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是可以争取的，没有争取，反而被王安石一句话排斥出去了。他只是耽心自己说了不合潮流的话，受到歧视，并非与新法有势不两立的矛盾。“妄语”即有认错的意思。若稳住了苏辙，苏东坡亦稳住了，至少不会马上跳出来，以雷霆万钧之势炮轰新法。把可用的力量，变成了摧毁自己的炮弹。这不能不归咎于王安石用人政策的失误。苏辙、苏轼开始失势，令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多余人”的地位，继而发现局势于国于已均不利。所谓于国不利，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以“悍药毒石”治理久病虚弱之人。于己不利，则因为王安石当政使他自己的前途变得非常黯淡。因而，苏东坡与王安石这两个都效忠皇室，都愿变革走富国强兵之路，同目的而异己见的当世奇才，终于对立起来，最后两败俱伤，导至国家日渐衰落走向灭亡。
四、宦游江湖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十一月，苏轼离开了党争漩涡的汴京，任杭州通判。这也就结束了他创作上的危机。此后他又相继在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三地任知州。
在朝两年多的政治生涯表明苏轼算不上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但在近八年的地方官任上却显示出他不愧为一位关心民生、有所建树的良吏，同时也使他的文学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带来了创作上的第一个丰收时期。
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在杭州。知州陈襄修复钱塘六井，解决了人民的饮水困难，苏轼作《钱塘六井记》加以表彰。在文章结尾处他特别提醒说：“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有备方能无患，对执政者发出了谆谆告诫。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发生灾荒，他前去“赈济”，除夕之夜还野宿城外，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第一首说：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荒郊外，孤舟中，或吟诵或哭泣，都充满了悲哀之意。村火、星光，又是如此暗淡。长夜不卧不是为了守岁而是由于眼病，周围听不到乡音更使人想回故乡。几床被子仍挡不住脚冷，才知霜重，刚洗头顿觉头轻，原来是头发越秃越少。气氛这样冷寂，只有一柱残灯陪我度过长宵。个人心绪是这样的低沉抑郁，但他对“赈济”公事，仍能勤于职守，这就难能可贵了。
西湖山水为苏轼带来灵感，苏轼描写西湖的诗作常常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他善于从动态中去捕捉景物的特点。如“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自呼。”写出冬天将雪未雪时的湖上景象：楼台忽明忽暗，山峰若有似无。“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法惠寺横翠阁》）则写吴山变幻多端的状态：早晨看吴山清晰，横亘如带，傍晚隐约，只见高耸成堆，多姿多采，供你观赏。
在描写西湖的诗中，流传最广的还是要数《饮湖上初晴后雨》这首七绝：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以西施浓妆比西湖晴景，以淡妆比雨景，不论是晴是雨，西湖总以她的旖旎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这个新颖、贴切的比喻，被认为是所有咏唱西湖的篇什中最为确当的评语，以致从此“西子湖”成了西湖的别名。难怪后来的诗人为之搁笔：“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
从苏轼词集可以看出，他从通判杭州时才开始填词。这是他这时期文学创作的新内容、新特点。在他以前的北宋词坛上，婉约派占统治地位，内容大都写男欢女爱，离愁别恨，流连光景，风格婉曲缠绵，未能跳出词为“艳科”即专写男女之情的樊篱。但象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欧阳修《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渔家傲》（“十二月严凝天地闭”）等，开拓题材，大笔振迅，寄慨遥深，已开豪放词派的先声。苏轼这时期的词作，虽然还未形成豪放词风，但已有明显的“以诗为词”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界限。杭州知州陈襄是位有政绩的官吏，苏轼和他相处很好，有不少词作写到两人的友谊：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南乡子·送述古》
前首为陈襄离杭前宴别时而作，后首写的是在杭州东北临平船中的送别。传统婉约词写离恨，常常是设色浓艳，抒情纤细，且大都是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一类男女别情；苏词也写得情深意长，回肠荡气，但语言明净，意境鲜明，突出友情的诚挚，透露出与婉约词不同的倾向。
熙宁七年——熙宁九年，在密州。苏轼一到任，遇到一场好雪，高兴地写下“今年好风雪，会见麦千堆”的诗句，盼望丰收。然而，不久严重的蝗灾发生，他要求朝廷蠲免秋税。他虔诚地斋戒吃素，为民祈福，写诗说：“而我食菜方清斋，对花不饮花应猜。”由于连年饥馑，“民多弃子”，他就设法召人收养，由官府每月补助粮米六斗，这样救活了几千人。他亲自沿城捡回弃孩，痛楚地写下“洒涕循城拾弃孩”的诗句；还说，在密州虽然公务繁忙，生活也甚为清苦，但比起在汴京的党争生活来，却要好得多：“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尤其可贵的是，人民生活的痛苦使他深感内疚，自叹饱学儒家经典竟救不了灾荒：“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这对旧时奉为神圣的儒家经典不啻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苏轼虽已离杭来到密州，但对杭州仍然怀着亲切的感情。晁端彦（字美叔）是他同科考中的“同年”，这时在杭州任两浙提点刑狱，苏轼写了几首诗给他。在《忆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中说：“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作者却“独专山水乐”，在“三百六十寺”中，“幽寻遂穷年”，深深地体会到它的妙处，“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诗的首句“西湖天下景”已经题在今天杭州孤山的中山公园一座亭子的匾额上，人们赞赏着苏轼对西湖的品评。后来晁端彦因事罢职受审，苏轼在《和晁同年九日见寄》中劝慰他说：“遣子穷愁天有意，吴中山水要清诗。”这是继承了我国古典文艺理论中“不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的见解，也是前面所引苏轼自己所说“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的继续发挥，说明在封建社会中，只有遭受压抑排挤的人，才能通过切身感受写出有生命力的作品。
苏轼的词在密州时期有重大发展，初步形成了豪放词风。《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就是代表作品。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冬，时作者四十岁。词的前半阕以三国时孙权自况，极言出猎的壮观。后半阕又以汉文帝时魏尚自比（一说以冯唐自比），希望能被朝廷重用去守卫边疆，狠狠打击侵扰国家的敌人。苏轼说这首词曾“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又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说明他有意识地要在婉约派代表词人柳永之外“自是一家”，他对开宗立派是颇为自豪的。
次年中秋，皓月当空，银光泻地，苏轼想起分别七年的苏辙，如今在济南不能前来团聚，不禁心潮起伏，写了另一首名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全词以问天、问月来探索人生的哲理，抒发兄弟的手足情谊。全词笼罩一层迷惘、惆怅的气氛，但词的境界廓大明朗，这在一些婉约派作家所写的秋词中是罕见的。胡仔曾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从词的开创性来说，这话并不过分。
苏轼在密州时期的词作，标志着豪放词风的初步成熟，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熙宁十年——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徐州。苏轼到任不到三个月，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清丰西）曹村的黄河大提决口，水淹四十五个州县，三十万顷良田。徐州城下也水涨高达二丈八尺。苏轼后来有诗描写当时危急的景况说：“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又说：“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大水滚滚而来，已浸入市，汉代东郡太守王尊力拒黄河水患，愿以身填堤，坚守大堤，作者作为一州之长，也应象他那样。苏轼积极组织军民筑堤抢险，“庐于城上，过家不入”，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奋战两个多月，才保全一城的生命财产。水退后，他又准备亲自参加增修城墙的劳动，以备河水复来；还想象农民已无忧无虑，丰硕的秋庄稼象云堆似的布满郊外：“农夫掉臂免狼顾，秋谷布野如云屯。”苏轼写了不少诗来记述这次治水的经过，尤其像《河复》、《九日黄楼作》等，着重抒写解除水患后的欢快心情：“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千柄锸。黄楼新成壁未乾，清河已落霜初杀。”水患已除，黄楼新筑，时逢重阳佳节。虽然酒宴简陋，但比之去年今日的狼狈忙乱，岂不可乐！诗的节奏也是欢快的。后来他离任时，州民扶老携幼相送，场面感人。
苏轼在徐州还写了一些题画诗和记游诗。前者如《书韩牧马图》主张艺术要求“自然”，《韩马十四匹》赞扬“韩生画马真是马”，《仆曩于长安陈汉卿家见吴道子画佛……》说：“吴生画佛本神授，梦中化作飞空仙，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其实，“神授”不过是对客观事物熟烂于心，于是在仿佛不经意之间作出了出神入化的描摹。这些诗都结合绘画以发挥作者可贵的艺术见解。另一些题画诗，如《虔州八境图》、《续丽人行》、《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等则着重对画面作生动的形象的描写。象《长江绝岛图》中有大小孤山，作者写道：“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这里把孤山拟人化，当作两个美女：迷蒙的峰峦是她们的发髻，水清江平则又象清晨梳妆的镜子。后两句采用民歌中常用的谐音手法，把“孤”与“姑”、“澎浪”与“彭郎”联系起来，更富有地方色彩，从而突出了画中山色之美。他的记游诗也很有特色。一次，他和友人游览徐州附近的百步洪，只见水流湍急，惊心怵目，他放笔写道：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未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百步洪二首》之一
开头四句文势奔腾而出：水从高高的堰上直泻而下，轻舟象梭子一般驶去，两岸乱石嵯峨只留一线水路，吓得船夫失声大叫，凫雁惊飞。接着一口气用了六种形象来写轻舟下驶的迅捷，以突现水势的急速汹涌。这种比喻手法叫“博喻”，即用多种形象来形容事物的一种状态或特性，以取得气势雄伟的艺术效果。以前在散文中用过这种手法，但用来写诗还是较为少见的。
苏轼是位富有独创性的作家，他在徐州时期的词作又有新的开拓。词最初从民间产生，题材原很广泛，现存敦煌曲子词就有不少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但这个题材到了文人词中几乎中断。苏轼却给予恢复并有所发展，成为在文人词中第一个写农村题材的词人。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徐州春旱严重，苏轼作为一州之长照例去石潭求雨；不久竟然得雨，他又照例去谢雨。在归途中，目睹农村中得雨后的欢乐景象，一连写了五首《浣溪沙》。
苏轼杰出的文学成就使他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不少文人学士纷纷向他求教。远在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黄庭坚寄来书信和两首《古风》求教，表示愿意列在苏轼的门下。苏轼谦逊地称颂对方：“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又说，他的“《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而轼非其人也”。另一著名作家秦观入京应举，专程到徐州求见苏轼，还写诗说，“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愿执弟子之礼。苏轼立即以诗还赠，称许他“忽然一鸣惊倒人”的才华，表示“夜光明月非所投”的谦虚态度，表现了提携后辈的巨大热忱。
元丰二年，在湖州。这年七月七日，苏轼到湖州任上还不及三个月，在晾晒自己所藏书画时，发现他的表兄文同所绘赠的一幅《谷偃竹》。这时文同死去已经半年，苏轼睹物思人，掩卷痛哭，写了《文与可画偃竹记》一文，以抒发对这位至亲好友的悼念之情。文章的第一段说：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流传至今的成语“成竹在胸”就来源于此。这里提出了我国绘画理论中关于“神似”和“形似”的著名论点，也就是说，艺术家对于客观事物，不应零敲碎打地去追求一枝一叶的简单摹拟，而应该从整体上去突出事物的精神。因此，画竹必须先在胸中酝酿出完整的竹子神韵形态，然后才能落笔，也才能达到神形兼备的艺术造诣。文同是北宋的著名画家，擅长墨竹，也当过湖州知州，因而人们把他所开创的画派称作“文湖州竹派”。上述见解，正是这一画派艺术经验的总结，在我国绘画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