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粮食和精神粮食之间，没有人能够说出缺了什么是可以的。我经常路过一些流浪汉聚集的场所，他们赤贫，但他们时不时也放声歌唱。虽然他们的歌声有时让人倒胃口，但是，这却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是维系他们精神的粮食。也许还是让他们继续流浪的动力。我还在上班和回家的路上不时见到一帮没有寻找到活儿的民工，背靠着他们的劳动工具，在那里动情地唱着丧葬歌谣，他们蓬头垢面，不时还能见到他们且歌且舞。他们是在为谁送葬，我弄不清楚，也许是他们心中的块垒，也许他们本身就把这一丧葬方式当成文化。就像几年前唱红中央电视台的土家族歌舞《萨尔荷》，这个歌舞的根就是土家族的丧葬文化。
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活法，选择不同的物质和精神家园，但这两样东西必须有，如果没有，作为一个人，是不完整的。
蒋行远在谈到张才珍的时候，总是不停地夸她能干。这不是蒋行远对她的偏心，在他所带的三十个孩子中，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夸法，手板手背都是肉，蒋行远都是珍爱着每一个孩子的。
张才珍的路真正用脚走出来的，早在她在乡中学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凭着一双小小的脚丫，走过了三年的求学路。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在走，从学校走到第八届少数民族运动会芦笙特技金奖，再从金奖走到用双语教学并带芦笙班的课堂，在别人眼里，这是艰辛，在她眼里，这就是人生的一段路。
张才珍有被饿昏、饿倒在路上的经历，是一个又一个好心人从路上把她背回家的。她扶在别人的背上，别人的爱心就从心脏部位传到她的身上来，无形中，她继续了别人做爱心的事业。这些爱心一些是从路人那里学来的，更多的是从她蒋伯伯的身上学来的。
张才珍深深地记得，小时候蒋伯伯每次到海发村来看她们，都有乡里的大干部陪着，蒋伯伯一来，不是窝在她家，就是窝在王兴芬家，在她们家聊天，在她们家吃饭，家里顿时就升高了人气。乡干部和村干部自然就也跟着窝在她们家。是多么大的荣兴呵，平时村上人家的狗，走过她们家门前时，都是斜歪着身子，像是怕沾上她们家的穷酸似的，可蒋伯伯一来，就全变了，蒋伯伯从头到尾一直把她家当亲人看，这给她们姊妹二人、包括她们的父母莫大的精神鼓励，也给那些村子上势利的人们一种忠告。小时候呵，她一天对蒋伯伯的那个盼呵，明明知道蒋伯伯不会天天来，但她和家人就是天天盼，蒋伯伯似乎成了她们家的精神支柱。蒋伯伯是拿她们这些穷人当亲人。
张才珍到六盘水民族职业中学艺术班读书后，蒋行远到海发村的次数就自然地减少了，但对她的关爱却在增多。
张才珍最爱和最怕的是天气晴朗的周末，那时的蒋伯伯就像一个孩子王，带着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庞大的孩子军，行走在六盘水并不宽敞的小吃街道上。蒋行远要让孩子们把六盘水的小吃尝过遍，包括张才珍在内的孩子们常常是嘴上坚持不吃心里却非常想吃。谁都知道，每一嘴小吃咬下去，都是蒋伯伯的血汗。可蒋伯伯就是不领情，她们不吃，蒋伯伯就生气，生气也不吃，蒋伯伯就骂。骂完了，大家就开始吃起来了。张才珍每每都是一边吃一边流泪，这哪是吃小吃？这分明是在吃“爱的乳汁”。那里她们就一个劲地想，等自己长大，也要做像蒋伯伯一样的人。蒋行远在这群孩子的心目中，已经成了榜样式的人物。
在蒋行远心里，张才珍一直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但蒋行远也不难看出，他很自卑。很多年后，蒋行远从她的行为举止和谈吐中印证了这一点。
蒋行远记得，有一次，她到蒋行远家去拿生活费，吃完饭后却不肯离去。蒋行远就知道她一定有话要对他说，有可能是他老伴在家不好开口讲。蒋行远老伴上班去后，她终于开口说话了。她对蒋行远说：“伯伯，我的个子太小了，我不知今后该怎么办？”蒋行远当然知道她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那里正值她中专快要毕业。蒋行远只得好言安慰她，帮助她树立人生的信心。而另一头，蒋行远却在千方百计地为张才珍想办法。等她中专一毕业，他就找到了青林乡教育辅导站的领导，总算给她谋得一个到海发村小学代课的岗位。在青林乡教育辅导站的领导、学校领导以及老师们的支持下，她一上岗，就干得风声水起，她带的“海发芦笙艺术班”，可算是开了乡村芦笙在校教育的先河，再后来，她又辗转到花场小学，继续从事芦笙艺术班的特色教学。
当然呐，张才珍也有在工作和生活上扛不住的时候，但她却有一个能够化解压力的砝码。每当她遇到扛不住的事，她白天就拼命地工作，晚上就一定会做梦，梦中一定会遇到她的蒋伯伯。梦见蒋行远后，她会在第一时间来一趟水城看蒋行远一眼，当确定蒋行远还是她心头的那个样子时，她就轻快的回家了。
张才珍回想起这么多年来她在双语教学和带芦笙班的艰辛，从2007年算起来，也就才5年，她那敢拿她的艰辛和付出和蒋伯伯比呢，她得努力地把自己的才艺和民族的东西传下去，这可不光是为了蒋伯伯，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