕育了她的系列散文《妇人》的诞生。
二
《妇人》题名《妇人》，其实是“妇人”二十六篇寓言体散文与“在危崖上”数百篇独语体散文的结集，它是卢丽琳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新高度。一般说，当一种个人特征是稳定的、富于特色的，进而是能够将他同同时代的以及历史上的作家区别开来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作家已获得了创作上的个人风格。细读《妇人》会让人发现，它的整个主题基调、话语气息是卢丽琳诗作一以贯之的心脉搏动的延伸，因而，“高傲”——“忧郁”——“孤独”——“绝望”——“死亡”仍旧构成了它的基本内涵和意蕴。但《妇人》又全然展现给我们一个新鲜的、诡谲的、充满寓言色彩的文本世界，它的文学品质和独特性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