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这一画派的重要成员。虽然他自谦“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实际上他的竹石枯木画达到很高的水平。今存传为他遗画的有《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黄庭坚《题子瞻枯木》说：“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杨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说他在学术上能调停儒墨两家，自立堂堂之阵，他的书法又能和颜真卿、杨凝式比肩并行，他的胸中原有许多画境，随笔一挥就能画出风霜老木来。苏轼之所以爱画竹石枯木，主要是借以表达自己高傲不屈的个性。他在通判杭州时写的《于潜僧绿筠轩》诗中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他对随人俯仰、毫无节操的庸俗习气十分厌恶。他后来在郭祥正家的墙壁上醉中画了一幅竹石画，他有诗写道：“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就是说，他的竹石是他胸中不吐不快的块垒，是他的锋芒和不平，是他的化身！
文学创作和作家的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综上所述，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由于离开了中央朝廷内部的无休无止的党争，在政治上留下了斐然可观的成绩，在文学上也获得令人瞩目的丰收。看来，离开朝廷的外任倒是他施展经世济时抱负的地方，也是他更广泛地接触生活从而更充分地发挥他的艺术创作力的地方。只是在湖州任上只有三个月，一时被繁琐的公务所困，如他自我解嘲的那样，“吴兴太守老且病，堆案满前长渴睡”，使他来不及对创作投入更多的精力。但他仍想为湖州的山山水水放声歌唱，他说：“顾我无足恋，恋此山水清，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然而，一场严重的政治打击破灭了他这个创作愿望。
原来，苏轼无法完全超然于中央朝廷的斗争之外。应该指明，在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长达十六年的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期中，又以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标志，新法逐渐失去打击豪强兼并势力的势头，只是着力于改革官制和强化军队、保甲，一场变法和守旧的斗争部分地变成了封建宗派的倾轧和报复，性质已有所变化；而且，新法又只能依赖腐朽的封建官僚机器来推行，因此，王安石主观上的“良法美政”在实践中也部分地变成了“扰民”的工具。
对此，苏轼除了上书责难以外，还写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文。而正是这些诗文，几乎断送了他的生命。
五、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台的官吏皇甫遵奉命从汴京赶到湖州衙门，当场逮捕了苏轼。目击者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真是祸从天降。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从六月以来，御史台官员何正臣、舒、李定等人曾先后四次上章弹劾苏轼。他们摘出苏轼的一些诗文认为是“讥讽文字”，“愚弄朝廷”，“指斥乘舆（皇帝的代称）”，“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宋神宗随即下令御史台审理。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乌台诗案”。
舒等人从苏轼的诗文中断章取义，罗织锻炼，甚至对苏轼严刑逼问，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这时苏轼估计自己活不成了，曾写下绝命诗两首托狱卒转交弟弟苏辙：《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之一：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诗题反映了“狱吏”对他的虐待逼害，见出政敌们的凶狠；诗句写兄弟诀别，情真意切，凄楚动人。
审讯大抵于十月中旬结案。审讯的材料和结果交到皇帝的手中，皇帝视连累的人不少，尤其王诜驸马与苏东坡交情至深。他们曾交换大量的礼物和信件、诗文。作为皇亲国戚，更应检举揭发才是，王却一直隐瞒不报。因此被革职，贬为庶人。另一位是王巩，他与苏东坡虽有来往，却从未有过什么诗文交往。更未见过什么诽谤诗，显然是无辜受牵连。苏东坡也说王巩为他受过。因此，他常常感到痛心。
苏东坡入狱坐罪，震动下天，善良正直之人，只有悲悯痛惜之情，却无营救之力。惟有范镇和张方平愤然上书营救，不怕革职杀头。张方平的奏折，南京郡官吏不敢转呈朝廷。张方平就指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上京投书。张恕徘徊于京师街头不敢进院投递。后来苏东城出狱看了张方平的奏折副本，大惊失色。子由看了也说：难怪吾兄愕然。因为张方平在奏折中称他是“天下之奇才”，这样只会更加激怒神宗。有人问子由，当时应该怎样救苏轼呢？子由答道：“就说大宋有史以来不曾杀过大臣，若杀了苏轼，就为后人开了杀大臣的禁令，这是对先皇的不敬。这样才能救苏轼。
如此之言，是有根据的，宋太祖赵匡胤，曾留下遗嘱并刻碑藏于密室。新帝登基要去密室读碑文立誓。太祖训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苏东坡大难不死，是受到赵匡胤遗嘱的保护。这也只能算不死的原因之一。虽有遗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怒之下，还管你什么遗嘱不遗嘱！人头落地了，想到遗嘱又有何用？
是时，一向支持爱护苏东坡的仁宗皇后病故了。但临终时对皇帝说：
“我记得苏氏中进士时，仁宗先皇曾对家人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储相’。现在听说苏轼因写诗而入狱，这是不是小人陷害他，他们在他的政绩上找不到毛病，就用他的诗来定罪。这些控告不是太琐碎了吗？我是无法复原了，你可不能冤枉无辜。否则，天神会发怒的！”太后说完就断了气。这也是苏东坡不死的原因之一。
御史台做了一份审判结论，要把苏东坡处以极刑，并连同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孙觉和另外几位与苏东坡有密切关系的好友统统处死，立即砍头示众。
由于太后殡葬之事，案件在皇帝那儿耽搁了很久。
通常皇家出殡总要大赦天下，依照皇规苏东坡应该减刑。这是御史们所料未及的。这样一来他们的心血全白费了。但他们仍不甘心失败，还想力挽败局。
据说当时有位宰相叫王，受御史们的威逼与利诱，突然对皇上说：
“苏东坡有心反叛陛下。”
“何以见得？”皇帝吃惊地问。
王提起那首双桧树的诗，说，“蛰龙”是苏东坡暗喻自己，总有一天要变成天上的龙，成为皇帝。
“诗不能这样诠析，他是描写桧树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王见皇上如此宽宏大量，又如此洞察事理，不敢再言。
章当时也在坐，他看皇上脸色，也为苏东坡辩护：
“龙不但是君主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神宗受此启示，又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不君耶？”这场阴霾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御史台给苏东坡的死刑定案，还不能执行，这样重大的案子还得由皇上定夺。皇帝派自己的人，对苏东坡的案子进行一次复审。最后宫中送出一道圣旨，把苏东坡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
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之夜，苏东坡获释。他蓬头垢面，脸色苍白，身穿囚服，如鬼魅一般，走出东城街北面的牢门。别的他都能忘怀，似乎唯独就是写诗忘不了。他前脚跨出牢门，后脚还在牢里，嘴里就吟起诗来：
其一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人。
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百日”，苏东坡自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恰好一百日。虽是隆冬，却已感春天的气息了。，喜鹊的鸣叫声。“窃禄”是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
其二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明不厌低。
塞外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这些诗别人要抓辫子，不是没有辫子可抓，而因他刚出狱，不便于再抓。只视蚊子叮了一下而已。要他写诗不带刺，恐怕没法做到。难道这次的打击还不重么？难道是他不识时务？难道是他死不悔改？恐怕都不是！仿佛是他的文风所致。他才思敏捷，如高山流水般倾泻而下，不能自抑，连自己也不知道要写什么，信手写成而已。这就是大诗人的固有才气。历史上的几位大诗人，都有这种气质和癖好。不过，苏东坡在这方面表现更为突出而已。
六、被贬黄州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苏轼到达黄州。他的正式官衔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水部员外郎本是水部（工部的第四司）的副长官，但检校则是代理或寄衔的意思，并非正任之官；团练副使名义上是地方军事助理官，实际也是挂名的闲职；再加“本州安置”，表示不得参与公事，近于流放。苏轼当时的遭际是这样，那心情又是怎样的呢？他在《初到黄州》诗写道：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处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首自我解嘲的诗，表达了作者对黄州自然环境的赞美，仍想有“补”国“事”的追求，对自己宦途偃蹇则淡然处之。
苏轼在黄州的城东购得十亩荒地，自己耕种，因地名叫东坡，所以他自号“东坡居士”。这意味着苏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思想原以清静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但在苏轼身上却起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贵贱、毁誉、得失视作毫无区别的东西，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另一方面，又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旷达态度的背后，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例如：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定风波》
这个在风雨中“吟啸徐行”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处困境而安之若素、把失意置之度外的精神面貌。十分清楚，他的思想武器是佛老哲学。但应说明，苏轼对于佛老思想的吸取，是有所选择和保留的。他这时给友人的信中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意思是“静而达”是可取的，流于懒散和放诞就不好了。他还说，他对“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原来他并不沉溺于玄奥的佛学教义，只是取其所需以保持自己达观的人生态度而已。
黄州城西北长江之滨，有座红褐色石崖，形状象个鼻子，因称赤鼻山或赤鼻矶；又因崖石屹立如壁，也称赤壁。赤壁之下，江面开阔，苏辙《黄州快哉亭记》说“波流浸灌，与海相若”。赤壁之上，又有栖霞楼、竹楼、月波楼、涵辉楼等建筑，因此，这是个观赏江景的游览胜地。从唐代以来的诗文中，又有意无意地把它和三国时赤壁之战的古战场牵连在一起，因此，这又是个凭吊古迹的地方。
苏轼在黄州经常来赤壁矶头游览，或登楼眺望，或泛舟江中。《南乡子》（“霜降水痕收”）、《醉蓬莱》（“笑劳生一梦”）、《西江月》（“点点楼头细雨”）以及前面提到的《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等，都是与赤壁有关的词作，此外还有不少诗文。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又来到赤壁。这时他已年近半百，站在矶头，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想起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也付之流水，不禁俯仰古今，浮想联翩，写下了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在初步统一北方后，率军二十馀万南下，攻伐东吴。东吴孙权同蜀汉刘备相联合，以五万兵力，火烧赤壁，大破曹军，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东吴方面的统帅就是年仅三十四岁的周瑜。但是，当年作战的赤壁，不在黄州，而在黄州以西。对黄州赤壁是否是三国赤壁，苏轼也多次表示怀疑，因此，词中用了“人道是”三字不加肯定。然而，追忆周瑜当年叱咤风云、指挥若定的儒将风采，自己困顿失意的生涯，心头结郁，何妨联系起来一抒苦闷。
这年七月十六日和十月十五日，苏轼又两次舟游赤壁之下的长江，写了著名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前后《赤壁赋》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为以后的戏曲、绘画、雕塑等提供了创作题材。戏曲如元代无名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杂剧，明代许潮《赤壁游》、沈采《苏子瞻赤壁记》传奇等。宋代画家李公麟、明代画家唐寅都画过苏轼舟游赤壁的画，其他画家也有。明代魏学的《核舟记》生动地记载了民间雕刻家王毅（字叔远）所刻“核舟”的惊人技艺，也是以“大苏泛赤壁”为内容的。连《红楼梦》第七十六回里“凸碧堂品笛感凄清”，也受了《前赤壁赋》艺术境界的影响。
苏轼在赤壁的创作活动，给赤壁增添了光彩，清人就干脆把黄州赤壁命名为“东坡赤壁”，并镌刻在建筑物的门额上，由此名满天下。直到今天，在黄冈东坡赤壁，仍有“二赋堂”、“酹江亭”、“坡仙亭”等名胜，还有传为苏轼遗墨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以及历代名家书写的苏轼词赋。这都是对苏轼在赤壁活动的历史纪念。
七、蒙召重用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支持新法的宋神宗去世。十岁的幼子哲宗赵煦继位，英宗妻高后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守旧派人物纷纷上台，政局发生逆转。苏轼从登州知州入京，任礼部郎中，又转起居舍人（皇帝侍从官），二十天内连升几级，可谓仕途顺遂。然而，守旧派的高官厚禄并没有换来苏轼对他们的忠诚。
司马光当政后，打起“以母（高后）改子（神宗）”的旗号，全面废除新法，一切回到熙宁以前的原样。这是所谓“元祐更化”时期。
苏轼对司马光等人“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的倒行逆施，表示极大的不满和忧虑：“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将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他和司马光之间就免役法的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司马光指责免役法有使“上户”“出钱比旧费特多”等五大罪状，苏轼分析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这个分析是颇为中肯的。但他不是不加轩轾。他接着说，免役法相当于前代的募兵制：“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使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他和司马光在政事堂（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办公处）争论不休，对司马光的顽固态度极为愤慨，“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九月，司马光死，他继续上疏“极言衙前（差役的一种）可雇不可差，先帝（神宗）此法可守不可变。”后来他还具体指出免役法对“中户”的好处：“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户岁出几何？今日差役，中户岁费几何？更以几年一役较之，约见其数，则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吏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