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中国，无数回族同胞死于日寇屠刀之下，许多古老的清真寺被日机炸毁。消息传到开罗，纳训和留埃同学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他们集合于尼罗河畔，金字塔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抒发情怀，口诛笔伐，声讨日本法西斯的暴行。陶行知在《海外的故事》中记载了他最受感动的场面：“到了埃及，有一件事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在尼罗河畔夕阳笼罩的金字塔下，一曲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传向沙漠的边际去。这是31个中国回教徒留学生工作之余的歌声。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个古老的沙漠里，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
1939年2至3月，是世界穆斯林赴抄特麦加朝觐的季节。在这一外交活动中，日寇为了拉拢中近东伊斯兰国家，孤立中国抗日力量，拼凑以唐易尘（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总务部长）为首的5人组成的“华北回民朝觐团”。这个团由日本出钱资助，受日伪指派，利用朝觐的机会，企图在伊斯兰国家和国际舆论界制造“华北人民安居乐业”、“宗教信仰自由”的谎言，开脱日寇侵略罪行，诬蔑中国抗战事业。这种打着朝觐旗号，鼓吹“侵略有理”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国内外回族同胞的无比愤慨。正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的纳训和他的同学们紧急动员起来，组成了以庞土谦、马坚为正副团长的“留埃学生朝觐团”，赶赴麦加监视“华北回民朝觐团”。留埃学生还联合“西北回教朝觐团”的近百名回族同胞和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马赋良（回族）等人，为捍卫祖国的尊严和回族的荣誉，同日伪“华北回民朝觐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纳训和留埃同学严密监视唐易尘一伙，谴责他们充当日伪应声虫的错误行为，规劝他们悔过自新。纳训和同学们利用私人拜访，散发传单，报刊撰文，集众演讲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阐述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
1939年3月4日，中国留学生集体晋谒沙特国王，马坚诵读贺词，表明中国穆斯林一致拥护抗日的立场，要求沙特国王给中国以精神的同情、物质上的帮助。唐易尘等人虽然也跟随晋谒，但迫于爱国学生义正词严的压力，不敢暴露身份。他们所带的礼品，也被留学生以中国朝觐团的名义转送沙特国王。
由于留埃学生和回族爱国人士的有力宣传和据理斗争，有效地争取了沙特朝野和10余万名朝觐的各国穆斯林的声援，挫败了日伪的阴谋诡计，“华北回民朝觐团”被搞得狼狈不堪，如丧家之犬灰溜溜地掩丑回国。
纳训先生的另一业绩是倾注毕生精力翻译《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是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内容包括童话、寓言、恋爱故事、冒险故事、历代哈里发特别是哈伦、拉希德时代（公元786—809）的名人轶事。它“内容丰富，情节离奇，充满美妙的幻想，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了阿拉伯人民高度的智慧和丰富的想像。它描述了中古时代阿拉伯色彩斑斓的风土人情，记录了阿拉伯几个世纪的变迁，闪耀着阿拉伯古老文化的光芒”。这部迷人的作品，想象丰富，描写生动，具有永恒的价值，讲故事的技巧达到了世人难以超越的高峰，流行世界各国。
《一千零一夜》对欧亚文学有着很大的影响。18世纪初，就已经译成法文，相继又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音乐、戏剧、电影、绘画和文学作品取材于这本书的很多。本世纪初《一千零一夜》由英文和日文译成中文介绍到我国，旧译《天方夜谭》。抗战时期，纳训先生由阿拉伯文版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印数有限，流传不广。新中国成立后，纳训先生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重译《一千零一夜》，出版了3卷。1960年，纳训先生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从事全译《一千零一夜》的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席卷祖国大地，纳训一家受到冲击，全家人天各一方。纳训下放到湖北，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折磨，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坚信正义总要战胜邪恶，光明就在前头。1973年以后，他们全家陆续回到北京，得以团聚。他重操业，精益求精，字斟句酌地伏案翻译。1980年，纳训先生从《一千零一夜》中选译出21个故事，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82年7月，6卷集250余万字的《一千零一夜》中文全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迄今唯一的全译本，译文既保留了原作风貌，又考虑到中文的表达习惯，韵味浓郁，朴实流畅。纳训先生晚年经常咯血，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编译了《一千零一夜》的儿童版，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份饶有兴致的读物。他还应邀指导上海人艺将《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改编为芭蕾舞剧，搬上舞台。
纳训先生《一千零一夜》的译著是他40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是中国汉译世界文学名著的辉煌成果，也是中阿文明古国世代友好的历史丰碑。
中文版《一千零一夜》问世后，拥有广泛的读者，一直是畅销书，一版再版，印数屡增还供不应求。社会需要，人们喜欢，是对纳训译著最客观的评价，是他人生价值的最好实现。（黄成俊）
穆青——新闻生涯，没有停歇
穆青（1921～2003年），原名穆亚才，祖籍河南杞县，1921年3月15日生于安徽省蚌埠。他的曾祖父、二叔及祖父等都是有名望的阿訇。而穆青却从5岁起就跟着祖父学习《四书》等古文，他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0岁以后，穆青随全家迁到了河南杞县，并在这里上了小学，后就读于杞县大同中学。这所学校当时是中共杞县县委的所在地，一些地下党员在这里边任教边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传播进步思想，使不少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他们的影响下，穆青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担任了学校进步团体“文学艺术同盟”的主席，还以“穆肃”的笔名在进步文艺刊物《群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中学时代的穆青，喜欢音乐、美术，更酷爱文学，读过鲁迅、矛盾、郭沫若、高尔基、法捷法耶夫斯基等进步作家的许多作品，并受过姚雪垠先生的教诲，是学校的高材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年仅16岁的穆青，初中毕业考入了开封两河中学，但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最初，他在贺龙领导的一二零师，先后搞过宣传、敌工、民运工作，还演过戏，编过报纸，在敌后打过游击。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穆青被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所感染，一面拿枪，一面拿笔进行报道，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不少关于抗战的新闻作品。1939年，穆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穆青把人民看得很重、很亲，人民也把他看得很重、很亲。图为穆青（左一）1993年在豫东农村调研时与老农谈心。
1940年，穆青被中共党组织选调到革命圣地延安深造，他先在鲁艺附属的部队文艺干部培训班学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半年后，转入鲁艺文学系，真正开始与文学结了缘。穆青从小爱好文艺，他回顾自己的历史时说：“接近革命也是先从接近文艺、接近文艺书籍开始的。那时候，左翼文艺和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姚雪垠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穆青认为写作“文学味道比较浓的人物通讯、特写等，产生的力量是无法估计的。群众欢迎和拥护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应当掌握和使用。”他对不承认报告文学作品是文艺作品和报告文学可以虚构不必局限于写真人真事的看法均表示“不能苟同”。在延安两年多的学习生活，是穆青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从这里起，穆青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他握起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一支沉甸甸的笔，再也没有放下过，停息过。
1942年，穆青到部队实习，就写出了《我看见了战士的文化学习》这篇优秀的报道，他被延安“解放日报社”看中，点名要他去那里工作。穆青服从组织分配，于当年的8月份起他走进了解放日报社，当上记者、编辑，从此开始了新闻写作的生涯。在延安，穆青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刻苦勤奋的精神，写了不少反映陕甘宁边区的新人新事新风尚，以及革命斗争生活的新闻报道和通讯特写。他的第一篇报道，写的是边区劳动模范赵占魁，受到了广泛的好评。随后，他又写了《雁翎队》、《夜渡》等作品。这段实践对穆青无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形成及坚持记者生活的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坚定了他把毕生精力献给党的新闻事业的信念。
日本投降以后，组织上派穆青到东北创办《东北日报》，并任采访部主任。在东北，他采访了抗日联军的斗争事迹，专程赴朝鲜访问了金日成将军，参加了东北土改和辽沈战役的报道，撰写了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史略》，发表了《一枪未放的胜利——记长春解放经过》等一系列战地通讯报道。
1949年3、4月间，新华社调穆青到北京，随之，他又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军南下，对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真实、生动的记录。期间，穆青采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淮河两岸》、《湘中的红旗》、《五峰山下的俘虏图》等著名篇章，这是穆青写作最多的一个时期。
全国解放后，穆青一直在新华社工作，在担任总社领导之前，还先后担任过总社农村新闻编辑组组长、华东分社社长、上海分社社长、总社新闻编辑部主任等职。40年来，穆青重任在肩，却仍笔耕不辍。他的报告文学站在时代的高度识别典型和报道典型，注重发掘和展现时代精神，并具体地体现真实生活，对我国的报告文学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0年代，他采写了有名的通讯《因为分配了土地》、《特殊商店》；60年代写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与冯健、周原合写）、《再访兰考》；粉碎“四人帮”后，又挥笔上阵，与人合写了《历史的审判》、《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写完的报道》、《河南农村见闻》、《人民呼唤焦裕禄》等佳作。他还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写了四五十篇情景交融的优美的反映国际题材的散文、游记。他多次出国访问，先后到过50多个国家。他认为这些国家“都有很多可写的东西，我还是想努力把它写出来。”由于有明确的写作目的和探索精神，他写了《在斜塔下》、《法蒂玛》、《水城威尼斯》等作品，大多收在《意大利散记》、《维也纳的旋律》这两本集子中。穆青的这批散文，内容独特，拓宽了读者的视野，为中外文化交流写下了优美的篇章。这个时期，穆青的作品立意更加深刻，写作上驾轻就熟，炉火纯青，达到了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不时地使社会为其作品所震撼。与此同时，穆青还撰写了大量的新闻理论作品和新闻业务文章，指导新闻工作，培养了一批中青年记者，编辑审改了大量优秀的新闻作品。
穆青在新华社工作的近50年中，担任副社长、总编辑、社长达30余年，为了新华社的队伍和业务建设，长期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政治风云的惊涛骇浪中，把握了大局，使新华社充分发挥了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的作用。
在1982年，穆青主持新华社工作不久，就向党中央打了关于“把新华社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的报告，得到中央支持。围绕这一宏伟目标，穆青不顾年事已高，以开拓前进的精神，积极组织实施。他马不停蹄地上下奔波，穿梭般来往于世界各地，废寝忘食地运筹帷幄。短短的几年来，新华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报道工作从业务思想到管理体制，从报道内容到报道形式，都进行了不小的改革，业务质量明显提高。全社的经营管理和国内外各项事业的报道管理都获得了较大发展。现在，新华社已从一个长期以国内报道为主的通讯社，走向世界，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新闻报道体系和信息服务中心。
也很少有人知道，从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新华社播发的许多在社会上交口称赞的优秀作品，都浸透着穆青的心血。一些流传在社会上的好作品就是他亲笔修改出来的，虽然穆青没有署名，但他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有为的中青年记者，这常常使他引以自豪。为了新华社的事业，他甘当无名英雄，穆青说：“回顾我这一生，我不是才华横溢出语惊人的人，也不善交际，我也没有不眠不休，争分夺秒。哎，有许多时间浪费了。……在这40年里，我不过是一步一步走着，没有停下来，如此而已。”
穆青曾系中共十二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曾任中国记者协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会副主席、中国新闻学院院长、《瞭望》杂志社社长、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马雪霞）
白先勇——抒写乡情，不平则鸣
白先勇（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父亲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喜。台湾当代著名作家。幼年时期住在桂林，抗战期间随全家迁到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家迁到南京，1948年到香港，在一所教会小学读书。在这期间，他不幸染上了可怕的二期肺病，被长期隔离在花园山坡上的一栋小房子里达四年之久，只能在床上与死神搏斗，并且过着与世隔绝的禁闭生活，一下子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下降为被人屏弃的不祥之物，没有欢乐，只有痛苦。后虽病愈，却如鸟出笼，有插翅难飞之感而“惊慌失措”，性格变得内向、自卑、忧郁而“不合群”。这段时期的遭遇使他感悟到一种给人遗弃的悲哀，而这可以说是他以后小说创作的极深的渊源。从他的故事、他的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宣泄满怀的与众不同的忧郁和敏
感，读来令人格外心惊，格外惆怅。1952年去台湾，在建国中学读书。1957年，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于1963年进美国爱荷华大学小说创作班，并于1965年获硕士学位。随后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讲授中国语言文学课程。
白先勇从小就对文学十分喜爱，尤其是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作品。如《薛仁贵征东》、《樊梨花征西》、《说唐》、《蜀山剑侠传》、《啼笑姻缘》；巴金的《家》、《春》、《秋》；《三国》、《水浒》、《西游记》，特别是《红楼梦》，都是他所喜爱熟读的作品。在大学读书时又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欧美古典作家和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福克纳、陀斯妥也夫斯基对他影响最深。但是毕业后入美国爱荷华创作班学习，作者又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民间故事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使他具有比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素养，这就是为什么自先勇长期生活在台湾和美国，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却仍能保持着比较鲜明的民族风格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