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是维新派中的重要人物，生于１８４８年，比陈三立长四岁，死于１９０５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等。
黄遵宪长期持节海外，所以比较了解海外文明。甲午回国后，参加维新变法运动，为上海强学会成员，并创办时务报，聘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主笔。后为陈三立所邀赴湖南赞助陈宝箴推行新政，一人而兼盐法道、署按察使、保卫局、课吏馆诸事。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曾为光绪召见，于御前奏曰：“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笑颔之。后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语政，而谓“二十世纪之政体，必法英之共主”。在湖南 “南学会 ”上讲演时，又首创民治之说：“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参见钱仲联《人境庐诗草年谱》）戊戌时，光绪曾命呈《日本国志》。六月，命以三品京堂出使日本大臣，复又特简三诏敦促黄遵宪回京，然因病滞于途。未至京，而政变已作。本当遭后党严办，因日本方面出面交涉而免于祸。从此退出政界，在家乡闭门著书。然黄遵宪并未忘怀时世。１９０２年，尝致书梁启超说：其早年 “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谓非宰相不可为。宰相又必乘时之会，得君之专，而后可也。既而游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 ……既而幸识公，则驰告伯严曰吾所谓以言救世之责，今悉卸其肩于某君矣 ……及戊戌新政，新机大动，吾又膺非常之知，遂欲捐其躯以报国矣。自是以来，愈益挫折，愈益艰危，而吾志乃益坚 ……虽然，吾仰视天，俯画地，仍守以待之而已 ……再阅数年，加富尔变而为玛志尼，吾亦不敢知也。”由此可见其平生祈向。而其所主之政治路线，乃是：“始以独立，继以自治，又继以群治 ……中国政体，征之前此之历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为师。 ……再历数十年或数百年，或且胥天下而变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共主，皆未可知。然中国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与梁任公书》）临终前，黄遵宪曾致书梁启超，就熊希龄函商 “吾党方针，将来大计”，发表意见说：“渠意盖颇以革命为不然者，然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吾以为当避其名而行其实。”（参见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 ·年谱》）对清王朝已不再抱有幻想。
然而，在诗学方面，黄遵宪虽有 “别创诗界 ”之想，然“年十五六即学为诗”，深受传统影响自不待言。曾感叹说：“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称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其难！ ……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诗》有之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入境庐诗草自序》）而以 “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令 ”之望属于年青一辈（参见《与丘菽园书》）。黄遵宪虽曾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同上）而其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是把诗歌放在首位的，他的抱负并不在诗，而在于政治，故其临终前曾十分遗憾地叹息道：“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引）在这方面他与前代以 “诗为余事 ”的作家一样，不仅在客观上是个业余诗人，而且在精神意识上也是个业余诗人。
黄遵宪在创作上主张 “无不学、无不舍”。于前代诗歌如汉魏乐府、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以及清代诗人如吴伟业、宋湘、黄景仁、舒位等，皆有所借鉴。其诗中也经常采用前人诗句或诗意。除杜甫这位百家所宗的诗人外，如韩愈、苏轼，以及清代诗人的作品也常渗透进诗人的笔墨。如“沿习甘剽盗”、“但念废弃后，巧拙同泯泯”（《杂感》）、“为云为龙将翱翔”（《别赖云芝同年》）、“花开花落掩关卧”（《遣闷》）、“偶题木居士 ”（《新嘉坡杂诗》）等，分别出于韩愈的 “沿习伤剽盗”、“死后贤愚俱泯泯”、“我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归来陨涕掩关卧”、“偶然题作木居士 ”等。而如 “颠风断渡铃能语”（《寓汕头旅馆感怀寄梁诗五》）、“黑风吹海海夜立”（《福州大水行》）、“打窗山雨琅琅响”（《即事》）、“要使天骄识凤麟”（《岁暮怀人诗》）、“朝朝软饱后，行行扪余腹 ”（《寄女》）、“赤手能擒虎”（《天津纪乱十二首》）等，则分别出于苏轼 “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天外黑风吹海立”、 “窗前山雨夜浪浪”、“要使天骄识凤麟”、“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赤手真擒虎 ”等。再如 “岭南好时节，不为荔支留”、“最怜罗马拜，中妇乞钱号”、“监门图一幅，谁上九重看 ”（《武清道中作》）分别出于宋湘 “江南好时节，莫待落花来”、 “乞钱中妇跽，贱买小儿号”、“监门图一幅，谁奏九重看”。而如 “波海红霞照我杯”（《闰月饮集钟山送文芸阁学士假归兼怀陈伯严吏部》）、“吾家正溪北”（《武清道中作》）则出于黄景仁 “红霞一片海上来，照我楼上华筵开”、“我家云溪北 ”等。《人境庐诗草》采用龚自珍诗句者尤多，如“平生爱尔风云气，倘既消磨不自禁”（《为诗五悼亡作》）、“百千万树樱花红，一十二时僧楼钟”、“炉香袅处瓶花侧”、“万绿沈沈慧一禅”（《不忍池晚游》）、 “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天雨新好花，长是看花时”（《樱花歌》）、“后二十年言定验”、“四百由旬道路长，忽逢此志怨津梁”（《巳亥杂诗》）等，分别出于龚自珍的 “风云才略已消磨”、 “一十三度溪花红，一十八下西溪钟”、“瓶花帖妥炉香定”、“万绿无人嚖一蝉”、“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看花时”、“五十年中言定验”、 “过百由旬烟水长，释迦老子怨津梁 ”等。他如 “黄尘没马头 ”（《游丰湖》）、“复走江南江北饱看青山青”（《放歌用前韵》）、 “安知不置臣结名”（《和平里行和丘仲阏》）则分别出于黄庭坚的“肯使黄尘没马头”、“江南江北饱看山”、“臣结舂陵二三策 ”等。“哀乐中年感，艰难远道书”（《寄四弟》）、“四海复四海，九州更九州”（《题樵野丈运甓斋话别图》）则出于王士祯的 “哀乐中年事，艰难远道书”、“四海复四海，九州还九州 ”等。“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头”（《山歌》）、“吟到中华以外天 ”（《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则出自袁枚的 “一家女儿迎新郎，千家女儿对镜头”，“吟到中华以外之天 ”等。甚至如高心夔诗，黄遵宪亦有所取，如“千帆张鸟翼”（《由潮州泝流而上驶风舟行甚疾》）句便出自高诗 “帆帆侧翼鸟趋谷 ”句。诸如此类，在《人境庐诗钞》中大量存在，远不止上述例举的诗人诗句。这说明黄诗与前代的诗歌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前人的诗作是他创作的历史营养，和师法的范例。从章句到体裁风格，黄遵宪皆有所继承，也有所变化。比较明显的如 “七古的《流求歌》、《九姓渔船曲》、《南汉修慧寺千佛塔歌》等，显然是梅村体的变调。以单行之气运用于七律，正是宋湘诗的专长，而作者生长在宋湘的家乡，很早从《红杏山房诗》中有所濡染，也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在早期作品如《武清道中作》第五律里，还明显地保存着学习宋湘诗的痕迹。古诗才气纵横之处，与其说他是近于袁枚、赵翼，毋宁说他是受宋湘影响更为符合事实。从黄景仁诗夺胎而来的也有好几首，如《西乡星歌》、《冯将军歌》等七古和《岁暮怀人诗》中的一些近体就是，不过因为青胜于蓝，人们也就忘却它的根脚了。龚自珍诗对作者的影响特别显著，那种雄奇的境界、瑰丽的藻彩、风雷鼓荡的生气，正是当时许多古典诗歌改革者的共有的特色”（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在诗歌艺术方面，黄诗仍然在传统诗歌的巨大阴影笼盖之下。
在语言方面，黄诗虽然比较丰富，但以典雅的古汉语书面语言为主，如《都踊歌》中的 “磋磋”、“弃则那 ”之类就是《诗经》、《国语》中的语汇，甚至如《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也写得古色斑烂。而被梁启超誉为 “空前奇构”，欲题为“《印度近史》、《佛教小史》、《地球宗教论》、《宗教政治关系说》”的《锡兰岛卧佛》，更是大量采用经史佛典，非专家学者，难释其意，可谓 “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竟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其他诗歌也用典极夥。且大多贴切精严，为作者一大特长。其诗如：
扰扰无穷事，吁嗟景教行。乍闻祅庙火，已见德车旌。过重牵牛罚，横挑啮犬争。挟强图一逞，莫问出师名。（《书愤》）其中三、四句用《礼记》“德车结旌 ”之典，可谓一语双关，既在字面上写明因教案而导致德国兵船侵入胶州湾事件，又寄托了作者对事件起因的看法。可谓春秋之笔，一字千金。再如 “更觉黄人捧日难”（《感事》），“黄人捧日 ”典出《太平御览》，本是外人来降之兆。而我国人恰为黄种人，该诗一语双关，表达了复杂的诗意，寄托了作者深深的忧虑。再如：
空庭树静悄无鸦，太白光芒北斗斜。
破碎山河犹照影，广寒宫阙定谁家。
光残银烛谈偷药，热逼金瓯看剖瓜。
满酌清尊聊一醉，漫愁秋尽落黄花。（《七月十五夜暑甚看月达晓》）
前六句以典写月，表现出兵气满天，山河破碎的特定时代氛围。最后两句故作超脱，表面上是写如今正值炎夏，不用为黄花落尽去犯愁，而实用《隋书 ·五行志》讽刺穆后之童谣：“黄花势欲落，清樽但满酌。”表达了作者对慈禧的憎恨，深化了诗意。
黄遵宪采用口头俚语的作品主要是《山歌》之类，表现了作者对民间通俗歌曲的重视。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诗人都比较善于吸收民歌的营养，如唐代的刘禹锡，就是善于仿写民歌的一位著名诗人，顾况、罗隐、杜荀鹤、聂夷中等也非常善于运用通俗俚语入诗，宋代的杨万里、范成大，特别是杨万里，也极长于此道。明代的徐渭及公安派也相当重视民歌。如金銮、刘效祖、赵南星、冯梦龙等甚至还较多地仿效俚曲。即使如标置格调的李梦阳晚年作《诗集自序》也赞叹王叔武 “真诗乃在民间 ”的见解。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也曾创作过大量的歌谣体作品，晚年所作尤夥，《广东新语》卷八还记录了他本人为 “二妃”，“某氏妇”， “天濠街妇”，“四孝烈”，“麦氏 ”等而作的歌辞和本事，并在《广东新语》卷十二《粤歌》一章对粤地民歌作了采录和很高的评价，认为 “粤固楚之南裔，岂屈宋流风，多洽于妇人女子欤”。其后如宋湘也曾创作过不少具有民歌风味的作品。黄遵宪继承了唐宋以来，主要是粤地乡前辈的传统，不仅修改，创作了《山歌》，有时还以民谚入诗，如《聂将军歌》中便成功地采用当时民谚：“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一虎三百羊”，熔铸入诗，表现了当时义和团的斗争目标及其历史局限。
黄遵宪与其他诗界革命派诗人一样也采用新名词入诗。如《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纪事》、《今别离》、《感事》、《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等都是善用新名词的成功例子，所用新名词多系舆地、人物以及近代海外文明产物，也有少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术语和概念，如“总统”、“校长”、“合众”、“共和”、“自由”、“平等”、“动物”、“植物”，等等。这类诗大多在海外时所作，在诗集中所占比例也不大，这类新名词大多是一些难以替代，不得不采用的概念，从总的语言形态来看，黄诗的语言性质并未改变。
从形式上看，黄遵宪的诗歌除了在语汇方面，稍稍增添了新名词以外，在韵律、节奏、句式等方面均无重大突破。他的古体诗，吸取了韩愈以文为诗的手法，句式变化较多，有严整的 “诗” 句，有自由舒展的文句，或整齐和谐，或长短参差，拗硬不驯。如《西乡星歌》起句即以散文句式入诗：“人不能容此嵚磊落之身，天尚与之发扬蹈历之精神。”下继以整句，复又间入散句： “当时帝星拥虚位，披发上诉九天阊阖呼不开”，“死于饥寒，死于苛政，死于暴客等一死，徒死何如举大计”，在诗行中生发出 “嵚磊落”，兀傲慷慨的气势，使人在吟诵之际，即能在节奏上感受到全诗的精神特色。他如《赤穗四十七义士歌》、《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和平里行邱仲阏》等皆属此类。而近体的节奏多为常格，变化不多，以气顺势畅为归。
黄遵宪创作了大量叙事记史长篇，如《西乡星歌》、《冯将军歌》、《降将军歌》、《台湾行》、《度辽将军歌》、《聂将军歌》、《锡兰岛卧佛》等皆是。这些诗篇在章法上吸收了 “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故叙事动荡曲折，波澜起伏。如《冯将军歌》从冯将军 “少小能杀贼”，写到他英勇抗击法军的侵略，可作冯子材生平传记观。该诗前六句交待冯将军当年赫赫战功，作正面渲染，笔墨简括，叙写重点则是他抗击法军的事迹。七、八句稍作转折，写冯将军居安思危，不忘武备，为下文展示冯将军老当益壮，英勇善战伏笔。接四句，叙写形势由安转危，逼近核心，并交代冯将军重披战铠的缘由。而下面四句并没有顺势转入对冯将军阵前杀敌的描写，却将笔势一挫，转写反面受谤，既照应了史实，又增强了悬念，同时又能与下文形成对照，突现冯将军的个性以及他的骁勇，并生发出 “春秋 ”之意。经过前面的 “伸缩离合”，作者方才具体描写冯将军统帅敢死之士与敌鏖战的场面。
由于作者善用古文之法，所以他的诗歌在叙写纷纭繁复的历史事件的时候，能做到详略得宜，有条不紊，而且变化动荡，引人入胜，这是他的特长之一。在近体创作中，有时也能以 “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如《夜饮》、《到广州》、《酬曾重伯编修》、《寒夜独坐卧虹榭》等皆是，然相比而言，未必老练，与宋湘相比，尚逊一筹。其诗如：
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手撷芙蓉策虯驷，出门惘惘更寻谁？（《酬曾重伯编修》）
一句一意，前起后承，一线贯穿，但思路较粗，有脱口而出之嫌。这类作品尚不能体现黄诗的造诣，黄诗较成功的近体，还是那些密织典实，富有波澜的作品。
而就黄诗的表现对象来看，黄遵宪比较感兴趣的还是对客观事件的叙写。虽然他曾提出 “复古人比兴之体”，而且还创作了《雁》、《杜鹃》、《五禽言》这类通篇比兴的作品，但较能体现黄诗特长的还是 “赋”体，当然，由于诗人大量隶事用典，所以他对客观事件的陈述叙写，除了一些长篇古体尚能直陈其事外，大量近体往往是间接的、含蓄的，其中介往往是浓缩古代历史事迹的典实，由此可以扩大时空范围，沟通古今四海的联系，丰富和延深诗意，使当前的事件具有历史的深度，但同时也会影响到所叙对象的清晰度，不能给人以真切实在的感受，与此同时，诗人想象的翅膀也往往受到典实的约束，不能自由舒展地翱翔在鲜明活泼的形象世界里。好在黄诗侧重于叙事写意，不在写景方面争奇斗胜。如《登巴黎铁塔》原是一个绝好的写景题目，但该诗的上篇把笔墨重点放在叙写铁塔方面，中篇虽写登临四顾，而诗思并不新奇，无非是 “呼吸通帝座，疑可通肸蚃”、“离离画方罫，万倾开沃壤。微茫一线遥，千里走河广。宫阙与城垒，一气作苍莽”。这类描写人们并不生疏。下篇感叹欧洲历史兴衰，这是古人未曾梦见的。表明了诗人对近代世界的了解，但并非写景笔墨。
黄诗虽不以创造 “画境 ”为目标，却注重表现重大的社会事件。其胸襟气概又足以驾驭之，故其诗 “天骨开张”、“大气包举”，无论是用典之作，还是直叙之作，诗中产生的意象大多 “犹如山岳那样地峥嵘，又像江涛那样地奔放”。其诗如：
黑云萆山山突兀，俯瞰一城齐发。火光所到雷，肉雨腾飞飞血红。（《悲平壤》）敌军四围来环攻，使船如马旋如风，万弹如锥争凿空。地炉煮海海波涌，海鸟绝飞伏蛟恐，人声鼓声噤不动。（《东沟行》）长城万里此为堑，鲸鹏相摩图一噉。昂头侧睨视眈眈，伸手欲攫终不敢。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哀旅顺》）忍言赤县神州祸，更觉黄人捧日难。压己真忧天梦梦，穷途并哭海漫漫。（《感事》）仰天击缶唱乌乌，拍遍阑干碎唾壶。（《仰天》）任移斗柄嗟王母，枉执干戈痛国殇。（《再用前韵酬仲阏》）堕地金瓯成瓦注，在天贯索指银潢。（《四用前韵》）千声檐铁百淋铃，雨横风狂暂一停。正望鸡鸣天下白，又惊鹅击海东青 ……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夜起》）笔墨雄奇，气势健举，诗情悲慨，作者其人在诗中呼之欲出。
诗人还有一些诗篇，不仅仅是能运用新名词，而且还能用新意识写新意境。如《纪事》写美国竞选总统，《番客篇》写海外人物风情，在当时都是比较新鲜的。再如《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一诗，是对“《淮南子 ·俶真训》，所谓：‘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诗所谓： ‘高士累朝多合传，佳人绝代少同时’”（钱钟书《谈艺录》）的进一步发挥。诗人在诗中虽用拟人化手法，写出了诸花姿态，但其重点并不在描绘诸花合处之奇观，而是欲以诸花象征世界各民族，寄托诗人和平共处的愿望，与魏源在《偶然吟》之八中表达的理想基本一致。下篇，诗人借用粗浅的自然科学知识作为想象的基础和触发点，展望未来：
化工造物先造质，控抟众质亦多术，安知夺胎换骨无金丹，不使此莲此菊此桃万亿化身合为一？众生后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动物植物轮回作生死，安知人不变花花不变为人！六十四质亦么麽，我身离合无不可，质有时坏神永存，安知我不变花花不变为我 ……待到汝花将我供瓶时，还愿对花一读今我诗？
寄托了物无贵贱，万物平等的思想，而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杂糅着佛学意识，则丰富了诗人的灵感，开拓了想象空间。再如《今别离》一篇，也同样以近代科学知识作为依凭，展开想象翅膀，如其二咏电报：
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班班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
笔墨之曲折，皆缘于新事物、新意识，而由电线沟通两地相思，乃是旷古未有之设想。其四，本于东西半球昼夜相反之理，进行构思：
昨夕入君室，举手蹇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举头见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
古人作相思之篇，往往是关山阻隔，梦魂未通，如今不仅关山阻隔，而且昼夜相反，连梦魂也无法相会，相思之苦比古人更深一层。崭新的诗歌艺术，不仅有待于诗歌表层形式的更新，而且还有待于深层的修辞（广义的）意识的更新，海外文化的传播，将会更加丰富创作的灵感，使想象的基础更加深厚。黄遵宪的这些以新意识为构思向导的诗篇，虽然在《人境庐诗草》中所占比重极小，但可以看作是一种前古未有的修辞意识即将崛起的信号，可以看作是对未来新世界的一种昭示。在世界文化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人们的创作视野将会极大地拓宽，未来真正的新诗，将不再仅仅以固有的传统文化为生长的土壤，而将以世界文化作为土壤，以现代文明作为向导，传统的民族性，将为发展的民族性所取代。然而，在黄遵宪的时代，传统文化仍然占有统治地位，传统意识仍然相当顽强地坚守着阵地。就黄遵宪本人的整个创作而言，尚未能跳出传统的诗歌创作模式，但量变正在发生，海外文化、海外的近代文明，也正不可阻挠地层层渗透进来，为现代白话新诗的诞生准备着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