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二年苏轼在回忆这场论争时说：“（司马）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说明他是从利国“便”民的原则出发的，而不是看风使舵、徇从私情。这场论争规模不小，在一些维护免役法的人物如苏辙、范纯仁、范百禄、李常等人中，苏轼是较为激进的一个。当时人孙升说：“若欲以轼为辅佐（宰相），愿以安石为戒”，简直把他看作第二个王安石了。
司马光死后，苏轼又和程颐发生矛盾。程颢、程颐兄弟是洛阳人，苏轼、苏辙兄弟是四川人，所以历史上称为“洛蜀党争”。当时程颐任崇政殿说书，为皇帝讲书；苏轼任翰林侍读学士，是皇帝的侍从官，也有讲书之责，官位比“说书”高。程颐讲究“尊师重道”的一套“古礼”，给皇帝讲书，坚持在殿上坐讲，俨然以师道自居；苏轼认为不近人情，加以讥诮。司马光死，官员们正好参加一次明堂庆典后要去吊唁，程颐以一天之内又歌又哭，与“古礼”不合，认为不可；苏轼嘲笑程颐“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于是“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这样看来，苏程不和似起于细故，并不涉及国家大政的争论，但他们的思想志趣确有不同：苏轼说他“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程颐指斥苏轼有纵横家捭阖的习气。
服膺二
程的朱熹说苏轼“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点检，故恁诋訾”，又说苏轼要“打破”程颐所奉行的“敬”字。
苏轼这时期的创作，基本上也趋于低潮，跟熙宁初年在朝时期相仿。激烈的党争和复杂的内部倾轧占据了苏轼的生活领域，限制了他的政治视野，这时诗作的数量固然不少，但题材较狭，思想内容也有变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寥寥无几，对政治黑暗的激愤之情也有所减弱。清人纪昀在《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九的总批中说：“此卷（收这时期诗作）多冗杂潦倒之作。始知木天玉署（“木天”“玉署”都指翰林院）之中，征逐交游，扰人清思不少，虽以东坡之才，亦不能于酒食场中吐烟霞语也。”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这时期诗作低落的原因，也有一定的道理。大量的应酬诗充斥诗集，一种飘泊后稍事安定的自满自足的心情常有流露。《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三首》就写在衙门中兄弟值班“斋宿”的心情：“江湖流落岂关天，禁省相望亦偶然”，表面上说相遇“偶然”，内心却颇为得意；又说：“当年踏月走东风，坐看春闱锁醉翁。白发门生几人在，却将新句调儿童。”回忆兄弟俩在嘉祐时一起进闱应考，主考官就是号称“醉翁”的欧阳修；如今象我俩这样的白发门生所存不多，不如跟子侄辈作诗相娱。诗境淡泊，看不出多少感情的波澜了。
八、四任知州
从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七月到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是苏轼第二次任地方官时期。这五年间，除两度返朝做京官外，他历任杭州、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的知州。这又是他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文学上有所发展的时期。
杭州。苏轼刚到杭州，面对的是严重灾情。原来这里年初即遭水灾，早稻无法下种；五、六月以来又闹旱灾，刚刚种下的晚稻也收成无望。苏轼一方面请求免去上交的供米，并求赈济；一方面把官米减价出售，使灾情有所缓和。不料第二年夏收前夕，又遭水灾和风灾，灾情“甚于去年”他仍积极组织抢救。水旱之后，瘟疫流行，苏轼筹款在众安桥创置病坊（医院），“多作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
他在杭州办的第二件事是疏浚盐桥、茅山两河。这两条河是沟通大运河和钱塘江的要道，把内河航运和海运联成一片。但在涨潮时，海水挟泥沙倒灌，造成河道淤塞。苏轼组织人力在半年时间内疏浚两河，长各达十余里，深八尺以上。为了巩固这一成果，他又采纳部下苏坚的建议，建造堰闸，随潮水涨落或关或开，避免了“淤填”和“涸竭”。（同上）他又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进行上述工程，使它与救灾结合起来。
第三件事就是治理西湖了。他在《乞开杭州西湖状》中首先指出西湖的严重形势。十六、七年前他来杭州任通判时，西湖已有十分之二三被“葑合”（被茭白等水草淤满）；这次来杭，发现已“湮塞其半”；如果再过二十年，必将全湖堙没。其次他指出西湖的重要性。它是城中居民食用淡水的水源，又是大运河的水源；即有蓄水、灌溉之功，又能用湖水酿酒，每年国家可得二十万缗酒税，“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他经过调查、察访，制定了治湖规划：开掘葑滩，疏浚湖底，并用葑泥在里湖和外湖之间修筑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等山，上建六桥（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等桥）。长堤的修筑，保证了西湖水利资源的利用，便利交通，又美化湖山景色。他写诗说：“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之后人便称为“苏堤”。“苏堤春晓”成为今天“西湖十景”之一。为了预防西湖堙塞，他计议在湖上造小石塔三五处，禁止在石塔以内的水域种植菱荷茭白之类。不久，建成三座，后来演变成今天著名的“三潭印月”。苏轼说：“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和自慰。
颍州。元祐六年八月，他到颍州任知州。这年冬天，颍州久雪人饥，苏轼又积极设法赈济。他的僚属签判赵令记载当时的情况说：一日苏轼召集部属议事说：“某一夕不寐，念颍人之饥，欲出百余千造炊饼救之”；后又考虑到“细民之困”除了“食”还有“火”，于是筹集“义仓”的积谷和别处的炭薪分发灾民，以救饥寒。后来，他又请得朝廷同意，把一万名维修黄河的河工调来颍州开发沟渠。又与赵令一起，开浚颍州西湖，引来焦陂之水，修筑清河、西湖三闸。但等不到工程完工，他又改知扬州，只好把工程交给赵令督办。
扬州。在赴扬州途中，他“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原来老百姓被“积欠”所困，虽是麦收之期，农民怕官府催还而不敢返乡。后来他一再上书请免积欠，终于获准。消息传来，他正在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当即写进了“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的句子，以抒宽慰之情。
在扬州，他得到两块石头：一块绿色，形如冈峦起伏，还有个洞穴直达背面；另一块是玉白色的。他便用水养在盆中。他忽然想到在颍州时，曾梦见一座叫“仇池”的府第；又联想到杜甫的仇池诗，把陕西成州境内的仇池写成一个洞天福地。那么，这块绿石不就是仇池吗？他写《双石》诗说：
梦时良是觉时非，汲井埋盆故自痴。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姿。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玉峰横太白”，雪山横在太白山上，喻指那块玉白色石头；“鸟道绝峨眉”，喻指那块绿色石头。这块石头在“秋风”、“晓日”中依稀呈烟云草木之状，而且中有洞穴，与真正的仇池真是具体而微，越发使诗人要到仇池中去定居了。苏轼把这块石头命名为“仇池石”，以寄托他对世外桃源式处所的向往。
这时的扬州通判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五月底，天气已热，他去访晁补之。晁补之在书斋里放了一盆白荷花，盆中清泉四溢，顿觉暑意全消。苏轼作《减字木兰花》词，用“满座清微，入袖寒泉不湿衣”来写泉水寒气冷入衣袖；用“雪洒冰麾，散落佳人白玉肌”来写白荷花的洁白，似雪如冰，令人清凉。词表现了他善譬巧喻，体物入微的艺术才能。
苏轼在扬州只有半年，他又被召进京了，所以没有留下更多的作品。这两首有关盆景的诗词反映了他当时创作的一些情况。
他到京后，参与郊祀大典，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一生最高的官位。当时苏辙是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之一），兄弟俩都居要职。但是，无休无止的内部党争，又使苏轼不安于朝，出知定州。这一回，是他最后一次做地方官了。
定州。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到定州。定州地处与辽交界的边缘地区，苏轼十分注意防务。他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整顿官军。当时边军将骄兵惰，训练不良，纪律松弛，前任知州不敢过问。苏轼坚决惩办了贪污军饷的将领，严禁赌博酗酒，加强操练，亲自主持检阅。二是整顿民兵。他恢复了原先行之有效的“弓箭社”，利用当地人民守土保境的斗争经验和“以战斗为生”的习俗，计划整编一支三万人的民兵武装（官军二万五千人），在物质上给以优待，使其配合官军防务。这样，“进取深入，交锋两阵，犹当杂用禁旅（官军）；至于平日保境，备御小寇，即须专用极边土人”，增强了军事力量。
苏轼在果断地整顿武备的同时，他的心情却是忐忑不安的。虽然他还不知道定州是他一生实际任职的终点，但确已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已向他无情地袭来。因此，他在作品中常常抒写急流勇退、归隐故乡的愿望。他在定州又得到一块太行山的佳石，乌亮的颜色夹着白色的纹理，“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纹理犹如雪浪，不经人工斧凿而是天然形成，因命名为“雪浪石”，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雪浪斋”。他借雪浪石发抒思乡之情：这雪浪石象是四川都江堰，但周围没有同乡和我一起来品评它，只能独自赏玩。
九、远放天涯
还在苏轼赴定州之前，太皇太后高氏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去世，十九岁的宋哲宗亲自主持政事，熙宁、元丰时代的所谓新党人物将要重新上台，朝廷上呈现出一派“国是将变”的气氛。苏轼在离京和到定州后，一再上书表示他“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的忧虑，要求哲宗坚守“安稳万全之策。”但却未能阻止政局的变动。
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绍圣”，意思是继承神宗朝的施政方针。旧党人物吕大防、范纯仁罢职，新党人物章、安焘等出任宰执大臣。他们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当时在朝任职的高级官吏三十多人都被贬到岭南等边远地区。
苏轼兄弟也首当其冲。尽管苏东坡曾为章诤友，尽管章当年与苏东坡携手反对过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斗争。现在还是成为哲宗登基后第一个打击对象，成为章大刀阔斧下的政治鬼魅。苏东坡为被贬谪岭南的第一批罪臣。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四月，苏轼独自与儿子苏过渡海。七月到达儋州（治所在今海南岛儋县）。在旧称海角天涯的海南岛一住又是三年。
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活是黄州生活的继续，苏轼的思想和创作也是黄州时期的继续和发展。佛老思想又成为他思想的主导，而且比前有所滋长。他说：“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佛教以世界成坏一次为“劫”，“念念成劫”，是说人世变化神速；道教以世界为“尘”，“尘尘有际”，是说处处有世界。“下观”两句是用《庄子·逍遥游》的典故，说万物的生存，与蚊蚋小虫的呼吸无异。他这时酷爱陶渊明避世淡泊的一面，对鼓吹清静无为、养生长生的道家也表示出比前更大的兴趣：“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
佛老思想对他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在政治逆境中自我解脱的精神武器。苏轼这样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在当时条件下所能找到的唯一精神武器，这是时代、阶级的局限。
综其一生，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始终矛盾地并存在一起。它们是矛盾的，因为前者的主要精神是积极用世而后者却是消极出世；它们在苏轼身上又是统一的，因为他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因而大致以“外儒内道”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当他出世从政时，特别在地方官任上，则主要信奉和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时时有佛老思想冒头）；当他贬官在野时，佛老思想成为他的主要思想倾向（儒家思想也并不泯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篇》中的这句话也可移来评论苏轼的。
政治挫折和生活窘迫并没有减弱他旺盛的创作力。今存这时期的诗近九卷，约四百余首，还有一些词作和散文。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说苏轼在海南时，“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但他“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说出了勤奋创作、老而弥笃的情况。下面分四还认为，“有为而作”必须对现实怀有明确的是非评判和热烈的爱憎感情。在海南岛时，他看到子侄辈文字“粲然可观”，作诗告诫说：“《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
《春秋》传是孔子在困顿时所写，以“春秋笔法”褒贬历史事件；屈原在放逐时所写的《离骚》，抒发了强烈的嫉恶如仇的爱国忧民之情。他们的身体虽已消失，但其作品光照千古。这一论点就进一步丰富了文学要有为而作的思想。苏轼还在《答谢民师书》中，对扬雄鄙薄辞赋的错误进行批评，指出他错就错在不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出发。他反诘道，屈赋、贾谊赋难道因为是“赋”而能任意贬斥吗？重视作品思想性是苏轼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答谢民师书》作于苏轼从海南岛赦回北行途中，是他晚年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重要书简。其中写道：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里对谢举廉（字民师）诗文的推重，实际上是对他自己创作的赞美。他在《文说》中讲过同样的话：“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就是说，文艺创作一方面追求表达的最大自由，应该象“行云流水”，象“泉源涌地”，生动活泼而没有任何固定的框框；另一方面这种表达“自由”乃是基于对艺术规律的高度认识和掌握，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为条件，而不是任意胡来。既随心所欲又不违规矩，才能做到“文理自然”而又“姿态横生”。他在元丰八年写的《书吴道子画后》中有两句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是对上述艺术原理较早、较简括的说明。与这相联系，《答谢民师书》接着又阐述“辞达”的内涵：“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是讲作家对于客观事物的艺术把握，首先必须对事物特征具有深刻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然后充分发挥文字的性能加以准确而生动的表现。这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他关于“辞达”的见解，也指明要做到表达自由和艺术规律相结合，关键在于作家认识生活的深刻、全面和表现生活的准确、生动。这些对艺术创作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死，无子，由弟徽宗赵佶继位，神宗妻向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五月，苏轼被赦北归。六月，渡海，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