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过后迎来黎明，风雨久作亦有晴时，云散月明，天海澄清，七年的沉冤终已昭雪。然而，无须抱恨海南濒于死亡的生活，饱览这里的奇景异色不是平生难逢的快事吗？这是苏轼对长期远谪生活的总结。象他在“乌台诗案”后所写的诗那样，他对挫折、窘迫的回答总是倔强的。
第二年，即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他病卒于常州。在病重期间，他听到儿子朗读米芾的一篇赋，从床上跃起，极口赞誉，给米芾写信说：“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这使人联想起早年欧阳修对他的推许。他终年六十六岁，也与欧阳修相同。
死讯传到他曾经任职过的地区，“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太学生们也在寺院举斋志哀，人们对他表示了深切的悼念。
十、辉煌的文学成就
苏轼一生在政治上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在文学上却是一位获得丰硕成果的全能作家。他留下二千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卷帙繁富的散文作品。他超越同辈作家，处在北宋文学的高峰。
（一）诗歌
苏轼的诗，和他的词与散文相比，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内容都较丰富，题材更加广阔。
一、政治诗。他的社会政治诗所占比重并不大，但表达了诗人对于政治和社会重大问题的态度和观点，仍是苏诗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的诗敢于揭露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病，反映下层人民的一些苦难生活。这是贯串诗人一生的。苏轼年轻时就注意社会问题，写了《岁晚三首》、《和子由蚕市》等诗。黄州人把布谷鸟的啼声意会成“脱却破裤”，他借以谴责横征暴敛：“不辞脱裤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五禽言五首》其二）；历史上豪强兼并农民土地，他又借以隐寓现实感慨：“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谁家美园圃，籍没不容赎；此亭破千家，郁郁城之麓。”（《李氏园》）他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了大年初一的农村破产景象：“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或写“下马作雪诗，满地鞭棰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之二）
苏轼的政治诗不仅反映了诗人贯串一生的政治激情和批判黑暗现实的精神，而且也说明他的政治视野比较广阔：贫富对立，赋税苛重，兼并、天灾、贡物等都激起诗人心中的波澜。他的诗还涉及其他社会问题。如对威胁宋朝的辽、西夏的侵扰势力，他力主抵抗，收回失地。黄州时的一首长题说：《元丰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谒王文父于江南，坐上得陈季常书，报是月四日，种谔（宋朝大将）领兵深入，破杀西夏六万余人，获马五千匹，众喜忭唱乐，各饮一巨觥》，活现出诗人欣喜之情；这首诗说：“闻说官军取乞，将军旗鼓捷如神。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以边塞柳絮犹如中原春雪，表示失地重回宋朝版图。他并且一再表达自己为国破敌的雄心：“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谢陈季常惠一揞巾》），他的诗反映了阶级矛盾，也反映了民族矛盾，视野是较广的。
苏轼的政治诗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对于人民的苦难，他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交织着强烈的爱憎感情，特别是痛苦的内疚和羞愧。《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堂读书》写到民在旱灾中的苦况：“中间罹旱，欲学唤雨鸠。
陆游说他“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他的政治诗也是符合这个评语的。
二、抒情诗。苏轼一生，一次入狱，几乎丧生；两次被贬，长达十二年；两次任职地方，又都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夹缝中讨生活。正如他的婢妾朝云所说，他“一肚皮不入时宜”，是个政治失意者。他的抒情诗就着重反映了一个有才能、有理想而又遭遇坎坷的封建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苏轼说，“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送岑著作》），因而他的这些抒写个人不平的诗篇仍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封建社会就是意味着对才能的摧残，对美好理想的扑灭：“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谤”（《京师哭任遵圣》），“人间歧路知多少”（《新城道中二首》之二）。他写道：
世上小儿多忌讳，独能容我真贤豪？为我买田临汶水，逝将归去诛蓬蒿；要能终老尘土下，俯仰随人如桔槔？
——《送李公恕赴阙》
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君不见，钱塘游宦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
——《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之一
这里歌唱自由，向往山水，实际上是对“俯仰随人”的俗态世情的决裂，对“朝推囚，暮决狱”的官场生涯的厌弃。“出世”乃是由于“愤世”。
他的抒情诗还常常在“吾生如寄耳”的消极慨叹中，包含着对于生活中一些动人东西的追求和歌颂，如手足之情，亲友之爱，故乡之思。《游金山寺》就是一首写怀乡的名作：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这诗是他熙宁四年冬出任杭州通判、经过镇江时写的。金山原来矗立在长江之中（现已与江岸相连），上有金山寺。目睹滚滚长江东流入海，诗人的思路却引向江水发源地家乡四川。传闻中的涨潮伟观已不可见，只留下潮水退后的沙痕；登高远眺故乡，却被一片青山遮断。这就烘托出气氛的迷惘和乡愁的深沉。最后写江心炬火，作者把它设想成江神的谴示，更渲染出对宦游的厌倦和乡思的深切。
三、写景诗。苏轼的足迹遍及各地：从峨嵋之巅到钱塘之滨，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南，在他的诗集中留下了一幅幅祖国名山、大川、湖泊、海洋以及城市、农村的画卷。他的写景诗并不是自然景物的简单再现，而是体现了作者的人生思想和美学爱好，突出表现了他对乡土的眷恋和祖国大地的热爱。他几乎把居留过的每个地方都看作第二故乡：“自意本杭人”，“海南万里真吾乡”。他的一首七律写道：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新城道中二首》之一
写的是杭州西南一个普通农村雨后初晴的旖旎风光。透过这些清丽跳动的诗句，不是活现出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处处感到生意盎然的心灵吗？
苏轼诗歌的总的艺术特色是自然奔放，挥洒自如。前面引用的“吾文如万泉源，不择地而出”的一段话，就是他对这一特色的自评和自夸，概括了“滔滔汩汩”和行止必“当”的统一，自由和规律的结合。这个特色是他的诗、词、散文所共有的。读者从他的诗中可以获得一种淋漓酣畅的美学享受，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写作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快感。他的长篇古诗，“放笔快意，一泻千里”；他的近体诗，更显得圆美流动，很少某些律诗的板滞、枯涩之病。诗人的才情是奔放的，艺术想象是丰富的，他熟练地驾驭各种艺术手法，以争取自由表达的最高境界。
苏轼的这一艺术风格又带有宋代诗歌的时代特点。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曾指责宋诗（主要是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其实，这正是宋代诗歌区别于唐代诗歌的特点之一；而且并非始于黄庭坚，苏轼诗已呈现出这种面貌，这跟他追求自由表达是紧密相联的。
必须说明，这三者只是特点，它在艺术上可以成为优点也可以成为缺点，关键在于是遵循还是违背诗歌形象化的规律；应以此为标准，对苏诗艺术作出全面的评价。
诗歌散文化即“以文为诗”的倾向，在唐代大诗人杜甫、白居易、韩愈的作品中已开端倪。它主要指把散文的一些手法、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诗中。散文常用直叙和铺陈排比的手法，苏轼的《游金山寺》、《百步洪》等，或直叙游历，或铺写景物，即用此法。这些诗虽有一些交代性的语言，如《游金山寺》的“山僧苦留看落日”，“是时江月初生魄”，但它的整个记叙大都伴随着许多具体的、感性的描绘，因而仍然充满诗意。散文的结构手法也有助于苏诗自然奔放风格的形成，特别是他的古诗，“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在布局谋篇上讲究变化多端而又脉络分明，颇见艺术匠心。但散文化的句法和字法却往往削弱诗歌语言精炼的和形象性。如“问君无乃求之欤，答我不然聊尔耳”（《送颜复兼寄王巩》），“无谋自进谁识之，有才不用今老矣”（《送任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大用虚字做对仗，就不足为训。
苏诗的另一特点是议论化，这也是散文化的一种表现。苏诗中普遍加重了议论成份。诗是容许结合形象、融注感情的议论的，如《凤翔八观》、《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子由论书》等，其中的议论成份对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是有帮助的。但抽象化的过多议论却会损害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并且容易造成诗歌语言的松散。
然而，苏轼的哲理诗却是哲理和形象的结合，理和情的统一，在艺术上独树一帜。如《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些诗虽然算不得形象丰满，却以思考启迪的敏锐人们的心智。前面提过的《题西林壁》也是如此。
“以才学为诗”主要表现在用典。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段，它可以利用典故本身所包含的较多内容，增加诗歌形象或意境的内涵和深度，给读者以联想、思考的馀地，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艺术目的。苏诗中有不少用典贴切成功的例子，这是主要的；但也有用典重叠、故逞才气的地方。如《贺陈述古弟章生子》七律，一连用了贾逵、徐卿生子的典故，又用了汤饼客、弄“獐”书以及王浑、桓温等有关诞生的故事。这只能使诗意艰涩，格调滞闷，走到他自然奔放风格的反面，成了这位大诗人留给后人的艺术教训。
（二）词
在我国词史上，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创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苏轼对词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建立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派，取代了传统婉约词派的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