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一群老乡，就地起土，将他葬埋起来，并且堆起一个小小的沙包，树起一块木质的墓碑。
我们希望这墓碑速朽，希望这土包尽快地被一年一度的季风吹平。
不要和骑走马的打交道
我原先以为，炊事班长是我们当年那一火车皮兵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个。但是后来在哈巴河县城，在从军分区张主任口中知道了“华侨老梁”的故事以后，我才知道，还有比他命运更悲惨的，这就是“华侨老梁”。
炊事班长说一声走，就浑然不觉地走了。而另一个越境者华侨老梁，虽然还活着，却早已在二十五年前便被写进了死亡花名册，被追认为烈士。他虽然还活着，但是他的家乡和他的亲属至今还不承认他活着。
了望台上，正当我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时，突然被马儿的一阵尖叫声惊醒。
这是伊犁马的叫声。一匹马先一叫，另的马应声附和，于是马儿愉快的尖叫声，像多声部的花腔女高音一样，打破了这荒原早晨的宁静。
这是边防站的马。
那个年轻的蒙古族小战士，正把马从马号里赶出，往比利斯河方向去放牧。
马号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现在的马号，在土围子外边的东北方向，紧依着喀拉苏自然沟。那地方原来是牧工的毡房。
或者说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它是耶利亚居住的地方。
我记得在乌鲁木齐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来到白房子的第一件事情，是想看一看我那匹额上有一点白的坐骑还在不在，而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看一看我当年背过的那个六九四？火箭筒，现在是由谁在背着。
马一旦放出去，得晚上才能赶回来。于是我赶紧下了了望台，赶往马号。
我对那位面色黝黑的蒙古族小战士说：“给我抓一匹马来骑！”
“你要骑马到哪儿去呢，老班长？”小战士说。
我说信马由缰，骑到哪儿算哪儿。
小战士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马群重新赶到马号。
一群剽悍的伊犁马站在我的面前。马的屁股浑圆，脖子修长，匹匹都是好马。
我寻找着哪一匹马的额上有一片白色。后来我失望了，因为所有的马的额头都和它的皮色一样，并没有一匹白额马。
我不甘心。我比比划划地对这位小战士说，有一匹马，鼠灰色，额上有一片白，那曾经是我的坐骑，它大约不在了吧？退役了吧？
小战士问我离开白房子多长时间了。
“二十三年多一点！”我回答说。
小战士笑起来，他说这马，不知道都换过多少茬子了，你比比人吧，一茬一茬的兵，走马灯一般，都换过多少茬了。
我也笑起来。我同意他的话。
小战士抬起眼睛，望着空荡荡的远处，这样说：“都这么多年了。那匹马我接手时候就没有见过它。它该早就退伍了吧。如果它还没有死，要是在城市里的话，它现在该在拉粪车，要是在乡里的话，它现在该在某一块田里拉犁。”
他说的是实话。
虽然说的是实话，但是，这位可爱的小战士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对这个老兵罗曼谛克的想像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马号里的谈话结束了。小战士为我挑了一匹黑色的大走马。
我坚持不要跑不快的驽马，我说骑上它是对我昨日的一种不尊重，我也不敢要那些暴躁地砍着蹄子，扬鬃乍尾的烈马，我的身子已经十分臃肿了，我担心被它甩下来。
这样，小战士为我挑了一匹聪明、利索、没有任何怪毛病，走得又快的黑走马。
我坚持要自己为马披上鞍子。
我走过去，马看见穿非军装的人，惊恐地一趔身子。我没有退缩，我像遇见了一个老朋友一样，将它的脊背先拍了几下，尔后，又拍了几下它的脑袋。在拍脑袋的同时，伸出另一只手，在马的耳根轻轻地搔了一阵。在搔的过程中，马的身子不再颤抖了，它舒服地放了一个响屁。最后，我伸开双肩，紧紧地将马头抱进我的怀里，将脸颊贴在马额上。
这样很久很久以后，我的情绪才平复过来。
我提起鞍子，一使劲，将它披在马的背上。尔后，按照当年副指导员所教给我的那样，伸出一个脚去，从肚子的另一面勾住马肚带，用手捉住，系紧。系完前肚带，又系后肚带。
在系马肚带的时候，我想起副指导员在这一刻常说的话：骑兵的命在马肚带上系着这样，小战士给这匹黑走马安抚性吃了一瓢豌豆草料以后，我便骑着它上路了。
而在它之后，栏杆打开，剩下的马儿像决堤的水一样，冲了出去。它们早就饿了。
一只母羊和一只羊盖的故事
哈萨克格言说：“不要和骑走马的打交道！”可是我千挑万挑，最后还是挑了一匹走马。
走出马号的时候，我这样想。
站在马号外面，茫然四顾，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去大河边看一看吗？或者去比利斯河，去看那一片白色的盐碱滩？或者溯喀拉苏自然沟直上，去看当年边防站的那一块菜地？或者去界河边？或者纵马走人远处兵团那一块铺天盖地的葵花地。
我站在那里，拿不定主意。黑走马在我的胯下焦躁不安，不停地用蹄子砍着地，等待着我的指令。
突然我看见了戈壁滩那拱起的地面上，矗立的老了望台。
它多么的苍老呀！它多么的疲惫呀！它多么的孤独呀！它静静地矗立在荒原上，像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世纪遗忘的死物。
“哦，了望台！”我轻轻叫了一声。
我想也没想，就策马向了望台奔去。
从白房子到了望台，应当有一条小路。当年我当兵时，好像还为这个通向了望台的小路写过一首诗。记得，小路的某一处曾经有一座小桥，因为那里是一片黑色的沼泽地。
也许是这条小路已经为荒草所掩，也许是我根本不屑于去寻找它，我拍一拍我的马，瞄准方向，径直奔去。
那片沼泽地已经干涸，坚硬如铁。沼泽地里长着些不高的芦苇。我穿过沼泽地的时候，芦苇刚好埋住马的半个身子。
出了芦苇丛，再前行几步之后，就到了了望台下边了。
“没有了重负之后，你为什么显得愈加痛苦了呢？”
我把马拴在了望台的一个腿上，尔后，将我的斑驳面容贴在了望台的斑驳的树杆上，热泪盈眶。
我试图登上了望台去，但是，当上到第三层的时候，我放弃了。
我是过于臃肿了，了望台在我的攀登下发出咯吱咯吱不堪重负的声音。
我当年的体重是102市斤，我如今的体重是165市斤，而且，在这次重访白房子的行程中，新疆的拉条子和炒烤肉肯定会令我的体重多增加几斤。
我腰里勒着的这根马镫革，是从白房子带回去的，是我当年临走时，从白额马的马鞍子上卸下的。在这些年中，裤带一共向外放大了十个孔，孔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一寸，十个孔就是一尺，也就是说，我的肚围这些年增加了一尺。
难怪老杜的那两个疯丫头，将我叫“大肚皮叔叔”哩。
当上到第三层的时候，有一个踏板掉了，那地方空荡荡的，如果还要继续往上走，得跨一大步，越过这个空荡荡的位置。
了望台已经许多年没有人上了。
我往底下一看，离地面已经相当的高了。我有些头晕。我明白该在这里停止了。
这样，我倚着扶手喘息了一阵，然后背转身子，缓慢的，笨重的，几乎是用双臂架着扶手，滑落到地面。
“当年我上了望台时，像个猴子一样灵巧！”我对地面上束立在侧、目无表情的马说。
然后我重新骑上马，笔直地向界河走去。
从这里到达界河的最近的地方是二号口。当年，炊事班长就是从这里越界的。按照国际法“从原路遣回”的原则，他亦是从这里被遣送回来的。
“你得手了吗？”我记起了我当时愚蠢的问话。
“没得！”炊事班长摇了摇头，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巴。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空洞得没有任何内容。
这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响着，恍惚如在昨日。
站在阿拉克别克河边，望着眼前这细细的、平凡的水流，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我这时候想起一首俄罗斯古歌。
我用嘶哑的、苍老的声音吟唱起来。
“我的地方，
小小的地方，
并不是我要来，
也不是马儿载了我来，
是那命运，
--可诅咒的命运，
它带着我来的！”
是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命运，都有着自己的定数。我有我的命运，炊事班长有炊事班长的命运，华侨老梁有华侨老梁的命运。
二号口这名字是老兵们给起的。
所谓的二号口，只是界河低矮的林带中，稍微茂密一些的地方而已。界河在这里稍稍地拐了一个小弯，所以这地方的林带厚一些，簇成一个疙瘩。
界河与额尔齐斯河交汇处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我们叫它一号口。这地方叫二号口，溯河而上，下一个小树林簇成一个疙瘩的地方叫三号口。下来是四号口，五号口。
五号口那地方有几棵高大的胡杨树。
那地方似乎就是我的白房子传奇中，二十个中国巡逻兵和二十个俄罗斯巡逻兵，在胡杨树的树阴下狂欢的地方。
二号口这地方，树木遮掩下，有一条被踩出的越境小路。
这大约是野猪、黄羊、野兔们踩的。尽管两岸都有铁丝网，但是，铁丝网丝毫不能妨碍它们的自由来往。
勒马伫立中，我想起一件事情。在我帮助哈萨克牧工赫尼亚提放羊的那一年春天，曾经从这里跑过去一个羊羔。
羊产春羔的季节，牧工往往会向边防站要一个公差充当助手。
羊只在草原上游牧时，往往会产下春羔。有的母羊，会守候在羊羔的身边，用舌头舔它，直到它站起来跟上大队行走。有些母羊恋群，产下羊羔，卸下负担，它看也不看一眼，就撵大部队去了我的工作就是跟在羊群后面拾羊羔。
每当有母羊产下羊羔，我便策马过去，用马鞭挽成一个活套，一伸，套住它的脖子，再一提，羊羔就跑进我的怀里了。剩下来的事情，是将母羊重新赶回大队伍里，然后抱着羊羔送回哈萨克毡房。
羊羔越境的时间应当已是暮春了。因为我记得那时羊羔已经和羊群合群，牧工不在，是我赶着庞大的羊群在放牧。
那只越境的羊羔通体是黑色的，乌黑发亮，只在嘴巴上，耳朵上，蹄子里有些鲜亮的白色，仿佛在那些部位开放着几朵白色小花。
羊群顺着界河缓慢地走着，突然，大队伍过后，我看见一只母羊，站在二号口的那个地方，咩咩地叫着。一边叫一边望着我。
原来是一只小羊，跳到河的对岸去了。
这条不宽的小河，河心的地方浅一点，原来坐住了一块冰。这只羊羔跳到冰上去玩，一使劲，冰流走了，羊羔就势跳到了对岸。
这阿尔泰山的消雪水刺骨地凉。羊羔试探了几下，没有勇气过来。
母羊则站在河的这边，一边叫着一边流泪。她年长一些，在她的阅历中，在她的混沌的思绪中，她明白这道河是不能过的。
这是一只美丽的母羊，她皮毛的颜色和河对面那个越境者一模一样。
后来，我终于决定赶着这只母羊归队了。
母羊在河这边跑着，羊羔在河那边跑着。跑了大约有50米的距离，直到最后，我再也看不到羊羔，听不到羊羔的叫声为止。
那一年一共为边防站接了48只羊羔，除去这个消耗，共是47只。
往后的几天中，我还赶着羊从二号口经过几次。那只羊羔是有记号的。我已经为每个羊羔，用烧红的铁丝在耳朵上烙出了个记号。这是白房子边防站的羊只的记号。我渴望有一只上帝之手，能将那只小羊羔送回来。
羊羔从此再没有回来，它是被狼吃了，还是被苏军士兵发现了，我不得而知。
在二号口，当大队伍已经走远，树丛中只剩下这只母羊的时候，我们互望了一眼，明白那只羊羔已经不可能生还了。
漂亮的母羊热泪滚滚。
热泪滚滚的她轻轻地用身子蹭着我的腿。蹭得有些异样。在蹭了一阵以后，她突然在我面前卧了下来，然后一个打滚，四蹄朝天。
她躺在一片雪白的芨芨草滩上。她阴户的那个部位，发红、发胀，水汪汪的。
这个小兵不明白这是什么事情，他要明白这件事情，还得在脱下军装的几年以后。
后来，在我偶然看过的一本外国小说中，我看到一个倩节：一个女人的孩子失去了，她没有哭泣，而是身穿泳衣坐在海滩上，向第一个向她走来的男人伸出了双臂。
我在那一刻几乎要傻了。我的头脑“嗡”的一声。我感到全身焦躁不安。我几乎就要就范了。我已经脱去了自己身上的大衣，将它甩在芨芨草滩上，然后走向那位哀伤的母亲。
但是，那残酷的最后一幕并没有出现。
人性在此一刻复苏了。人的尊严在此一刻战胜了身上的兽欲。我掌握住了自己，我没有俯下身去。
是的，我没有俯下身去，而是狠狠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而后，迅速地穿上皮大衣，骑上马自顾自走了。
第二天我就辞去了羊倌的事情。好在这一年羊产春羔的事情已经全部结束。
我上面所说的都是真的。到了我这个年龄，经历过的事情却来不及写，已经不需要去虚构些什么了。
哈方的一座了望台就在这二号口的附近。
我早就注意到那上面有一个哨兵了。哨兵懒洋洋地坐在外边，正在将他脚上的裹脚布取下来，在栏杆上晒着。他也许早就发现了我了，只是懒得理我。
这时候，他打断了我的沉沉思绪。
他用我听不懂的话含糊地吆喝了一声。在吆喝的同时，用帽子在空中划了几个圆圈。
我也照此办理，虽然没有帽子，但我扬起手臂在空中划着圆圈。
见状，他就再也没有理我，而收回目光，又专心致志地晒他的裹脚布去了。
我则知趣地离开了二号口。
我溯阿拉克别克河而上，前往三号口，前往四号口，前往五号口。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正是白房子边防站第一任站长马镰刀那一次巡逻走过的道路。
我骑的是35号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