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里，有许多神奇的秘密，有许多神奇的功能，它每时每刻都在运动，每时每刻都有死亡和新生。从受精卵开始，直到我们死去，这中间究竟有多少个“我”诞生过和死亡过？哲学上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由此类推，也同样可以说，“我”每天也是新的。所以佛告诫人们不要太执著于“我”。“我”是谁？什么是“我”的？有的老人教育孩子要有“通达”的人生态度时，喜欢说：“除死无大事，要饭不算穷。”就是凡事要想得通，看得开。
藏传佛教大师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中说，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就要学习和准备死亡了。我完全能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在他的生活中，肯定目睹过亲朋好友甚至是家人的死亡，死亡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我已经是往六十岁上走的人了。对身体的某些不适、疼痛、早已不大惊小怪了，它无怨无悔地为你工作了这么多年，你又没给身体的哪个部位发过奖金，或是放过假，开过什么庆功会，它偶然发个脾气，使个小性子，给你提点意见，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以平常心对待就是了。我不但这样劝告自己，还对妻子和朋友们这样说。当然，不是说对身体发给你病态的信号不重视，而是不要过分大惊小怪、疑神疑鬼就是了。就是遇到死亡真的马上就来的事情也要从容应对，反正它迟早都是要来的。
有句古话说，穷富看过年，善恶看归天。前一句很流行，也好理解。后一句就有些不同意见了。有些事情并不证明它。有些事是说不准的，不能只看他的今世的归天这个“果”，还要看他的前世种下了什么“因”。这又有谁说得清？只好用模糊理论来解释了。这个理论说，纽约上空的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一个星期后，北京的上空就因此而下了一场雨。这之中的关系谁能说清？听了这些话，你还能说什么呢？
参透了生死，也就能顺其自然。有生就有死，死是必然。死亡是人生的终点站，也是人生的最后的花朵。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死亡既是生的结束，也是生的开始和继续，是死而复生。父辈们走了，他们的基因和血脉却由儿孙们传承了下来，就这样一代代地传下去，生死循环，往复不已。这是自然规律。祖先们活在我身上；我活在儿女身上，所谓“学习死亡”，就是看透它，心平气和地对待它，通达地面对而已。
庄子不为亡妻哭丧，反而“鼓盆而歌”，是对死亡通达的最典型的例子。古贤能如此，今天的绝大多数人尚不能如此，这也不奇怪。都能如此，就都是贤哲了，都是贤哲了，还有什么贤哲可言呢？我以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能不为死亡所困扰和恐惧也就足够了。
2006年9月。
养鸡场
一次，意外地参观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养鸡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养鸡场是用旧仓库建成的，一排窄小的窗户在靠近房檐的地方，它是透气的，不是采光的，房子里光线有些暗。我们一进去，一片鸡的噪杂声突然静止了。像是听到了什么统一的号令，所有的鸡都从笼子里伸出头来，打量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我也很意外，没想到会这样。过去，我没有看过上规模的养鸡场，也就认真地看了起来。几十米长的大仓库，宽有十来米，有四排规格化的鸡笼。每排鸡笼背对背地养两排鸡，前面吃食喝水，后面拉屎产蛋，窄得鸡连转个身都不能，是一条鸡肉和鸡蛋的生产流水线。管理人员很热心地为我讲解一天要给几次食，几次水，还要定期打几次什么药。我倒不是没有兴致听，也不是没有兴致多看看，但我没能往里面走多远就出去了。我实在是受不了里面的剌鼻的气味，眼睛要流泪，喉咙也受不了。陪同的人也都是如此，他很不过意地对我说：“对不起，刚停电，换气扇没工作。”我说：“没什么，好像是对不起鸡。”
说实话，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参观过养鸡场，也在心里发誓，就是下辈子投胎为鸡，也不去做一只养鸡场里的鸡，那简直就是一座集养鸡场中营。要做就做一只在山野里自由自在的鸡。现代化要求生产线，生产线也要求现代化。一只鸡前后左右最少需要多少空间？每天要吃多少饲料？什么生长阶段吃什么样的饲料，都是有规定的，也都是一样的。所以下出来的蛋，也就是一样的。甚至于连蛋皮的颜色都是一样的。过了产蛋高峰期的鸡，只能当淘汰的次等肉鸡处理了。听说肯德基用的鸡只能生长7个星期，少一点、多一点都不行。这些鸡连产蛋的机会都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来说，这不是更可怜么。养鸡场的那些鸡给我的印象也不好，毛色没有光泽，屁股后面的毛还有大大小小的粘结物。哪有乡下自家养的鸡，精气神十足，毛色溜光水滑。寻食累了，可以自由自在地随处歇息，还可以在树荫或是草棵下的泥土里洗一个泥澡。再不然，公鸡和母鸡还可以调调情，谈谈恋爱，如果主人允许，生了蛋的老母鸡还可以安心地生儿育女。自由自在的鸡有多么好。
照理，一只鸡的命运在当下中国并不怎么值得特别地加以关注，但我还是止不住要这么想。
我们人类凡事喜好只为自己着想，只为自己舒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全然不顾及别的动物会怎么想。我们把喜欢的鸟儿关在笼子里，把喜欢的动物关在动物园里，完全用不着征求对方的意见，更不用说要理会它们的感受了。我们人类喜欢讲道德。
要说不道德，这才是最大的不道德。换个角度想，如果动物们把人关起来试试看？可惜动物们不能和人类开这个玩笑，可惜的是我们从来也不这么想，这样想的人会被视为神经不正常。中国可能是世界上鸟笼最多的国家，这正是我们国情的反映。有人说，中国也是世界上自由比较少的国家之一。当然，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想，什么时候中国的鸟笼子少了，或是没有了，那不仅是鸟们的幸福’也可以看成是人的幸事。反正我这辈子是不养鸟的。
去看动物园，我多多少少也会有参观养鸡场的感觉。那些较温和的动物倒也罢了，狮虎狼和那些鹰隼类的猛禽尤其可怜。看看它们的眼睛，看看它们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情，你就明白，自由，连动物也是渴望的。而它们的一辈子就要在牢笼里度过。如果他们统治了人类，会不会把人也关在动物园里作为报复？我想，中国迟早有一天也会有尊重、爱护、保护动物的相关法律出台，其中包括要善待被大量屠宰动物的法律。这不仅是对动物有利，同时也是人提升自己道德水准和品格的表现。从终极意义上说，动物完全可以不需要人类，而人类却不能没有动物。人类必须依赖动物而生存、进化。这种生存和进化既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有时候，看看动物园，看看鸟笼子，想起那个养鸡场，再看看自己时不时为心所役，为形所累，也真还有一种感慨。
其实，在一些人的眼里，是恨不得把人也当成鸡来养才好哩。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让你下什么颜色的蛋，你就下什么颜色的蛋；让你什么时候下蛋，你就得什么时候下蛋；让你怎么想事情，你就要怎么想；让你什么时候完蛋，你就得什么时候完蛋。
我们是不是社会生产线上的产品？我们是不是一只笼子里的鸡？我们是不是笼子里的一只鸟？或者是动物园中的一个动物？
我们想飞出来吗？
没了笼子，我们还会飞吗？
1999年10月10。
鸡年也说鸡
二零零五是辛酉年，是鸡年，说鸡是“吉”，说鸡有“五德”的文章不少。我就不这么说了，我说说农村里的鸡事。
网上的一篇文章说，过去，日本人进村是用枪打鸡，国民党军队进村是抓鸡，土匪进村是到鸡窝里去摸鸡，现在的农民是主动给乡村干部送鸡。
当年的日本鬼子用枪打鸡，既取乐又饱腹，杀人也不过是杀只鸡而已，没得商量；国民党兵抓鸡，不像日本人那么凶恶张扬，好像还顾及一点点毕竟是自家人的面子，不好意思开枪；土匪终究是匪类，做事总显得底气不是那么很足，那么明火执仗，只好偷鸡摸狗；现在农民给乡村干部送鸡上门，没人处还要骂一句：“他妈的！”明显是不情愿，是不得已。和过去比起来，平心而论，也算是进步吧。
同样是对鸡，就有各种不同的处理办法。不同的办法，区别的只是分寸上的不同罢了。这种比法也许不合适，但也不妨一比。事情总还是有了很大进步么，主动送和被明火执仗的抢夺比起来还是要好得多么。
一滴水中见太阳。这个关于鸡的说法，折射了现在农村“三农”问题一个小小的侧面。给乡村干部送鸡，总是事出有因，心态曲折，有被逼无奈者，有主动联络感情者，也有有求于人者，凡此种种，不能尽言。但有一点，这里说的送鸡，肯定不是出于亲情友谊。
明眼的人都知道，现在农村有两座金字塔。一座是成绩。一座是问题。前一个是倒着的，什么粮食产量、计划生育、扫盲卫生、普法教育等等，越往上就越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层层加码，马到成功”。成绩大得把天都盖住了。后一个是顺立的，在底层的很多很大的问题，到了最上层，就只剩下一个小尖尖了。无论把成绩说大，或是把问题说小，官员们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其实，又哪里仅仅是农村如此，许多地方不都是这样吗？“数字出官员，官员出数字”，这早已不是秘密了。那又是什么决定了这种现象呢？
我敢说今天城里的大部分人，或者说往上溯三五代，也都是农村人，从土地上来的。至今我国也还是个农业大国。略一想，就会发现，农村是我们的家园，那里有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进了城千万不要急着否定自己的农民身份，赶紧划清界线。世界各国都有对农民的歧视，最次的也要骂一声“乡巴佬”。这是不对的，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我起码不是这样的。我的祖父是位农村里的木匠，我对他只记得个模糊的影子。现在想起来，他可能只是农闲时才做些木匠活，以补贴家用的，父亲以农民的身份参军，我一九六八年下乡当知青，土地始终和我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我对土地始终抱有一种深情。到了女儿这辈，几乎和土地绝缘。出于这种恐惧，在她小学暑假时，我就让她去家在农村的同学家住几天，帮同学家里干些农活，并上街去帮助卖菜。
不管收效如何，这点心思却是真切的。急速发展的城市化，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年人的目光和双脚，他们大批涌进城市’寻找生机和金钱，做着淘金之梦。
岁末年初看电视，总能看到成千上万的农民先是从城市里涌出回家过年，后又从乡村返回城市的画面。数千万的农民涌向车站、码头，这种现象被一些人称之为“民工潮”。这种大潮每年都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有规律地涨落着。它说明着中国的现状，考验着中国的交通和城市，也考验着中国城市人的良心和道德。民工潮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给农村和城市带来了双重的挑战、危机和压力。除了歧视以外，一些人还克扣他们为数不多的工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血汗钱，有些天良丧尽的人，甚至雇打手对讨要工钱的农民工大打出手。
回望农民兄弟，他们有什么，是有劳保、伤保还是城市人有的各种福利补贴？他们只有给社会奉献的份儿。这种社会地位和待遇，和他们的贡献相等么？不少人为此呼吁，要给中国农民以公民的待遇，
一些人甚至于大声呼吁国家尽快废除城乡户口差异这个最大的不等等制度。我的一个学历史的朋友说，翻遍中国几千年的史书，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的，都是统治者对不起农民。我听后，深以为然。末了，他对我说：“兄弟，以后你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干对不起农民的事儿。”前些年，一些在农村搞家访的同志回来说，有些飞行员的父母都已年过花甲了，还欠着数千成百的村提留款。经家访人员的反复介绍和说服，看在飞行员是国家的宝贝的份上，才予以免除。他们感叹道，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道，农村竟是这个样子。过去一些开明的皇帝也不向年过六旬的老人征税。
现在中国的农民问题已有转机，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注意。一些城市为农民工提供住宅、学校和幼儿园，有的地方还为是否免除争议很大的暂住证而进行试点。前些日子，我搬家，找了两个农民工为我铺地砖和粉刷房子。他俩是叔侄关系，是同一个村子的，还没有出五服，已经进城好几年了。农忙时就在家里干，忙碌完农活，就到城市里找活干，他们一般是熟人介绍，住在一起，相互揽活，揽到活儿一块儿干，生活上相互照应，安全上也有保证。说起暂住证来，他们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他们是兰州市榆中县北山的，到兰州市来打工，还要办价格不菲的暂住证。“你还不能有二话，惹火了办事的，那就是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他们说：“名义上我们是兰州人，但兰州人在兰州干活还要办暂住证，这个理你到哪里去说哩。”若要对取消暂住证进行投票，无论是从感情还是从道理上说，我是一定投赞成票的。自己国家的人为什么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居住和工作的地点呢。不管实现它有多难，我想，早晚有办到的一天。那是社会的进步。
还是回到说鸡的话题上吧。对家鸡来说，不管怎样，最后都是被人吃掉。但对人怎样吃鸡来说，就有那么一点不同了。就有了一些文化意义了。自野鸡被人驯养以来，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了，人们吃它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人们饲养了它，吃它就是天经地义的，没什么道理讲。在鸡的眼睛里怎么看这个道理，那是另外一回事。俗话说“打狗看主人”，那欺鸡、辱鸡，抢杀不属于自己的鸡，实际上就是欺人辱人，不拿鸡的主人当一回事儿。日本鬼子、国民党兵和土匪拿老百姓的鸡不当一回事儿，用现在时髦的话讲，那是对人的尊严的冒犯和污辱。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在他们那些人的眼中，比鸡的地位也好不了哪儿去。
用枪打鸡、抓鸡、摸鸡和主动送鸡，是鸡的不幸，还是人的不幸？
在小小的鸡身上，我说了一大通不着边际的话。吃鸡人和送鸡人都当低头想一想，这样的鸡吃不吃？这样的鸡送不送？我这样说鸡，会不会倒了那些吃惯了别人送的鸡的人的味口呢？
2年3月。
我们的记性
从小到大再到老，我一直以为我们中国人的记性不太好。为什么，因为周围有太多的标语口号老在提醒你。
你如果略微细心一些，就会发现，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到处都能看到许多标语口号，有过去的，有次过去的，最多的，是当前的。如果在某山村或是石壁上发现了红军时期的标语口号，那还是一条新闻。“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是不是标语口号？肯定是。我想，那时，它说不定也是写到了城墙上。如果要是能留到现在，那肯定是条更大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