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镰刀。
走马又分为大走马和小走马。
好的大走马在疾步如飞时，后蹄窝要超过前蹄窝一拃长，有的甚至超过一尺。马头向地面勾去，脖子成弯弓，腰身平坦而柔软，尾巴向后长长地拖去，像腰身的延长部分。它的四条腿像大对虾一样十分弯曲，弯曲的膝盖几乎可以碰到马的肚子。
从远处看一匹大走马的疾走，仿佛看到一条龙在大地上游动，摇头摆尾巴，飞沙走石。
从近处看一匹大走马的疾走，你看不见马行走的样子，你只能看见四只马蹄像四个银碗一样在上下翻飞。
小走马则是平庸的马。它踩的是碎步，后蹄窝恰好踏住前蹄窝。它的腰身也很硬。而这一切的缺点则来源于它缺乏激情。
我骑的35号确实是一匹上等的大走马。
正当我策马健步如飞，已经看见远处五号口那几棵高大的胡杨树的时候，这时候我的身后响起了马蹄声。我扭头一看，只见一人一骑，带着呼呼的风声向我疾驰而来。
这是连长。
边防站早点名时，发现我不在。连长有些着急，怕我出什么意外，于是打电话问了望台。其实，我刚才的一举一动，都在了望台的掌握之中。了望台告诉了我的动向，于是，连长要过蒙古族小马倌骑的那匹马，追我回去吃饭。
半个小时之后，我和连长回到了白房子。
连长对我说，兵团185团那边打来了电话，说杜主席他们8点钟吃早饭，吃完后，就赶到北湾，然后大家一起去河口。
院子里空荡荡的。战士们已经吃过早饭，到大河岸边的某一块草场上打马草去了。
匆匆地吃罢早饭后，我对连长说，我当兵进白房子的时候，开始是当火箭筒副射手，后来是射手，我扛的是六九四？火箭简，这火箭筒，如今不知道是谁扛着的。
连长说，火箭筒已经算老武器了，现在已经不再装备部队，现在的战斗排，配备了新的武器。
见我露出失望，连长又说，当年装备步兵班的那两只火箭筒，现在还在弹药库房里放着，如果我想看一看的话，他现在去叫文书。
这样，我见到了我过去扛过的那只火箭筒。
在说明书中，它叫六九四〇火箭炮。
六九是研制成功时的年月，四〇则是它的口径。
它实际上是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事件以后，我们缴获的苏制武器。或者换言之，它是模仿我们缴获的苏式武器，改造而成的。
在此之前，我们曾经配备有火箭筒的，那是五六式。
五六式和六九式的最大区别，在于五六式的弹头是圆锥形的，而六九式的弹头是菱形的--个平面上有五个棱角。
珍宝岛战役中，当我们的五六式打到苏联坦克的前护甲卜以后，蹭一个白印，就滑掉了，而苏联的火箭筒打到我们的坦克上以后，五个棱角中总有一个棱角会成90度直角结实地撞在护甲板上，撞上之后然后旋转，然后爆炸。
我扛起火箭筒，在操场上，按照当年的教程，卧姿射击，跪姿射击，立姿射击。
当年我使用过的火箭如今已经弃用·白告子我请求军械员从库房里将它找出来，我重温一下旧梦。
“我合乎军事要领吗？”我问连长。
比起我记忆中的火箭筒，我感觉到手中的火箭筒好像小了一些，轻了一些。记得我当年提着它，背上再背四发火箭弹，紧急集合在雪窝子里行走时，我感到是多么吃力呀！
火箭筒上的颜色也好像淡了些。我记得它的筒壁是深红色的，像凝固了的血的颜色，现在的火箭筒则颜色浅了一些，像晚霞的颜色。
“还有一个小小的《射手使用情况登记本》，是和这火箭筒一起走的。既然这火箭筒在，那个小本也应该在的。那上面有我当年发射火箭弹时的记录！”我说。
文书又满头大汗地在库房翻腾了一阵，最后报告说，没有那东西了。
“没有是正常的！都隔过多少茬手了！”看到文书和连长都有些失望，反而由我来安慰他们了。
在我的过去的好几篇文章中，都曾经提到过这个火箭筒。
我说：“在某一次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当苏军的坦克群成一个扇面向白房子扑来时，爬在碉堡里的我，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火箭弹。”
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一个射手在发射到第十八颗火箭弹的时候，心脏就会因剧烈的震动而破裂。换言之，一颗最好的心脏所能承受的火箭弹的发射震动是十七次。然而，这个白房子的士兵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
“遗憾的是，这次进攻没有继续。因此，我失去了一次成为英雄的机会！”
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历经过三次紧张时期，一次是1974年3月14日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一次是额尔齐斯河南湾--别尔克乌地区边界冲突，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边防一线进人非常时期。
我记不起来上面关于火箭筒的那一段回忆，是属于哪一次的。
当然我后来记起了，是在那个碉堡前记起的。
现在，我则默默地将六九四〇火箭筒交还给连长，连长将它交给文书，文书则将它重新锁回弹药库房。
离老杜他们的到来还有一段时间，现在轮到年轻的连长向我提要求了。
连长先领着我来到院子的东边，营房的背后，紧靠土围子的地方，那里有一排碗口粗的杨树。
连长问我，这些杨树你们在的时候就有吗？
我努力回忆了一阵，最后还是不能肯定。按位置推算，当碱土围墙还存在的时候，这些树木恰好在碱土围墙的外边。
最后我判断说，我在的那一阵子，有这些树木，不过还小，一人多高，小胳膊一般粗细。围墙外面，大门的两旁，人们栽了这些树木，有时还提水浇一浇它们。
连长很满意，他知道这些树木的过去了。
关于树木，连长还说，院子里靠近篮球场的位置，原来有一排高大的榆树。分区一位首长说这是他在白房子的时候栽的，不让砍。榆树爱招蚊子，趁这首长上国防大学时，他们还是把那排榆树砍了。
榆树我知道，我的眼角那一块伤疤，就是和牧工的弟弟摔跤时，让榆树枝给划破的。
我在的时候，那些榆树也是一人多高。它们大约是警卫团来的那一拨人栽的。
接着，连长又领着我来到喀拉苏自然沟以外，现在架着一座小桥的地方，那里有动过土的痕迹，有半堵矮墙。
连长说，他推测了很久，不知道这里是什么遗址。他想，是不是边防站的某一个营房设施，曾在这里建过，最后又废弃了。
我摇了摇头，我说白房子的老兵们，是决不会把任何一件营房设施，建在555平方公里以外的。他们殊死与这一块土地共存亡。
那么这一片遗址是什么呢？
我说，这是一片哈萨克的坟墓。我在的时候，这坟墓还相当明显。靠南的那一座坟墓，修的是半人高的矮墙，矮墙上面做成一个塔状。其余的坟墓，没有做墙，只是在平地上有土坯做成塔状。
它是谁的，我们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人祭奠过。
会是马镰刀以及那白房子十九个士兵的吗？我不敢肯定！
我还说从这里端直往东十公里以外，比利斯河附近，一堆沙窝子的里边，有一个木质的庞大的坟墓群。
圆木堆成的塔，一座挨一座，占了半个戈壁。木头已经发黑、发干，只是在炎阳的炙烤下，它还十分坚硬。
我说，我曾经请教过不止一个哈萨克学者，问这坟墓是谁的。他们说，这不是哈萨克的。它显然属于当年中亚民族大迁徙中，一个从这块地面匆匆而过的民族。
连长说他还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地方，等他有时间了，他一定到那里去寻访它。
最后，连长说，昨天晚上我曾经答应过他一件事情，就是寻找老的白房子边防站的遗址。
“是的，我现在也正想到那里去！”我怅然地说。
这样，我们便离开墓地，顺着喀拉苏自然沟，向下游走。
我们是越过小桥，走的喀拉苏自然沟的里侧的。或者换言之，是重新踏上这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往前走的。因为老边防站的遗址，在这块争议地区上。
咳拉苏自然沟从这里开始向西南方向流淌，流经大约一公里的距离后，在靠近河口的那个地方，注入额尔齐斯河。
从小桥开始，我们分开茂盛的芦苇，越过一棵又一棵奇形怪状的大柳树，前行三百米后，眼前豁然开朗。
水流的旁边，有一块小小的高地。高地的斜坡上，有几处雪白的土堆。那土堆静静地呆在那里，像蒙古人说的那种“敖包”，又像是森林里的野猪在不经意的时候，拱起的几堆土而已。
土为什么是白色的呢？这是碱土，它最初是黑色的，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日晒雨淋后，黑色褪去，它便成了坚硬的白色。
一棵几搂粗的老柳树，已经仆倒了，斜斜地躺在河岸与废墟之间。
“这就是老的白房子边防站的站址。我们站的第一任站长姓马，是个回回，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已经不知道了。我在小说中叫他马镰刀！”
我对这位年轻的军人说。
我还说，我在的那一阵子，这个遗址上，最高的那一处白土堆，当时是一道半截墙，可以想见，那里原来是一座白房子，阿克边防站。
哈萨克人的坟墓群
额尔齐斯河流域有着各民族的墓群。怀着一祌人类的儿子的感情，我对每一个民族的墓地，都怀有一种亲近感，好像这里安息的也是我的祖先。我甚至想写一篇《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坟墓》的文章来描写它们的得名，大约就是因为它。低处这几个土堆，是地窝子。
我说，我在的那些年月，这些地窝子还没有完全坍塌。有一个地窝子，还可以勉强钻得进去人。有一次我就钻过。我从地窝子里拣出过一筒老式的干电池，这是电台用的。马镰刀的那个年代里，还没有电台，因此我们推测，国民党统治时候，这个白房子还在使用。
说完这些以后，我面对白房子废墟，跪下来。
我点燃上三支香烟，将它们整齐地插在地上。我以此来祭奠马镰刀、道伯雷尼亚、耶利亚，祭奠中国白房子边防站二十个死于非命的士兵，以及俄罗斯阿拉克别克边防站二十个死于非命的士兵。我还祭奠这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争议地区，祭奠我苍白的青春。
我要把我此行最重要的一段话，放在这里来说。
这话是说：在最近几年的中、哈边界重新勘界的谈判中，哈萨克斯坦已经放弃了对这块土地的领土要求，也就是说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争议地区将不再争议，它已经正式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领土。
在乌鲁木齐兵团司令部，在阿勒泰军分区司令部，在边防四团，我已经确切地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我要把这个惊人的消息，放在这里来说，给我的老站长来说。
“将中哈边界勘界的情况，将白房子现在的归属，说给你第一任的站长吧，年轻人！”我喃喃地说。
年轻的连长打了一个立正，将手举齐帽檐，开始朗声汇报。
三根香烟还在装袭升腾，我长久地跪在那里，老泪纵横。蚊子一批接一批地来我的身上吸血，我也浑然不觉。
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以及我的十八颗火箭弹
连长还长久地站在那里，昨日的故事令他惊骇。我则蹒跚着步子离去了。因为我看见了沙丘上的那个碉堡，于是我记起来了，这正是我握着火箭筒，肌过的那个碉堡。
我现在也记起来了，我的十八颗火箭弹的故事，是因为1974年3月14日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
这一次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是当时处于剑拔弩张的中苏边界武装对抗中，一次严重的事件。在我这一次的白房子之行中，还不断地有人向我提起它。当然，能提起这个话题的，都是四十岁往上的人了。
事情的基本经过是这样的。
1974年3月14日上午11时，一架苏联直升机从白房子上空顺额尔齐斯河越入中国境内，进人纵深二百公里一个叫黑龙沟的地方降落。当时降落在一个牧场上。游牧的哈萨克见了这个钢铁怪物，纷纷围拢前来。驾驶室里共有三名苏联军人：一名少尉，两名少校。他们打开舱门以后，见了围拢来的哈萨克牧民的胸前挂有毛主席像章，明白这是进入了中国领土，于是赶紧关了舱门，就要重新起飞。这时，剽悍的哈萨克们挥动着自己的套马绳，甩过去，无数条绳索套住了飞机的螺旋桨。飞机于是动弹不得了。双方一直僵持到我分区骑兵连风驰电掣般赶到，此后，驻扎在争议地区的三个边防站、兵团185团值班连，也都派员陆续赶到。
边界局势骤然紧张。
苏军的坦克、装甲车从斋桑军区向边境调动。斋桑泊离白房子是80公里。在集结坦克、装甲车的同时，大批的苏联飞机飞上天空，强行进人中国领空边界一带，寻找那架失踪飞机。
据我的战友段慧来回忆，出动飞机最多的一次是出事后的第三天，那天苏军共出动六十多架次的飞机，闯人中国境内搜寻。这些飞机中有一部分是中型轰炸机。苏军的意图很明显，一旦找到飞机，就将它就地炸毁。
好在，苏军轰炸机就没有发现这架越境飞机，聪明的哈萨克牧民将飞机用牧草盖起来，伪装成一个草垛。
段慧来当时在阿赫吐拜克边防站当兵，飞机从天上飞过时，他正在了望台上哨。
老段，也就是今年春天，白房子的老兵们在西安的一个烤羊肉串摊前聚会时，说出“当年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几个现在肯定是在一个烈士陵园里”的那位老兄，他如今已经是有孙子的人了。
后来，我方一位资深驾驶员，将这架飞机低空飞行驾到乌鲁木齐，继而，这架飞机被用火车运到北京。1974年国庆节期间，这架飞机和在珍宝岛缴获的那辆苏式坦克一起，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供人参观。记得，当时还专门安排西哈努克参观过一次。
就在截获飞机后的一周左右，中国方面发表了严正声明，认为这是一架武装间谍直升机。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事件。继而，又大张旗鼓地表彰了这些牧民，认为用套马绳套飞机是军事史上的奇迹。这些牧民被誉为孙玉国式的英雄。
苏方也迅速地提出了强烈抗议。
苏方说，他们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一次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有一个苏联边民病危，飞机是去救援，结果误人中国境内的。他们说，中国人的做法，严重地违犯了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精神。
飞机越境的那天的那个时间，白房子的了望台上，恰好是我值班。我记得，那天的天空虽然有一些薄云，但是能见度尚好，飞机是不至于迷失方向的。中国的说法，苏联的说法，其实都有许多违背事实之处。
首先，这架飞机不是去执行什么救援任务的，它这次起飞纯粹是军事用途。苏方的说法明显不对。然而，它也不是如中方所说的武装间谍直升机。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一架在中苏边界上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苏军巡逻飞机。
它为什么会越界，也不是天气方面的原因。原因在三个士兵身上三个士兵在斋桑军用机场临上飞机前，在一家小酒馆里灌了通酒。这样，醉醺醺的他们，在飞行中，错把额尔齐斯河当成了界河，于是溯河直上。据说，飞机在失去导航的地面坐标以后，曾经降落过两次，辨认方向，因为失去地面坐标，只好拉起来又飞。
飞机上有两挺轻机枪，三个士兵的腰间都有手枪。在中苏双方的抗议照会、抗议声明中，中方以武器这件事为论据，有力地戳穿了这是一次执行救援任务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