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后即随父马德禄学艺，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后拜周德山（周蛤蟆）为师专攻相声。周德山是马德禄的同门师兄弟，也是“相声八德”之一。马三立学艺进步很快，视野也日渐开阔。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形成了内紧外松、有条不紊、表演细腻、含蓄隽永的风格。马三立艺术功底扎实，有口皆碑，擅演“贯口”和文哏段子，如《夸住宅》、《地理图》、《吃元宵》、《文章会》等。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兄弟剧团，兼演笑剧，后一直在北平、天津等地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天津市曲艺团。他广闻博采，勇于创新，在60多年的艺术实践中演出传统相声200多个，如《吃元宵》、《相面》、《卖挂票》、《黄鹤楼》、《卖五器》、《开粥厂》、《蜡点灯》、《白事会》、《八扇屏》、《反八扇屏》、《地理图》、《窝头论》、《文章会》、《梦中婚》、《对对联》、《三字经》等，编演新相声六七十个，如《买猴》、《偏方治病》、《开会谜》等。他表演认真，长于刻画人物心理，善于铺垫情节，于平淡中见新奇，朴素中见巧妙，雅而不谑，谐而不俗，幽默、冷隽、自然、谐趣。
解放前，先后与耿宝林、刘奎珍、侯一尘、张庆森搭档。解放后，积极编演新相声。1952年，他主动申请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加入天津广播曲艺团，致力于相声的整旧创新。后来转到天津市曲艺团。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春，回团工作，与赵佩茹搭档在天乐戏院演出，首场演出的是《黄鹤楼》。通过长期艺术实践，马三立形成了艺术上的独特风格。他喜欢用第一人称的表演方式，“我”既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又是讽刺嘲讽的对象。有人曾这样评论：“他就是被讽刺的对象，有时虽然捧哏的指出他的漏洞，但并没有公开的评论。他尽力把被讽刺的对象演活，而把评论工作交给观众。演员与观众配合默契，达到集体抒情。”
1992年，他从艺65周年。中国曲艺家协会、天津市曲艺家协会、甘肃省曲艺家协会在天津联合举办马三立从艺65周年庆祝活动，马三立同志在漫长的舞台生涯中，饱经风霜，历尽坎坷，矢志不移地以相声为武器，讽刺假恶丑，歌颂真善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受到群众爱戴，在海内外享有相当高的声誉。他继承家学，博采众长，承前启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推动了相声艺术的发展，不愧为当代的相声泰斗、幽默大师。
马三立为了准备2001年12月8日在天津举行的“马三立从艺80周年暨告别舞台演出”，认真排练，一丝不苟。那时，他已被确诊罹患膀胱癌，刚刚做过第一次手术。很多人劝他，弄个现挂抓个彩儿得了，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马三立坚决不同意，7分钟一段数板儿，他反复练了近10天。他每练完都会汗流满面，虚弱得站立不稳，每次家人和打板儿的师傅都眼含泪水地陪着他练。在排练间隙，为了让人放心，他总要说几句，以示轻松，他说：“观众是真喜欢我，我要对得起人家啊。”
临开演时，为了给观众一个好的精神状态，马三立不顾医生的劝阻，大把地吃下稳心提神的药片。近90岁的马三立，准时出现在舞台上，他依然是那样舒朗，那样风趣，睿智魅力不减当年。对到场的观众表示真诚的感谢后，指着满台的鲜花，像是对观众，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值么？多香啊！这可全是真花儿啊……假花？假花咱不要，那是花圈，那东西咱不要。今天既然来了。当然要给各位说段子……什么？《买猴》？《买猴》说不了了。气力不够用了，我现在已经成了老猴了……唱？唱我就更不行了，今天来的李光羲、郭颂都是歌唱家，人家唱得那才叫好。他们既有好嗓子又注意保养，不吃干的，光喝（稀）么，就爱喝稀的，所以叫李光羲（稀）！郭颂，郭颂那喝劲更不含糊了，端起一锅就往嘴里送（颂）……”在接受了马季献上的条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不等主持人详细介绍，马三立接过话茬说：“马季我可太熟了，马季、马志纯、马大哈都是我们马家人……”
马三立一生厚道仁义，不愿给别人添一点麻烦，生前他一再叮嘱家人，他的后事一定要从速从简，免得给各方面人士带来麻烦。羊年春节前后，他就在琢磨自己遗嘱的事，遗嘱写得不多，但感人至深：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按照党的要求，用相声，用笑声，为人民服务。各级领导，天津的父老乡亲，给予了我很多荣誉和关爱。我也曾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我心里的感谢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人总是要死的。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的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此致
马三立鞠躬
2003年1月10日
老人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的达观舒朗无欲无求，已经将一位平民艺术家的高风亮节，展示得淋漓尽致了。马三立去世后，亲属遵照他的遗愿，给天津市领导及各界人士发出一封公开信：
我父亲马三立，已于今日病故，在他神志清楚时，对后事做了交代。他多次嘱咐家人，丧事一定要从简办理，并立下了遗嘱。作为子女，我们尊重父亲马三立的遗愿，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接受花篮花圈，不接受钱物，按照回族习惯，让他早日入土为安……
我们将遵循父亲的教诲，学习并继承他的高尚情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我们的一切。
此致
马三立家属代表：马志明
马甄
马景云
马志良
2003年2月11日
马三立一生抖的最后一个包袱是2003年的春节前，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相声大赛即将结束的时候，主办者想请马三立向观众讲几句话。当时他已卧床不起，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没力气说什么了。害怕让观众替他担心，他不愿说出自己膀胱癌晚期的真实病情，他谎称自己感冒了。向观众问候之后，他抖出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包袱：“最近感冒了，没精神，是流行性感冒，不过您别害怕，电视不会传染病毒，没事！咱们离得再近也没关系。”
抖完平生最后这个精彩的小包袱，累得马老通身是汗，沉沉地躺倒在床上……
2月10日，马三立的神志转向清醒，但已丧失了语言能力。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接着又做了一个握笔写字状。长子志明心领神会地拿来笔和纸，马三立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纸上写画了好一阵。志明从小就爱看父亲写字，现在要破译马三立的字，只有靠他了。他端详了好一阵才认出字意，还没念出声，眼泪先涌了出来，本不清楚的字迹这下更模糊了。
马三立写道：“……我死后应尽快下葬……谁也不要哭……我一辈子不愿听见哭声……我毕生只想把欢笑留给听众……我知足了……值了……”表达完这个意思后，马三立慢慢地闭上眼睛，再也没有醒来。马三立培养的弟子主要有阎笑儒、班德贵、连笑昆、方笑天、常宝华、高笑林等。（马天龙）
王苹——献身电影，情留人间
王苹（1916～1990年），女，又名王光珍，出生于南京一个回族知识分子家庭，在家中排行老四，乳名“毛五”。王苹从小就对艺术非常感兴趣，喜欢表演话剧，也正是这一兴趣爱好，改变了王苹的人生道路，使她成长为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她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6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31年，王苹考进了男女合校的南京中等高中师范，结识了不少进步同学，其中有后来颇负盛名的艺术家瞿白音、张水华、王家乙、严恭、舒强、吕复以及王逸等人。课余时，王苹参加了学校里的业余剧团，演出过一些独幕剧。
1934年，王苹毕业后，应聘到市立兴中门中心小学当教师，同年，成为左翼戏剧联盟里唯一的革命女性。年底，剧社决定排演《娜拉》，也就是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让王苹担任主角。为避开熟人的耳目，这时的她取艺名为“王苹”。1935年元旦，南京业余“磨风剧社”排演的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南京市中心的陶陶大剧院公演，由王苹塑造的女主角的形象获得成功，吸引了很多观众。但此事却招来祸端，校长认为，她破坏了校规，将她从学校赶出。国民党南京教育局也以“一个戏子岂能为人之师”的理由通令南京市各校不得再聘她为教师，家里还逼她尽快出嫁。王苹一下子陷入困境，幸好，王苹的遭遇得到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声援，各大报纸还展开大讨论。王苹在精神上受到鼓舞，自己的同学还顶着压力热心地邀请她到铜山小学教学。于是，趁大年初一的茫茫大雪，王苹逃离了家门，来到铜山。也是从这里开始，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后来，王苹到达了北平，按照指定地点找到联系人宋之的，后来宋成了王苹的丈夫。1935年，王苹辗转加入西北影业公司当演员，演出了第一部影片《无限生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家处于危急之秋，中共中央提出了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纲领，党指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自愿原则下组成上海救亡演剧队。于是，王苹随队在南京、济南，接着又去郑州、开封、武汉、西安等地作巡回抗日宣传。
这一时期，王苹先后在重庆业余剧人协会、影人剧团、中国艺术剧社、香港旅港剧人协会等单位任演员，在宋之的编剧的《春寒》、《雾重庆》、《武则天》；宋之的、夏衍、于伶合编的《戏剧春秋》；曹禺编剧的《家》和《北京人》以及一些外国的戏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数十个剧目中扮演角色。重庆时期，周恩来对中国艺术剧社的每个剧目都亲临观看，并提出宝贵意见。1945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时，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还曾会见了王苹夫妇。
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王苹离开了重庆到达香港，但到香港不久，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落到日本人手里。王苹随香港的一批文化名人，又不得不从香港撤离，来到东江，后又回到重庆。
抗战胜利后，王苹夫妻俩回到上海，宋之的被调往东北第四野战军工作，王苹则带着两个女儿独自留在上海，一边参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丽人行》和《万家灯火》等影片的演出，一边秘密为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
1948年冬，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王苹在内的一批进步艺人，党即决定护送王苹等撤离上海。王苹等到解放区后，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慰问。
1949年，王苹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1950年，进总政文化部电影处，1952年，进八一电影制片厂。因拍摄《河川进攻》一片，开创了我国女导演驾驭重大军事题材的先河。1954年，她导演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部故事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该剧真实地反映了冀中军民齐心合力冲破残酷的“黎明前的黑暗”，迎接大反攻到来的历史画面，这是当时一出负有盛名的话剧。
1957年，执导故事片《柳堡的故事》，这成了王苹的成名作。主题歌《九九艳阳天》清亮的歌声，唱醉了一代又一代听众；陶玉玲甜美、羞怯的笑靥也醉倒了许许多多的观众。王苹细腻、动人、抒情、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1958年，王苹导演的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中国影坛在惊险样式的影片中塑造人物、表现人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由她执导、摄于60年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再一次博得全国、全军广大观众的喜爱。导演王苹1962年的《槐树庄》获1963年第二届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她更是誉满影坛。1965、1985年，她分别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搬上银幕，其中，《中国革命之歌》获1986年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1974年，王苹以顾问的身份，参加了《闪闪的红星》的导演工作。1976年，她把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搬上银幕。1977年，她又导演了故事片《我们是八路军》，这是一部呼唤革命传统，使人耳目一新的故事片。
王苹参与拍摄制作的影片还有：《笑破情网》（1987年），《最后的选择》（1983年），《青春红似火》（话剧）（1966年），《勐垅沙》（1960年），《江山多娇》（1959年），《速成识字法》（1953年），《关不住的春光》（1948年），《新闺怨》（1948年），《天堂春梦》（1947年）等。
在长期的导演艺术生涯中，王苹创造了淳朴、自然、细腻、委婉、抒情的艺术风格，使她导演的影片具有很高的感染力，从而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她为中国影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表彰她献身影坛的业绩，王苹获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人们称赞她是“革命的老妈妈、头戴多顶影坛桂冠的艺术家”，“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金贵）
李德伦——著名指挥，曲高和众
李德伦（1917～2001年），经名阿卜杜拉，生于北京，是国内外著名的音乐指挥家，被誉为“中国交响乐之父”。原中央乐团艺术指导，常任指挥。少年时期学习钢琴及小提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曾与师生组成学生管弦乐团，并经常参加演出活动。1940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先后师从舍夫佐夫（I.SHEVTZOV）及杜克生（R.DUCKSON）学习大提琴，师从弗兰克尔（W.FRANKEL）学习音乐理论。他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开始从事演艺活动。
1942年，在上海与同学组成“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参加演出。1943年，李德伦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到延安任中央管弦乐团指挥和教师。1949年1月回到北平，他一边组建中央乐团的业余，一边积极地完成各种演出，并进行了一定的创作。解放后，在北京担任中央歌剧院指挥。
从1953年起，国家选派他赴莫斯科，跟随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N.ANOSOV）教授的研究生在前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学习。凭借着他的天资与勤奋，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百年史》中，他被评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1957年9月毕业回国，开始了在中央乐团40年的指挥生涯。
李德伦除了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指挥演出外，还率领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到日本、朝鲜、香港、澳门演出，并带领室内乐团去西班牙的20多个城市演出。作为首席指挥，他曾先后指挥过前苏联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城市20多个乐团，并去芬兰、捷克、古巴等国指挥。1964年起，逐渐停止交响乐演出，并中断出国演出达21年之久。“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他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影响遍及国内外。从此，中国大陆恢复了交响乐的演出，除在北京演出外，他还率团或作为客席指挥到各省市演出，并指挥多次大型演出，在1990年柴科夫斯基逝世100周年和1991年莫扎特逝世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他都在北京指挥了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