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阔的东北大平原，让人激动不已。列车一过山海关，他就有点坐不住了。趴在车窗前，那曾熟悉的山水，他总也看不够。那里有着他太多的牵挂，这牵挂让他食寝不安，让他归心似箭。
二十五年前，在那个阴冷的春天，他――19岁的上海知青曲胜辉也是坐这趟车，穿过东北大平原进入北大荒的。那是一次青春的放遂，他像没根的草，被狂暴的风雪卷到了那遥远的地方。那根就是父亲，他于1937年参加革命，1968年却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抓，这位长期为国家安全斗争的公安干部，最后冤死在自己的监狱中。申冤无门、生活无路的曲胜辉，告别病卧在床的母亲和弟弟曲光辉，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去。因成份问题不能报名到兵团，只能去插队落户了――目的地是德都县太平公社庆丰大队。
几个月后，光辉也走了，他去了更远的地方――呼玛县的金山公社的察哈彦大队。弟弟本想投奔哥哥，几次写信与哥哥商量，可母亲说，你们不能死在一起！父亲的死使妈妈心有余悸，巅倒黑白的政治运动更使妈妈感到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于是弟弟翻过了大兴安岭，进入了黑龙江畔那个与鄂伦春人相邻的小村落，而哥哥胜辉在小兴安岭南坡五大连池火山地带的一个小村里落脚了。望着春雪还没化尽，如沉睡般的黑土地，他的感到心里都在发冷。
渴望阳光的胜辉以为，只要好好劳动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争得自己的希望。他知道父亲的“问题”很严重，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是无论他怎样卖力的干活，等到村里政治学习，庆祝“最新指示”发表的时候，大家都在队部开会，他却要和那些“地富反坏右”在马号里受训，他开始为自己辩解：我是毛主席派来接受再教育的，我是知青点的排长。
队里根本不听他的，每逢有重要政治活动时，总是把他他和被管制对象一起安排到磨米厂干活，后来磨米厂的夜战成了胜辉的“官活”，他干了一宿又一宿。可到了年终，他的记工本上却没记几个磨米工，而同时一起劳动的“黑五类”记的工比他都多。忍无可忍的胜辉找到了大队部，南炕坐着大队书记，北炕躺着队长。队长接过胜辉的工分本看了一眼，“啪“的一声扔在地下：
“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还来要工分！”他大吼。
胜辉说：“我是知青！不是阶级敌人，为什么不给我记工分！”
他毫不退让，和他大吵，把压在心里的怒火都放了出来。大队书记把他们拉开，胜辉含着眼泪走出队部，他在心里放誓，我要让你们看一看，我曲胜辉不是孬种！
在后来的日子里，曲胜辉吃苦受累，默默的表现，他成了村里知青的带头人，真的当上了县里“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他还入了党，当上了大队书记。在他最受气的时候，上海慰问团到访，公社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乡亲们夸他，可会上传言他爸爸是坏分子，是国民党特务。村里的老王大爷开会回来说：这孩子屈啊！他爹当干部挨押，死在狱里了。依我看，他爹不该是坏人。曲胜辉听说后，晚上悄悄找到老王大爷家，让老王大爷当面把这话再说了一边。听他说话时，他竟满脸泪水。
那时因为村里被征了过头粮，知青们和老乡都吃不饱，连饲料都当口粮吃了。后来知青天天顿顿吃土豆蘸大酱，连穷乡亲们看着也心痛。胜辉发现自己的枕头低下经常有人放几个豆包，那真是救命的干粮啊！经过一番侦察，他发现了有个女孩子，悄悄给他送吃的。那女孩子姓曲，因为成份不好，她的父亲常和胜辉一起改造。他总对胜辉说，咱俩都姓曲，是一家子。可是胜辉实在不敢坦然接受这善良的交往，可怕的成份问题使他惟恐避之不及。
胜辉总是躲着“一家子”的接近，可是却接受了另一个姑娘大英子的关心，他高兴地把豆包的美味写信告诉了妈妈。以至回到上海见到妈妈时，妈妈问：豆包姑娘长得漂亮么？他愣愣地站着，只是傻笑。有一次大英子送好吃的，不象往常那样转身就走，他知道大英子有话要说。大英子望着他，眨了眨大眼睛，好象是边想边说：曲，瞧你这么造害自己，你不怕长病！大英子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可是胜辉却一直在琢磨她的话。这话，他时时在想，一直想到现在。大英子家的成份也不好，可她不姓曲，没有称呼“一家子”，这是唯一使曲胜辉感到值得庆幸的理由。
那时队里在离村子几十里的一个叫“南大荒”的地儿开了一片荒，农忙时要派几十人去干活。队里安排老谭头去给大伙作饭，打下手的有胜辉和大英子。他们起早贪黑地忙，大英子特别能干，灶上灶下的活都很在行，和她在一起，胜辉觉得艰苦的日子里有了一些欢乐和笑声，劈材挑水时还哼着小曲。休息时，他们俩就挤在窝棚里的那铺小条炕上。有次太累了，胜辉嘴里还嚼着馒头就睡着了，醒来时，胜辉发现满口的馒头已经馊了，酸酸的。自己却和大英子挤成了一团，而她呼呼睡得正香。他不敢动，有点紧张地假装睡着，一直等到大英子醒了，翻身叫起他。先人说，“食色性也。”在那个特殊的季节，他们为了食而忘了色，真是令人感动的两小无猜呀！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时候，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给自己的温暖让胜辉难以忘怀。后来，在离开黑土地的若干年，他听了那首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一唱起他就止不住要伤感，他还写了篇散文“我的大英子”……
每每想到这儿，胜辉会流下眼泪。这时“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一重重岭闪过，似浪涛奔流……”在大东北这个平静的夏夜，望着北去列车的窗口，他想起，老谭头会在半夜过后叫起他，他再摸黑去叫醒鼾睡中的大英子，于是一阵不出声的紧张忙活。他们要在黎明前蒸出几锅大馒头，昏暗的小油灯映出了老谭头揉面的影子，灶坑里的火光给大英子的头发染上了一屡金色，她总爱撅着嘴烧火，那火也许会更旺些。他还记得，和大英子挑着饭担并肩走在“大荒地”的绿山坡上，两人边走边留神着小路旁的草丛里红红的野草莓。他去泉子挑水，大英子爱跟在后边，泉边的马兰和芍药特多，他没见过那么美丽的野花，那蓝色的马兰花是个故事，它象征着一个勤劳勇敢的好小伙，那大朵的粉色的芍药花就像是美丽的大英子。他们也曾坐在窝棚前的羊栏旁，默默无语地看着如火的夕阳沉入山脊的后边。
1973年，已经当上了大队书记的胜辉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核，被推荐上大学，可到了县里却被文教科拿下来了，原因是出身不好，政审通不过。当时的县委书记听说后亲自找到文教科请教：“小曲都入党了，还当了书记，怎么就不能上学，你们那个政审标准比共产党还严么？你们那是什么大学？”文教科马上又给胜辉调剂了一个指标，还是一个上海的大学。可这回，他坚决不去了！人争一口气！这下子，他又成了扎根农村的典型，县里安排他到处各乡做报告，号召知青们都向他学习。上级把他当做县级干部的苗子培养。县委吴书记还陪着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坐着基普车专程到村里来考察他。老乡们说，这个书记和别人不一样，当了书记还和大家一样干活，记一样的工分，不要队里的补贴。因为队里事多，他不能到“大荒地”干活，一有空就给男人不在家的老乡家挑水，为了一次能多挑水，他特制了硬扁担，还让孟铁匠给打了两副双向的粗铁钩子，一次能挑四桶水！老乡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书记！
这时，胜辉给母亲写了信，谈了领导和当地乡亲对自己的厚望，妈妈马上回了信：“你糊涂呀，千万不能当干部，如果你爸爸就是死在这上头的！”不愿意让母亲再伤心的胜辉，最终还是听从了她的希望，放弃了提干的机会。1975年10月，他又经推荐到哈尔滨上了大学。走的那天，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大家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可就没有大英子的身影，她已远嫁外村，这之前她有意和胜辉疏远了。那一天，胜辉一步一回头，看着知青点的大草房，看着牛马成群的村子，看着依依不舍的老乡。队村里的马车把他送到了县城，第二天又把他送到了北安。赶车的车把式是笑嘻嘻的王树清。他在大荒地赶犁杖时，笑嘻嘻的钻进了小曲的被窝，从此除不尽的大虱子开始寄生在胜辉的身上。胜辉走后不久，王树清媳妇曹姬兰便病故了。胜辉为此深深自责，因为自他走后没人再按时给她打针，对于缺医少药的农村，其结果可想而知。她做的黑布小棉袄一直陪伴着小曲过了许多年。北大荒人的友情使曲胜辉在家破人亡的文革中感受到了真挚的爱。
在大学里，他还是那股劲，因星期天经常去扫厕所，后勤处表扬他的大字报贴到了教学大楼前。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被留校当教师。父亲被平反后，学校正要重用他，胜辉调到了青岛，在山东省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几年后他成了研究所里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并当上了研究室主任。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胜辉时常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善解人意的妻子说：回去看看你的牵挂吧，如果有“孽债”就领回来，我养着！
于是就有了1994年6月的那次返乡之旅。他牵挂谁呢？是那片黑土地，是那里的乡亲，是培养过自己的老领导，还是含蓄的大英子，他也一时说不清。反正恨不得一天就飞到庆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