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发《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披露普通公民孙志刚由于没带暂住证惨死于收容所内的事件，随即在全国引发强烈的舆论反响，北大法学院三位法学博士以普通公民身份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行违宪审查。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实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孙志刚事件”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改革26年后人们法治意识的增强，而且新闻媒介对此事的报道不像以往停留于一般社会新闻的处理，而是上升到启迪和呼吁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平的高度，这是意味深长的。
2003年9月4日，《外滩画报》刊载了《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真相调查》，披露“南京市民翁彪因不满被强制拆迁，求告无门而引火自焚事件”，引发媒体关于城市拆迁改建中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舆论潮。
在“三农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当代》杂志2003年第6期刊载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以记录的方式展现了农民“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2003年10月24日，熊德明，重庆云阳县龙泉村10组的一个普通农民，向在重庆考察的温家宝总理大胆直言，揭露她打工的企业欠薪的行为，从而在全国掀起为农民工欠薪讨公道的热潮。包括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在内的国内新闻媒体推出大量为农民工追讨欠薪的相关报道（央视《经济半小时》相继推出《为民工讨工钱：谁在欠薪》、《讨欠薪：省部长谈对策》等系列报道），让无数普通而又朴实的民工在临近新年时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中，媒介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些事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媒体在为弱势群体利益的呼吁中体现出的逐渐成熟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如果传媒仅是出于古道热肠，出于正义感来代民言利，那不能说明传媒的真正进步。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的分化和多元是常态，要避免冲突实现社会公平，就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让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有成熟的空间和普遍的平台，要让制度使公民赢得合理的话语权，这是今后中国传媒制度设计时无法回避的主题。
在市场经济“三公”原则指导下，媒介改革将在维护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前提下，围绕协调政府、媒介和公众的利益展开。
任何改革从本质上讲都是一个利益结构重新调整的过程，媒介也不例外。新闻媒介具有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属性、大众传播的社会属性和经济组织的产业属性，因此世界任何国家的媒介改革实际都必然涉及政府、媒介和公众三者利益的协调。对中国媒介而言，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中国新闻媒介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更好地满足社会信息需要。把公民概念引入媒介受众观，在维护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前提下，以维护公民权益为媒介责任和运营基础是中国媒介改革必然的方向。但根据中国新闻事业的特殊性质，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新闻媒介必须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宣传任务，因此改革中新闻媒介在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必须注重两端，即党的宣传需要和社会公众信息需要。中国媒介改革归根结底将是三者利益调整、协调和平衡的过程。
信息传播主导权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利益信息化和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席卷世界的浪潮。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媒介跨国经营的普及，使得信息的传播和接受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域局限。而在国际政治领域，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生存的空间，影响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信息传播的主导权对全球化时代各国维护主权，保存核心价值，扩张权力的作用日益凸现。
在全球化时代失去信息传播主导权将危及国家的生存发展并非危言耸听。
中国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没有回避而是选择接受和融入，那么同样，中国要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争取信息传播主导权。
制定中国国家传播方针，提高中国媒介的竞争力，参与世界信息传播主导权竞争，其意义已超出了单纯媒介市场争夺的范畴，而是要提升到中国未来国家发展战略中考察。
信息传播主导权与国家利益的实现
“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汉斯·摩根索）。国家采取国际行为，制定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围绕国家利益来进行的。
在全球化时代，拥有、争夺信息传播主导权对国家利益的实现已不仅是间接的、潜在的影响，而是日益表现出直接的、明显的利害关系。
信息传播主导权与国家主权维护。
国家生存是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利益，而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存则是国家生存利益的基本内容，其中主权是国家生存利益的核心。主权平等虽然是国际交往中最基本的原则，但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由于各国综合实力的差距，事实上强权政治仍是相当普遍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借助信息传播的制控权引导国际舆论常常是强国干预弱国事务，影响他国主权行使的必要“铺垫”。在国际信息交流空间里，弱小国家信息传播的弱势地位导致信息传播主导权的丧失，从而也就丧失了参与、引导国际舆论，为维护主权独立、平等而呼吁、辩白的机会。例如，科索沃危机期间、伊拉克战争期间信息的制控权几乎完全被西方主流媒体掌握，真假莫辨又几乎完全一边倒的信息充斥其间，为北约、美国其后的军事行动准备了充分的国际“舆论”。多年以来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核查危机、伊拉克战争前后，人们几乎听不到伊政府、国民的声音（尽管有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致力于主权维护的行动又能得到国际间多少了解和承认？
信息传播主导权与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保存。
“国家的存在需要国民存在着高度的认识和价值上的认同”，即国家的生存发展需要保存核心价值观作为维系国家、民族的精神纽带，作为维系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认识基础，否则“国家的分崩离析也就成了现实的危险”。这种核心价值观包括“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宗教信仰、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等”。然而正是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是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导致全球文化消费（特别是年轻人）的同质性越来越普遍。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年轻人追逐、喜好甚至热爱同样的文化产品，秉持同样的消费观念，这必然对各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宗教信仰、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伴随着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文化娱乐产品在全世界的“热销”，不可否认的是其意识形态和制度观念（诸如自由、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亦在“倾销”，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认同。“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在现代信息社会，对无形的信息主权的维护比对土地等有形主权的征服更长久。
在信息传播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固有核心价值都不得不面对西方价值观或者说“美国价值”的挑战，如何应对挑战，合理地保持本民族、本国的精神认同和制度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将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信息传播的主导权与国家权力的扩张。
“国家权力是一国控制或影响国际环境和他国意识形态与行为的能力，是一国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国家权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等硬权力，还包括可以实现政治征服的无形的软权力。
在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的主导权已成为软权力的核心，日益影响着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具有穿透一切地域、疆界的能力，信息和它所承载的文化、意识形态、国际机制等对“民族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构成了威胁”，由此“国际关系格局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流史无前例的冲击”。“本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如果为另一国所接受，另一国的政策将更加自然而然地反映本国的利益和诉求，而无需本国的政府通过外交或武力的手段去说服或强制对方来实行本国希望的政策”。柏林墙的倒塌、“苏东”巨变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变革、席卷世界的市场经济潮流，都离不开西方主流传媒信息渗透的巨大作用。正是依靠信息渗透所带来的“使别人或别国同意或接受我方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我方希望的行为”，西方国家实现了冷战时期依靠硬权力未能实现的“征服”，成为这场世纪变革中最大的受益者。信息传播的主导权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新的国家权力源，通过信息传播带来的吸引力而不是武装强制力扩张国家权力，以实现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预定目标，即借助信息优势实现“软征服”将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而言，“对信息的处理和控制是实行征服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信息传播主导权的内涵
既然信息传播主导权对国家生存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主导权的内涵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信息源优势。
包括信息技术的领先和信息市场的占有率。西方国家正是首先借助技术优势和对信息市场的垄断赢得信息传播的优势和主导地位：55个信息技术领先国家投入信息产业的资金占全球信息技术投资的99％，全球因特网网页总数估计达到15亿，而上网人数还不到全世界总人口的5％，区域间带宽的98％以上都与北美互联；来自发达国家的20-30个大规模的传媒跨国公司占据了全球文化、娱乐产品的市场，以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为代表的西方四大通讯社向世界提供80％-90％的国际新闻，主要网络之外的可视新闻采集领域由路透社和世界电视新闻集团（WTN）控制，国际上可以利用的电视新闻被CNN和国际新闻公司（NewsInternational）、BBC控制。
相比之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向信息流是十分不对称的。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透露：“发达国家占到全球信息发布总量的76％以上。中国发布的信息只占很少比例，就在这很少的比例当中，还有将近80％的原始消息来自发达国家。在整个互联网上中文的消息只占到了所有消息的4％，这里还包括了新加坡等使用中文的国家和地区。文化作品上，我们和美国也有相当的逆差，中美两国的输出输入比例大概是1：14。”单向信息流通一方面严重制约了中国传媒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同时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公众更多只能通过“西方视野”来认识世界，而深藏在其中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叙述方式、新闻框架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公众的世界观。
主导权不等于所有权。
信息传播主导权和传播媒介的所有权有密切的关系，但媒介所有权的垄断并不等于信息传播主导权的完全垄断。这意味着虽然当今世界传媒市场份额大多为西方发达国家占有，但并没有达到对国际信息传播主导权的完全垄断，发展中国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虽然短期内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不能争取到大部分市场，但通过自己传媒公正客观的报道，对世界发布自己的声音，仍可对国际舆论导向起到相当的影响。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就是个典型的案例：半岛电视台所位于的卡塔尔人口不过五六十万，电视台经济实力也无法与CNN和国际新闻公司（NewsInternational）、BBC等国际电视界的巨子相抗衡，但它在“9·11”事件期间、阿富汗战争期间、伊拉克战争期间，没有跟随西方媒体，而是坚持阿拉伯立场，发出阿拉伯世界自己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的反响，至今号称受众超过4000万，在美国有15万受众，做到“从世界上最弱小的国家发出最强大的声音”。
影响力是主导权的核心。
信息传播主导权实质是传播的信息或意见对公众的影响力。影响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注意力，即吸引受众、引发兴趣；二是说服力，即对受众意见指向和行动指向的控制力。传媒要成功地实现、扩大影响力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受众需要，在报道理念、报道主题、架构、操作模式上赢得受众的信任，从而成功地把公众舆论引导到预期的方向上去，形成或改变受众的态度，甚至使受众产生符合传媒预期的行动。
公信力：中国传媒的竞争力之源
影响力是传播主导权的核心，那什么是影响力的核心呢？公信力，即传媒和传媒内容在受众心中的信任感和权威感，它是传媒争取受众的最大法宝，是传媒业最大的无形资产。中国新闻改革当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做大做强，做大是手段，做强才是目的。调整结构，壮大中国传媒的规模和经济实力是外部的努力，借以缩小和国外传媒巨舰的实力差，但中国传媒做强的根本却是提高中国新闻媒介的公信力。
中国传媒今天已开始走向世界，但仅仅走出去是不够的，只有公信力才是中国传媒取胜国际传播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曾明确表示“目前中国对国际舆论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中的地位也并不突出”，“我们必须要建设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要回答针对中国的问题，反对针对中国的攻击，提高对突发事件报道和对外辟谣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而要提高中国媒介国际舆论的引导力，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根本就在于提高传媒公信力。
2003年，有民间网站公布了一份中国国内传媒公信力排行榜（见本章末附录），虽非权威之作，但多少说明人们对传媒公信力的重视，也说明公信力已成为十分重要的传媒评价标准。
时至今日，传媒公信力还没有权威的量化标准，但其基本构成要素还是可以确立的，即“真实、全面、客观、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