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北去列车不眠的夜晚，
他看了很久，也想了许久……
火车到了哈尔滨，曲胜辉马上换汽车，当天就到了德都县（现在为五大连池市）的庆丰村的合心屯，那是他当年下乡住的地方。乡亲们以最高的礼仪欢迎曲胜辉，他是二十多年来第一个回来的上海知青，家家请他去作客，盘腿坐在那热哄哄的土炕上，喝不完的酒，唠不完的嗑。他见到许多人，就是没有大英子，屯子的人说，她的命硬，出嫁不久，男人死了，改嫁后，还是把男人克死了。好多年没回来了。他想去找她，村干部说，别见了，“老模呵惨眼”的，看了难受！要看你就看看王亚文吧，她等刘行军都等了２0年了，都快不行了，你去看看她吧！
什么，王亚文还在等刘行军！胜辉大吃一惊，刘行军是和自己一起来到合心屯的，他父亲曾是上海市劳改局长，两家的大人孩子都挺熟的。他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工作，也早就结婚。他们已有二十多年没联系了。
一见王亚文，胜辉的心一下揪起来了。当年她和大英子都是村里漂亮的姑娘，可现在消瘦、惟悴和苍老得已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严重的肺病使她连说话都费劲。为了见曲胜辉，亚文特意打扮了自己，换上了漂亮的裙子。曲胜辉觉得花红的衣着陪衬着亚文的苦脸和病态，很象某个电影中的悲剧情节。亚文边咳边说：“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我以为你们就象一群外星人，突然来了，又突然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她特别高兴，可还是特别伤心。她哭着，说着，歇了好几气，说了好长时间。当天没说完，第二天又接着说。
她说了和刘行军的许多事，胜辉也是第一次听说。当时，16岁的行军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一次给亚文的父亲下错了药，抢救了一宿才活过来，亚文要找行军拼命。从此行军为了赎过，几乎天天到她家干活。一来二去和比他小几岁的亚文有了感情，亚文给他写过情书，行军也吻过她一次。当时小亚文吓得手脚冰凉，但她认定自己就是他的人了。
1976年夏天，他们已经准备结婚，这时行军要到上海华东师大上大学。临走时，他许愿，学成之后一定回来。1980年秋天，行军该大学毕业了，痴情的亚文天天到几十里外的火车站接他。没想到行军来信说，他毕业后分到了上海，在闵行区的一所小学教书，不能回来了，亚文不吃不喝，哭了二十多天。1978年她得知行军结婚的消息后，吃了100片安眠药，在医院抢救了7天7夜，出院后，她独自在县里照了一张以上海火车站为背景的“结婚照”，虽然没有新郎，她也很满足了。从此她一病不起，吃什么药也不见效，她的体重只有70斤了……
胜辉回村的那几天王亚文很激动，她苦捱了近二十年，无人可倾诉衷肠，这回终于把快烂在肚里的痴情话全倒了出来。说话之间，她的眼睛放着光，就象又回到了人生经历过的梦境。她不怕被曲胜辉取笑，不怕被误解，不怕敞开的内心被伤害。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固执地，自顾自地在说。她不想让这次对话中断，她一定要说完她想说的话。为了能不被干扰地继续说话，王亚文几次要求更换谈话地点，从热炕头到学校的空教室，从室内到户外，从白天到晚上。王亚文的执着和谈话的避人，使曲胜辉感到有些不便，这毕竟是一男一女的谈话。然而曲胜辉只能迁就，谦让。王亚文说话的有气无力和清晰传出的哮鸣音使曲胜辉不敢说也不敢问，生怕一个敏感的话题使王亚文情绪波动。他甚至以为王亚文的生命处于一种回光返照之中。为了认真地倾听，曲胜辉的回乡计划被打乱，行程一再变更。他真的担心王亚文的身体状况，后来这种担心持续了许久，一直到他们破镜重圆之后许多年还在担心。
王亚文终于说完了，极度兴奋的她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下子气息奄奄了。她的生活中好象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更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对于人生她既无牵挂，也无任何奢望，似乎她把什么都放下了，只等着生命的油灯熄灭。
老的牵挂没有化解，胜辉又带着更沉重的牵挂回去了。他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救王亚文，更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大英子一点帮助，他的心情很沉重！他托许多在上海的合心屯知青寻找刘行军，可是大家都没有见到过刘行军，他就象在上海蒸发了一样。
这年曲胜辉从青岛回了一次上海，在徐家汇的一家商店，他透过玻璃窗看到街上走的一个人有点像刘行军。他惊喜地跑出商店朝那个人身后喊了一声：“刘行军！”那人回过头，半天他们才互相认出来。他如此这般地说出了王亚文的现状，行军流着泪表示，我一定要把她接到上海！胜辉给了他一番忠告，你已经伤了一次亚文，不要再伤害她了，她已经受不住任何打击。她已不是当年的亚文了。
那年冬天，已经和在美国的妻子离婚的刘行军当真把亚文背回了上海，和她结婚，帮她治病。他们幸福生活了十年后，刘行军又患了肝癌，王亚文又千方百计地为做肝移植筹错资金。胜辉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了当年也在合心屯下乡的知青，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的策划人杨东平，他的同事张悦在她的“半边天”节目中把这个故事推向了全国。于是被感动的许多人得知行军得病的消息，自动捐款，再加上王亚文和亲友们的积蓄，共凑了２0万元，刘行军成功地进行了肝移植手术。这个真实的“小芳的故事”让他们成为“２004年最能感动上海的人”。
成全了王业文和刘行军的幸福并没有减轻胜辉对合心屯的牵挂，从那次回去以后，他几乎年年都要回去，有时一年回去两，三次。２005年和２006年的夏天，他和当年在这里插队的老知青们，领着自己的孩子来到了合心屯，开展“新老知青返乡支教”活动。那些孩子中有中学生、大学生，也有研究生。胜辉的女儿和许多知青的孩子参加了小知青的队伍。老知青和小知青们捐款在村子建立了有1２00册书的知青图书馆和有两台电脑的信息室。如今这图书室和信息室成了村里最主要的文化设施了，也许村里的孩子们就住这里走向外部世界。
胜辉这些大知青有意做了安排，让小知青住进了他们珍爱的故居。小知青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我们这次的合心屯所住的草屋正是30年前的知青宿舍，如今岁月已让它显得破败不堪，俨然一副危房状态：草屋的墙已东倒西斜，屋顶有不少用板遮盖的漏洞，窗户的玻璃残缺不全，用塑料布封着口。第一夜因为准备不充分，我们其中的六个男士不得不挤在一铺炕上，两人用一个枕头、三人盖一条被子，留给每个人的狭小空间迫使睡觉时手只能放在胸前，翻身更是一种奢望。此时此地，听到屋外的雨声和屋内漏雨拍打窗沿的节能，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的睡惯席梦思的孩子们在这漏屋夜雨中，他们真该好好想一想了。想一想自己的前辈的过去，也想想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第二天，他们一睁开眼睛就被热情的农村孩子包围了。他们教这些孩子学英语、学电脑，也教他们唱歌、跳舞、画画、弹琴。村里的孩子们领着他们骑马、干农活，赶集，采野花。城市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北大荒土地的广阔，也经历了突来的风雨，他们是这样记述的：“我们刚到的那天傍晚天气突变下起大雨，气温骤降了十度左右，回宿舍的路上大家都没带伞，而且只穿着夏天的单衣，在风雨交加中所有人都瑟瑟发抖，到后来甚至惨叫声此起彼伏――这真是平生第一次被这样冻到了骨头里。最终一群落汤鸡跑到了屋里，一个个蜷缩着发抖，此时炕已被烧得很暖，我们这才感到东北热炕头的魅力，赶紧一起挤上去。难怪老知青总说，当年最舒坦的事莫过于躺在热炕头上不出来。”
经风雨后，更知热炕暖。这种真切的体验对他们的人生都有意义。他们还和当年知青一样自己起伙做饭，第一顿饭的菜谱是：炒土豆丝、炒豌豆、地三鲜、干烧茄子，还整了两盘西红柿炒鸡蛋，切了盘黄瓜和葱蘸酱吃。老知青们很吃惊，这帮孩子还是很有生活能力的！在只有十几天的合心屯的日子里，知青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忽然长大了！更没想到的是孩子们，对知青运动有了新的思考。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张屹南提出了“新知青”的概念，他说：“我们这些当年上山下乡知青的下一代人，应在新时代中同样继承父辈与农村建立的深厚友情，尽可能地走出城市，来到农村体验交流，从而建立起农村与城市合作和沟通的纽带。”
“新知青”们已经开始实践自己的思想了。曲胜辉的队伍越来越大。他说，现在有更多的孩子报名要参加每年的“新老知青返乡支教”活动，有的孩子每年都去，海外的孩子们也开始报名。胜辉很欣慰，从一个人和一些人对一个村子的牵挂变成了更多人对农村、对农民和对农业的牵挂。这正是“新知青运动”的意义之所在。
还要交待的是，王亚文和刘行军也和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乡，见景生情，他们恍如隔世。曲胜辉意外地碰到了回村办养鸡场的的大英子，岁月无情，物是人非，他们不知何言。他说：“我回大荒地了！”她说：“你怎么不叫着我，多少年了，我也想去看看！”他说：“下次吧！”胜辉又怀着惆怅走了。他还会来的，就象老房子的燕子，飞走了，还会回来。
“天上下着细雨，脸上流着泪水，那梦中的小村庄，我又回到这里……”这首由小知青们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开始在合心屯，在上海，在老知青和小知青之间传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