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扭曲孩子的心灵
郊区一位老同事对我说：考试作弊，谁都知道，谁都不管。反正全县统一战线，向外争升学名额呗！咱不干别人照干，吃亏的还不是咱自家的孩子？
一位教导主任对我说：查到作弊，较真就要记录，报上去给区里抹黑，局长能高兴？再说，斜眼摸耳朵，没有实据，谁愿意写旁证得罪人？还是息事宁人吧！
我们某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制定条例，设立监考；另一方面=叉诱导学校、教师、学生一同参与作弊。北京某学院一位德籍青年女教师，曾给上百名中国大学生跪下，恳请他们不要作弊。我们不应该有十倍、百倍于她的热忱与焦虑吗？今天，我写了这篇文章，权作我的跪求恳请吧不只对心灵扭曲的孩子，更对扭曲孩子心灵的一切！
以上文字，是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任编辑，面对一篇出自中学教师之手的来信，决定刊发时所作的编前设计。这篇署名理达、用血与泪凝成的来信，是如此撞击人心地坦露了一位中学教师痛苦难眠的困惑。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两班语文课，一个班主任。钻研钻研教学，处理处理学生日常琐事，繁忙而恬淡、宁静。尽管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激烈震荡着校园素质教育在舆论上愈炒愈热，而应试教育却在实际中越干越实。
尽管统考、中考、会考、高考纷至沓来，各种名次表铺天盖地显示着荣耀或屈辱，但我也能强为理解现状复杂，矛盾纠葛，事出无奈，应试至上，也不失为一种形式的公平竞争吧！但近两三年来，一连串的问题横空出世，兀然而落考场作弊之风愈演愈烈！怎么办？避开来，难得糊涂；迎上去。山重水复！恬淡随之荡然，代之而来的是无穷的困惑和忧虑。
说起作弊，古已有之，科场捉刀，贡闱夹带，并不鲜见。我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也多次与作弊打交道。一次期末政治考试，一个女生作弊，当场被监考老师抓住，给了记过处分。我帮她组织了一次主题班会，由她请了5位同学批评发言。另一次小测验，监考不严，班上出现了广泛作弊。我对同学们说：凡未作弊的，凡能在老师和全班面前毫无愧色的同学，请站起来。陆续有16个同学站了起来。我要求坐着的同学验证这16位同学是否诚实，所有坐着的同学都垂下了头。这学期期末最后一门英语考试，天气突变，教室漆黑，我离开考场去商讨办法。20分钟后回来，全场一片寂静，48个同学正襟危坐，未发生任何作弊情节。记得有些学校还审批无监班级，例如北京市第一中学吧。总的来说，那时作弊基本上还属于个别行为。班主任正像处理学生日常思想问题一样，处理这种考场违纪行为，而的确，严格管理也好、耐心诱导也好，作弊总是可以得到有效制约的。
之后，调查过几个学校，当了多年班主任，感到作弊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我仍以惯常的方式看待处置这个问题。1993年我接手一个高二班，原班主任是市里人民教师候选人，对学生要求是严厉的，班风也比较正派。但期中考试出现了作弊，监考教师当场抓住了两个调换试卷的学生。反复做思想工作，两个学生都作了较彻底的交代。女孩说出在考完的三场中，她都按约定将试卷提供给了前桌。为此，前桌付给她20元酬金。前桌承认作弊始于中考。两个孩子都痛哭流涕。考虑到他们的态度，成绩记零分，没有向学校报请处分。顺便说一句，我们学校对作弊的处理是绝对听班主任的：报，就处分；不报，就不管。我在班里反复教育：诚实考试，就是零分，也只是成绩问题；作弊，即使多得1分，也是品德沦落。抄来的每一分，都是自己耻辱的记录。期末考试，表面风平浪静，刚松口气，化学老师拿着两份试卷来找我：雷同卷！家访，恳谈。承认了：学习好的把试卷传给另一个，全是照抄，而且9场考试，场场如此！震惊：这是两个平日规规矩矩的学生呀！
这次我下了决心，任家长央求也不为所动，也不管其他班是否处置，一律报请学校给了处分。说真的，给那个学习好的女生处分，我也挺不忍心。那是个小组长，工作负责，任劳任怨。她传试卷给同学，自认为也是一片好心吧？另一个男生的检查，是我近年来未见的诚实文字，不只是态度，而是对事实的坦述。我为之感动，在宣布处分的同时，我用年轻人的心是黄金，是水晶，当着全班同学表扬了他。同时，我也清楚地看到了后果：这个初中、中考一路作弊上来，分数也还将就的学生，痛改作弊恶习之后，高二会考沦为全校、很可能也是全区惟一一个5门全不及格的学生。但我也相信，差到如此程度的绝非他一人。原本，靠作弊，他还能维持；如今，诚实了，也就一败涂地了。根本上害他的，当然是作弊；表现出的，却是诚实。对照他人，他内心的天平能平衡吗？
情势严峻。为摸清根底，那一年暑假，我在班里搞了一次问卷调查。
调查时间：1994年7月4日。
调查对象：中学高二（4）班44名学生。调查方式：不计名问卷。
调查结果：
（1）自诉从未作弊4人，占9%；自诉作弊习以为常5人，占11.4%。
（2）从未协助他人作弊6人，占13.6%；经常协助他人作弊3人，占6.8%。
（3）曾在重大正式考试中作弊13人，占29.5%。
（4）作弊史始于小学5人，占11.4%；始于初中2人，占50%；始于高中12人，占27%。
（5）家长坚决反对并能予以教育7人，占15.9%；家长一般性说说13人，占29.5%；家长漠不关心甚至怂恿8人，占18.2%。
（6）任课教师全部坚决反对6人，占13.6%；教师态度不一21人，占47.7%；老师暗中支持13人，占29.5%。（7）老师曾支持作弊的：小学14人，占31.8%；初中14人，占31.8%；中考13人，占29.5%；高中1人，占2.3%。
（8）作弊手段有：偷试卷，抄纸条，传答案，看课本，看提纲，看邻座，传试卷，换题卡，打暗号，对答案，找代考等。
（9）老师支持的方式有：密集座位，好差间排，埋头阅读，擅离考场，场外放哨，场内指点，提示答案等。
（10）老师、家长怂恿的语言有：别那么傻，能看就看看。机灵着点儿！瞥一眼不要紧，千万别留把柄。别人都看，你干嘛犯傻？被逮着别扯上别人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班是经过我和前任班主任两年来严格要求和悉心教育的，对作弊问题有了初步正确认识。尽管这样，这些较为可信的数据仍只能是缩小的。而其余许多班、校更会怎样呢？尤其令我困惑的是，作弊竟然在重大考试的考场里广泛存在，而且受到教师、家长相当的怂恿支持这已不再是单纯个人行为。于是，我将关注投向中考、会考和高考的考场。
恰巧，1994年中考，学校派我带队去1中学监考。1中学热情招待，中午安排了饭，绝对便餐：包子、啤酒、蒜肠凉粉的冷盘。考点负责人，1中学教导主任说得实在：学校经济条件有限，招待不周。话的确诚恳，学校捉襟见肘，历历可见，还要筹措一笔招待费，当时以至现在，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考场上有两点很触目。一是座位密集，位距绝对小于规定，教室两边都宽宽甩着空儿。其中一个考场仅10名考生，也在教室中央簇成个小方阵。二是考生浮动，左顾右盼，小声交流。几次严厉警告后，便隔三差五趴到桌上开睡了。对面一个考场，有个考生从未安稳过，伸长、脖子四面看，弊形毕露，却无人制止。考后两天，一位教师给我带来消息：1中学学生说你了。人家说，学校把座位都给我们排好了，1个好的周围4个差的。就那大个儿，死盯着我们。听说学校还请他们饭了，该叫他给吐出来！
在我外出监考的3天，我们学校与中考正同步进行高二会考。我是高二年级组长，回校后，马上听说了会考的一些场景：
其一，考场内一片翻书声，撕开的书页满场传递。有人公然把书摊到试卷上。和监考老师对上眼了，也只嘻嘻一笑。越抄胆越大，监考老师一再哄劝：这是会考，差不多及格就得啦！
其二，场内竞有人离座去抄。先交卷的在考场间，从窗子、后门传递答案，有的把答案贴到玻璃窗外。监考老师忍无可忍，气急败坏大喊：你们别太肆无忌惮啦！当场将两个考生记入考场记录。可是，收卷后一经央告，最终，记录一撕了之。
其三，一个考场只有排号最后的3个考生，仍不碍作弊，回头、商量如履平地。监考两位，闷头大睡。
问起为什么竟会如此，担负监考的一位老师说：我们校长嘱咐了：人家是重点中学，不比咱们学生，监考悠着点儿。问为什么这般特殊照顾，那老师笑笑：关系学生一辈子呗！真是好心行方便！其实，有的考场也挺好，作不作弊，主要凭考生自己，凭考生的人生准则、行为规范。可是，在如此放纵监督的机制下，这准则和规范不等同对自己的惩罚吗？严格自律的学生也太不领情、不识时务了。苦读，不及格，活该！
会考不及格，由区教育局组织补考。照理说，各校补考都有带队，顶替代考不大容易，但却大有人在。一位工作人员说：准考证明明是大胖子，来考的却是小瘦个，轰出去，可好，一会儿来了个女生，太欺负人了！大家一商量，查！揪出一大堆代考的，有个学校十来个。查了轰了也就完了，带队的责任呢？学校的责任呢？知不知情，有意无意，心照不宣。
代考最多的是体育，体育不及格，不能高考。高三测体育时我和班里同学凑到场边边看边聊。你看这1500米跑得多快，高三的真棒！我说。学生噢地乐开了：领先的那几个全是高一田径队的，明年我也找人代我跑去找体育教研组长，把代跑的指给他。是吗？他很吃惊，我去问问！后来一位高一班主任告诉我：代跑的是我们班的，事先问过体育组。再后来你明白：哪校不一样？不这样是大傻瓜！裁判只管掐表，谁对照片？说为了各校那桌酒饭，为了彼此彼此，都未必，谁愿意较真，谁又敢较真呢？
令人齿冷心寒的事实给我强烈的冲击，我欲求恬淡而不能，在熟人朋友聚谈中不时涉及到这个话题！
郊区H中学一位老同事对我说：作弊，都知道，都不管。孩子就靠上中专、改户口闯出这沙土窝。谁家孩子考出去，谁家放鞭炮摆酒席；考不出去的，家长也抬不起头。村挨村，乡靠乡，谁不讲个情分？反正全县统一战线，向外争中专名额呗！咱不干，别人照干，吃亏的不是自家孩子？我们学校死性；有的学校集资给监考老师送礼，老师对家长说：送不送，你们自己看着办！开考前，每个考场讲台上一个红包。有个新老师监得严，刚考两门，校外闯进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要拉那老师出去谈谈，吓得那老师不敢出门，不敢回家。
当他说到有的老师竟然怂恿作弊时，一位区的优秀班主任笑起来。她说：可不是吗？我也和学生说不机灵点儿。不是犯傻吗？胳膊扭不过大腿。据我所知，不少优秀教师都有这份好心，我总不能让学生吃亏。大家都机灵，都不犯傻，都在严肃的真刀真枪的重大考试里放，于是，自己也加入了大腿的行列，该谁去扭它呢？
有位参加中考阅卷的老师说了件新鲜事，一个学生愣把提纲裁下一块，粘到卷子上了，抄都懒得抄了！还有封试卷误钉进提纲的。这些都记录在案了吗？
考场作弊，当然有不少耸人听闻的新闻。1994年高考，某省考点负责人同7名教师集体作弊，由监考将试卷传出场外，安排各科老师场外答题，作答后再送入考场。1995年某省中考试题泄密，答案被反复翻印，考生怀揣答案赴考。同年，高考试卷在密如铁桶的某市监狱内印刷厂被送出来。还有用BP机、大哥大作弊的。这些都是上好的新闻素材。国家教委王明达副主任1995年4月在端正考纪电话会议上指出，1994年高考19个省查出代考者208人，违纪记录在案人数最多的省为500人。这些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法纪的惩处，因为它们已经危害到国家考试表面的严肃性，一点面子也不给了！.但是，这些终究属于特例，还远不是当前考场的内伤。换句话说，如是者太蠢，太小儿科，何必如此，又何须如此呢？
王明达同志还指出：考场纪律松懈，考生不严格遵守考生规则，主考、监考人员不能严格履行职责，考生集体作弊现象明显多于往年，雷同卷比率增高。这才是国家级考试高考的主要症结。若这种松懈是得到教师、学校乃至教育主管部门、主考部门的怂恿、鼓励，那是不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腐败呢？
高考巡视、督察都比较严格，但这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若考场座位安排利于作弊，监考员不能去较真，那这样的考试自然也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因为，它正给标准化试题大开方便之门。答案5个一组，28铅笔涂写，黑黑的，一组分明一个星座，一目了然。考前约定，题卡放在桌角，你瞟我，我瞥他。前后桌，脚蹬手捅，左腮A，右腮B，拉左耳C，拉右耳D。瞅空回头就一片答案。1991年以前AB卷，题序不同，作弊有难度；改用AB卡，考试方便，作弊也方便了：不过你横我竖，这密码也太容易破译了。经过1992年、1993年两年总结、传播，1994年考场作弊开始泛滥，当在情理之中。
结果显然，绝非少数的试卷分数比例畸形。我手头有一份1994年B市高考20802考号的分数单。其中：外语客观题84分（满分90），主观题1分（满分60）；化学客观题77分（满分84），主观题3分（满分66）。这位教师公认中专都考不上的考生，居然上了大学本科。我曾就此询问过考试中心一位负责人，回答是：对这类试卷，原则是有告发就查处。今年就在查处G省一个考生，是招生办负责人的儿子。我有些不懂，这怎么和我们学校差不多呢？所有的分数不是首先由主考部门的计算机经过并再三核实吗？再一想也理解：分数畸形也不能就断定是作弊呀，情况多了；随着考纪松弛，主观题也未必不能捞一把；再说，主观题得零分1分的毕竟是少数，其余的也同样有方便之门呀？难！
容易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位教导主任对我说：查到作弊，较真就要记录，报上去给区里抹黑，局长能高兴？再说，斜眼摸耳朵，没有实据，谁愿意写旁证得罪人？还是息事宁人吧！
孩子的心洁如水晶，我太珍爱这些心灵了，不忍心、不甘心他们被扭曲，被玷污。我尝试着反映这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结果却更令我困惑。
我将自己做的调查送给一家教育刊物。一位熟悉的主编，淡淡婉劝：这事太敏感，难发；我看，你也算啦！我曾想在自己忝居其位的地方政协会上去讲，知心的同事告诉我：要是不想在这儿呆了，你就讲！但我还是在一次教育问题研讨会上讲了。那次会上大家都在讲着教育的艰难，中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钱！我说：就我国现状，教育投入再多，一时也赶不上日本、美国。话说回来，硬件上去了，教育就一定能上去吗？我们软件的问题更严重吧？接着我就谈了作弊问题的严重现状，引起了众多委员的共鸣。教育局党委书记当场表态：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就能解决。但会后简报对此只字未提，事隔一年，未见任何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