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衡量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高低，主要看升学率，尽管这不是惟一的尺度，但在家长心目中，它是惟一的。北京二中、四中、师大二附中、师大实验中学、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等市重点中学，历年高考升学率几近百分之百不说，仅重点大学录取率就达80%~90%，而普通中学能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甚至是零。
某部队大院两个男同学，考初中时，仅因一分之差.一个上了市重点中学，一个上了普通校。3年以后，参加全市中考，两人的成绩相差100分。
这就是社会导向，它比一千本教科书更具有教化力量。每年一到招生，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学校便形成鲜明对比，一边是风景这边独好，一边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办学条件差的学校真是门可罗雀，好不冷清。好不容易分来几个成绩较好的，没几天又拼着命要转走，而重点中学则是成千上万家长打破了脑袋往里挤。
走进第三世界学校，首先感到的是氛围的压抑。学生全都是全国重点、市重点、区重点校筛选下来的。学生破罐破摔，老师灰心丧气，一个个蔫头耷脑，像一路哀兵。一年365天，3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拼搏，累没少受，年年高考这一锤子，榜一公布，像兜头一瓢凉水，从上到下浇个透心凉。他们的努力不被人理解，不被人重视，得不到社会承认。不是曹君，谁解红楼一梦个中滋味？
不难看出，当今人们对重点校的崇拜和迷恋，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有人面对此情此景，感慨万分：重点校，高考之外又一座独木桥！
原因之二：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加剧了择校矛盾的日益激化
重点学校那令人眩目的高考百分之百升学率的光环，使得成千上万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趋之若鹜。一部分先富起来的高收入者，其要求子女享受良好教育的愿望愈来愈强烈。这部分人凭借其丰厚的经济实力，很容易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谓择校生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对于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人来说，虽有此心，却无此力，只能望重点校而兴叹。在巨大的心理失衡之下，他们转而猛烈地抨击择校生，以求得心理平衡。
一位当医生的家长说，改革我们不反对，但前提是各中学要达到办学水平大体相当，使大家机会均等。否则，就别怪家长择校。现在的问题是，学校水平参差不齐，而且不可能一下子提上来，却要求我们就近入学，凭什么要我的孩子做牺牲品？难道仅仅因为我户口在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管片内，就注定我只能享受较差的教育？而那些户口在重点学校管片内的学生，就天生应该享受良好教育？这能说是公平吗？
的确，一方面，办好每一所学校，提高每所学校的办学质量，不是一蹴而就、嘴巴一张就能实现的。对于每位家长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他们给孩子择校，完全是出于极为现实的考虑，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另一方面，实行就近入学的改革，与家长们没商量，要求必须接受，还必须在几年完成，多少有些强人所难。固然，转变教育观念，转变传统的人才观是摆在每位家长面前的任务；要改革就意味着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必须做出牺牲！但当国家无力马上为就近人学提供公平的物质基础之时，当家长对这场改革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时，当社会上有些人总是凭借着权、钱绕开这道篱笆墙的现象依然存在时，要想让家长们高高兴兴地接受就近入学的事实，是不大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所以结论是：不必苛求家长。
由此可见，因为目前这种升学竞争，实际已发展成一种门户之争。家长之间的互相攀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择校大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家长急切的择校心理，归根到底是想让孩子获得更高学历，将来能谋得一份理想工作。从我国现行人事制度来看，学历在谋职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可以说，这场由就业竞争而引发的升学竞争，也加剧了择校矛盾的日益激化。
原因之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导致择校高收费愈演愈烈1995年3月27日，北京复兴门内大街北侧长话大楼内的一间电话室里，作为中国教育最高行政管理部门的国家教委，正在召开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电话会议。
国家教委副主任、中纪委驻国家教委纪检组组长柳斌代表国家教委党组，明确提出五不准规定，并将此规定作为1995年治理中小学乱收费问题的阶段性目标。其中第一条就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捐资助学同录取学生挂钩。
初中和小学择校生高收赞问题的出现已经几年了，从1990~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教委等先后14次发出通知和文件，明令制止中小学乱收费；许多地方政府也曾三令五申强调不许招收择校生，杜绝义务教育阶段的高收费。可时至今日，择校高收费的现象依然愈演愈烈。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发展中国家平均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2%，我国是2.66%；发展中国家人均教育经费是42美元，我国是12.96美元，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1/3。
我国是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着占世界18.45%的学生。其中，基础教育是用占世界0.78%的经费培养着占世界19.81%的中小学生。中国人的手上一直高举着这样一面举世无双的旗帜：穷国在办大教育。
法国人有句口号是：有了面包，教育是人民的第一需要。而中国，有句更富有人情味的口号：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人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着对教育最朴素的责任感。
有人说：中国人是在落后的国土上，进行着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与愚昧的历史决战。
治穷先治愚，治愚先教育。这是中国人自己总结的经验。但在我们全力治穷的时候，治愚的教育却成了倾斜的角楼。
今天，当我们骄傲地宣称，我国已在90%以上的人口地区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我国文盲率已下降到15%左右，我国小学入学率已达97.95%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另一个现实，中国的教育仍在困窘中徘徊，中国的教育并没有像经济一样奇迹般地起飞，真可谓大国在办穷教育。拖欠教师工资、校舍危房率剧升、初中生辍学率上升、教师流失等情况，均严重地影响和危及着中国的基础教育。1993年，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疾呼：中国的基础教育已面临十年来最大的困难。
柳斌将我国基础教育的问题归结为三个不到位：即认识、政府行为和教育投入不到位，并指出，投入不到位是政府行为不到位、认识不到位的一个重要表现。他认为，我们现在投入的问题基本是无法可依。要立法，首先要把教育预算从教科文卫这一大块中单列出来，然后核算生均教育成本，再把成本与物价挂钩，跟教师工资增长挂钩，再按这个标准去核算教育经费，没按这个标准核算，就不算真正普及了义务教育。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几乎所有校长都对赞助生持赞同观点，原因是择校生带来的择校费，已经成为学校办学的一根离不开的拐杖。
全国特级教师、北京五中校长吴昌顺对笔者说：目前，我校公用经费国家投入和自筹是三七开。换句话说，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只够我校全年的水电费，剩下的连一张纸也买不了。
国家对个人教育经费的投入是390元，我校自筹是390元。国家要求我们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办学条件，北京市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力争提高教师工资，钱从哪来？现在有些学校吃瓦片（出租房屋），有的开旅馆、办饭馆、加油站、机票代售处效益不错。可我们条件有限，效益不高。有些高级教师就往效益高的学校调，如何留住教师，成了我们校长最头疼的一件事。
众所周知，国家教委提出到2000年在全国办好1000所示范高中，100所示范大学，简称211工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工程。按国家教委标准，我校还有许多硬件不合格。首先，生均占地面积差一半以上。别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是赶上东城区先进学校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去年，我校搞计算机联网用了100万元，全是学校自己筹集的。今年，我校搞了一个语言教室，国家投资5万元，我校自筹10万元。到目前为止，我校以我个人名义负债100万元，许多都是基建遗留问题。暑假，三个厂的厂长到我家讨债，弄得我这当校长的尴尬极了，出门上街都觉得矮人三分。
要想保证学校工作正常运行，稳定教师队伍，略微提高办学条件，必须有财源。可财源从哪来？这些年，我们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教育质量，我们的难处，谁替我们想过？
诚然，中小学择校高收费是社会反响较大的事。因此，国家教委三令五申，早在明令禁止之中。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教育的长远利益上来看，都理应禁止。但问题在于，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的行为，当国家投资不到位时，学校该怎么办？作为基层办学者来说，他们也可以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或以牺牲学生质量为代价，不负责任地得过且过。然而面对孜孜学子、祖国的未来，教育工作者的良心容不得懈怠。于是，只有想尽办法把学校办好。这就是当今中小学校长的普遍心态。说实在的，对于广大中小学校长来说，他们干得非常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