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引起梅兰芳等艺人的强烈愤慨。
为了鼓舞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斗志，梅兰芳与叶玉虎（恭绰）等人一起编演了《抗金兵》。
初次上演是在上海天蟾舞台，梅兰芳饰梁红玉，林树森饰韩世忠，其它一些名角也参加了演出，强大的演员阵容，高超的表演艺术与激愤的抗敌剧溶为一体，使观众的激情升华到了顶点。
随后，梅兰芳又把齐如山根据明代传奇编写的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反映在敌人刺刀下，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以激励民族气节。《生死恨》于1936年2月26日在上海天蟾舞台与观众见面。
连演三天，观众暴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移至南京大华大戏院上演时，购票的观众竟把票房的门窗玻璃挤碎了。观众非常喜爱爱国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生死恨》。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上海。像梅兰芳这样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看来，是大可利用的人物。果然，有一天，上海青帮头子张啸林托人向梅兰芳提出，要他在“电台”播一次音。梅兰芳借口就要赴香港和内地演出，拒绝了他们。
虽然回绝了敌人的要求，但为了防止敌人的暗杀和绑架，梅兰芳决定，必须离开上海，于是，乘1938年率剧团到香港演出之际，梅兰芳就在事先租好的乾德道8号一公寓里留居下来。
梅兰芳息影香港，心情虽然悒郁，但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坚信总有一天可以重登舞台。他仍然像过去那样，把生活安排的井然有序。
每天起床后，梅兰芳先看报，然后打太极拳，锻炼身体，下午在家学中文和英文，晚上阅读书籍，钻研文学艺术，有时独自拉着二胡悉心复习和研究自己的唱腔，做到曲不离口。为了不引起旁人注意，他对外声称自己的嗓子退化不能再登舞台了。
客居香港，梅兰芳的主要消遣，一是绘画，一是看电影。
一天，他正在绘画，一位朋友的夫人偶然拿了一张照片请他着色，这本是游戏之作，但着色之后，这张着笔细腻，敷色淡雅的照片竟成了一幅绝妙的“仕女图”。
那段时间，梅兰芳不但看了许多电影，而且还经常和电影界朋友一起研究把古典戏曲搬上银幕。一次，他对朋友说：“天总是要亮的，到时候，我一定拍一部古典戏曲的片子。我有这个信心。”果然，他的愿望没有落空，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吴性栽出资，费穆导演的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生死恨》在沪问世。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盟国之地的香港，成了日军的攻击目标。不久，日军占领香港。
香港沦陷第三天，梅兰芳正在客厅与朋友谈论战争局势，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中年男子要见梅兰芳。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叫黑木，奉酒井司令的命令来找您。您什么时候有空去见我们司令？”
梅兰芳立即回答：“现在就可以去。”这种大义凛然，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神态，令在座的朋友肃然起敬。随后，梅兰芳镇静地对黑木说：“我们走吧。”
黑木陪着梅兰芳走进酒井司令的办公室。一会儿，矮壮的酒井走进门来，一见面，就握着梅兰芳的手，用流利的中国话说：“梅先生您好！20多年未见面了。您还认识我吗？我在北平日本使馆做过武官，又在天津做过驻防军司令，看过您的戏。”一面说，一面盯着梅兰芳嘴上的胡子，惊讶地说：“您怎么留须了？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
“我是唱旦角的，年岁大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梅兰芳平静地说：“已经失去了舞台演出条件，唱了快四十年的戏，早应该休息了。”
“遗憾，遗憾！”酒井连声说道。他沉吟一下接着说：“虽然看不见您的演出了，可我们还是朋友，有空常来，回头我让黑木给您开一张特别通行证。”
梅兰芳谢绝了酒井的宴请，回到了亲友们的身边。
第一关闯过去了，但酒井并未就此罢休。为了庆祝日军占领香港，日军决定召开一次庆典会，并派人给梅兰芳送去了一个请帖。特请梅兰芳演唱一出京戏。梅兰芳接过请帖，指着坐在旁边的医生对日军派来的人说：“我已经不能登台了，现在牙又疼痛，更无法演出。”梅兰芳见来人面有疑难之色，就请医生写了一张证明，附在回信里，说明不能参加的理由。来人只得复命去了。
过了几天，日军又派人来了。梅兰芳淡然一笑，说：“我早已说过，我不能登台，就是登台一个人也无法演出，因为我的剧团不在此地，恕我不能从命。”
两次拒绝，日军知道梅兰芳登台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没再来请。
几次拒绝演出，虽然都顺利闯过来了，可梅兰芳的处境却不顺心，有翅难飞的感觉沉重地压在他心头。
当时有些人乔妆改扮，轻装简从地从广州湾偷渡到内地。梅兰芳也打算这样偷渡，离开香港这个藩篱。经过几番周折，梅兰芳终于先把绍斯、绍武（化名）托朋友先送回了内地。孩子走了之后，梅兰芳离港之心越来越强烈。偷渡不行，只有明走。于是梅兰芳取得酒井的同意，取道广州，乘飞机回到了上海。
梅兰芳回来了。整个梅家沉浸在欢快之中。虽然梅兰芳平安归来，一家欢聚，可是困难、逼迫却不断向梅兰芳袭来。
4年多香港和上海两处生活费用，使梅兰芳历年来的积蓄差不多用光了。尽管拮据，梅家宽厚待人的祖风不减当年。尽管开支日益扩大，梅兰芳也没有当着人叫过一声苦，辞退一个人。尽管家中开支已经使梅兰芳难以支付，但是，对外界和亲友的告贷，梅兰芳照例是有求必应，绝不推辞。
在货币一再贬值，物价不断飞涨的情况下，梅兰芳经济困境越来越严重了。就在这时，上海中国大戏院的经理来到马思南路梅家，约请梅兰芳出来唱戏，以摆脱困难。
梅兰芳经过反复认真考虑，认为如果刮掉胡子，没了挡箭牌，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南京、东京都会来人要求演出，这先例绝不能开，绝不能剃须登台。
这以后，尽管说客不断，但都被梅兰芳一一推辞了。
此时梅兰芳的心境，莫过于他在“达摩面壁图”中所叙：“穴居面壁，不畏魍魉，壁破飞去，一苇横江。”尽管经济拮据，政治压抑，但梅兰芳对胜利充满信心，对胜利后重返舞台充满信心。
1942年的一天，汪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来到梅家，要梅兰芳在12月作为团长率剧团到汪伪首都南京、伪满首都长春、日本首都东京巡回演出，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
梅兰芳抚着胡须，沉着地说：“我已退出舞台多年，年岁大了，早已没有嗓子了。”
“胡子可以剃掉嘛。”褚民谊皮笑肉不笑地说：“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嘛。”
“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
“这……”褚民谊语塞了，脸青一阵红一阵，不知如何是好，支吾了两句，十分狼狈地走了。
褚民谊没能把梅兰芳“动员”出来，日军华北驻屯军报导部部长山家少佐亲自出面进行胁迫。这个无恶不作的敌首，派北平《三六九》画报社长朱复昌“动员”梅兰芳出来演出。
朱复昌不直接去上海找梅兰芳，而是去安福胡同姚玉英家，强迫姚玉英飞到上海，传达勒令梅兰芳参加演出一事，倘若违抗，便以军法从事。姚玉英知道事关重大，可又无计可施。万分焦急之时，秦叔忍（梅兰芳姑丈秦雅芬之子）闻讯赶到姚家，商量好姚玉英一到上海就让梅兰芳注射伤寒预防针。因为秦叔忍知道梅兰芳打这种针会立刻发高烧。接着，姚玉英和朱复昌、山家少佐一同到了上海。
梅兰芳从姚玉英口中知道事情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就依计而行，让他的保健医生吴中士给他打针，果然发起高烧。
山家少佐不相信梅兰芳会突然生病，请上海日本军部派军医去梅家量体温。结果确认梅兰芳发烧42℃，卧病在床。
为了维护民族尊严，梅兰芳不惜损伤身体，再次抵制了敌伪的胁迫。利用梅兰芳来庆祝所谓：“大东亚圣战”的阴谋破产了。
1945年8月15日，广播里传出了日本投降的喜讯。不一会儿，梅兰芳的挚友、学生陆续来到梅家报告这盼望已久的喜讯。在楼下客厅里他们看见梅兰芳手中拿着把折扇，遮住了脸的下部，轻快地从楼上下来。吴震修笑着说：“你应该找个理发师来剃胡子了吧！”梅兰芳把扇子往下一撤，露出了八年前的面目，不但春风满面，唇须全无，而且灰色的西装，绛红的领带，雪白的衬衫，黑亮的皮鞋和花色的袜子全是新的。
梅兰芳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首先剃干净胡子，从头到脚换上了八年来没有穿过的新衣新鞋，我今天比小孩子过新年还要高兴。”
梅兰芳平常为了保养嗓子，说话的声音柔和偏低，这一天却提高了调门，而且笑出了声。50岁的中年人，竟笑得像年青人那样天真。两年前梅兰芳就对冯幼伟说过：“总有一天，日本军阀会垮台的，到那天，我剃了胡子重新登台”。
这以后，经过一番吊嗓，练功，两个月后梅兰芳参加了抗战胜利的庆祝会，在兰心剧场和程少余演出了《贞娥刺虎》。
这是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八年后的第一次登台。尽管他的嗓音不够理想，身段不够自然，可观众不断的掌声与激动的心情，足以说明了人民群众对这位有着高度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艺术家的无比热爱与尊敬。
在哪些日子里，上海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谈的都是梅兰芳，既谈他息影八年后的表演艺术，更谈他蓄须明志的高尚情操，这位人民的艺术家以他那精湛的艺术和高贵的品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赞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