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竹园（1869～1935年），名国瑞，字子良，竹园是他的号，北京人。幼年时代学习诗书，因为聪敏好学，打下了扎实的语言文字基础。青年时代，在其叔父的影响和指导下，研习中医，对中医、中药有很深的造诣，尤其精通内科、妇科和儿科。20多岁时去天津谋生，创办“敬慎医室”，从此开始了他终身从事的医药事业。后来，在不断探求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了“丁制坤顺丹”、“舒肝平安丸”等十多种中成药，写出了《说疫》、《沧痢捷要》等医学专著，为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时，他在天津医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丁竹园行医，不单是为了谋生，更是为了“以医济人”，把为病人解除痛苦放在首位，具有高尚的医德。
丁竹园生活在充满内忧外患的时代，他看到国家像一个垂危的病人，生活在这样日趋衰亡的国度里的百姓们，所受的苦难不仅仅是疾病。丁竹园刚踏上社会生活之路，就接连遇上甲午战争的惨败，戊戌变法志士们遭到杀戮，八国联军的野蛮暴行。后来，刚刚看到辛亥革命带来的—丝曙光，接着眼前又呈现出袁世凯称帝、军阀连年混战的丑剧。对此，丁竹园感愤至极，忧国忧民的意识日益强烈。他在“以医济人”的同时，决心“以言济世”，即以笔舌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邪恶，并以此来唤醒民众，共谋强国之计。
从1897年起，丁竹园开始向政治上、文化上、思想意识上的病魔开战，他以“竹园演说”为总题，接连不断地发表评论时政的文章。从他采用的“愤民”、“杞忧生”、“候补亡国奴”等笔名，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强烈的忧患意识。1907年，丁竹园又自己创办了《竹园白话报》，后改称《天津竹园报》。因为他“救国情殷”，在发表文章和办报过程中直言不讳，无所畏惧。在文章中，丁竹园亮明了自己志向：“鄙人亦是中国一分子，对于国家的安危，岂能漠不关心？”
因为关心国家兴亡，他像审视病人那样观察剖析遍体疮痍的国家。他认为，国弱民穷的根源首先是政治黑暗，官吏腐败，即使是百姓们抗拒官府，聚众闹事，甚至举旗造反，也是错在官府，是“官夺民财”。他用“敷衍公事、认真抢钱”来勾画清末大大小小官僚政客的嘴脸。他写道：“20年前（按：指1891年前）鄙人尚在北京，常听那些拉官纤的说，某人谋放福州将军，里边要80万，他已递到50万了，大约60万可成。”
官是用钱买来的，买到官必然要从百姓身上刮取更多的钱。他还透露，曾从一位在军机处当差的人那里得悉，—位军机大臣当众说：“唉！与其做这个清闲的军机，还不如弄个藩司玩玩呢。”意思是做个地方官，捞钱更方便。丁竹园所描述的，也可算一本《官场现形记》。
辛亥革命前夜，清政府已经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不得不说几句改良政治的话来安抚百姓，以图缓和矛盾，平息革命斗争的烈火。丁竹园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清政府是在说空话，就在《敬告执政者》一文中，义正词严地大声喝问：
“大赃官的家是怎么个抄法？”
“祸国殃民的大国贼，是怎么个斩法？”
“虐民病商的苛捐税，是怎么个蠲免豁除法？”
他警告清政府：“要打算国泰民安，当由做大官的不贪赃为始，要打算挽回败局，收回人心，当先查抄各王公贝勒文武大员的家产，斩决几十个贪官。各省地方绅土，假公济私，侵吞公款，敛钱肥己的，就一律处斩。”
清政府当然做不到，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辛亥革命的洪流冲垮了。
丁竹园还认为，当时中国所以软弱衰败，被列强宰割，除了清政府腐败无能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国民不团结，不抗争。“事实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散体散砂，连分毫的抵抗力也没有。失地失权，人人不关心，受辱受欺，人人不为耻。”
他在《势力》一文中说中国最讲势力，又最怕势力，软欺硬怕。甚至于“统四万万人的势力，惹不起一个租界里的外国巡捕头”。他希望全体中国人“培养公共的大势力”，不能只搞“自私自利一身一家的小势力”。他说：“四五万万人，联成一气，相扶相救，相敬相爱，中国还有个不强吗？”
丁竹园强调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他能够超越民族、宗教的界限，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他指出，讲团结要“不必分满汉，亦不必分回汉”，即使是满族人，“颠连困苦的穷旗人，仍居大多数”，显示出他已经能从阶级地位的不同来观察社会问题了，实属难能可贵。丁竹园还说“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批评了“争教不争国”的错误主张。他告诫说，各分界限是自灭势力，“不结团体自顾自，终归是一同当苦力”。丁竹园把民族利益、宗教利益从属于整个国家利益，是完全正确的。
丁竹园写文章，办报纸，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以强国利民为目标，以广开言路，活跃舆论为手段。他把报纸当成无形的议院，让人们自由地发表意见，交流思想，共同探讨富民强国的策略。他办报纸，知道风险极大，但他不怕“因言贾祸”。他曾说：“凡是干报馆的人，莫不全家豁出身家性命，牺牲利益幸福。”办报纸，无私利可图。丁竹园从办报之日起，就知道要赔钱受累，并且宣布，谁要听说自己以办报为手段谋取钱财，那就请当面唾骂，并按十倍的标准接受罚款处理。
丁竹园坚持“以医济人”、“以言济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和思想家。
丁竹园另一方面值得称道的贡献，就是在演讲、写文章和办报当中，大力提倡并使用白话文。他从广大民众的需要出发，大胆冲破时尚和传统。他认为，中国人识字的太少，而白话文人人都一听就懂，因而有利于开发民智。所以，丁竹园是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而白话文运动本身则是反封建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意义大大超出语言范围。
丁竹园有个弟弟，名叫丁宝臣，兄弟二人志同道合，并且有相似的经历。丁宝臣也从其叔父那里学到医术，在北京以行医为业，并于1904年创办《正宗爱国报》，丁竹园的大量文章就是在《正宗爱国报》上发表的。丁宝臣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积极拥护和支持民主革命，他通过报纸，宣传爱国主义，号召各界起来挽救民族危亡。他积极追随孙中山，揭露和讨伐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后来遭到衰世凯的逮捕和杀害，为民主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史作杰）
马宗融——教学相长，译著两得
马宗融（1892～1949年），字仲昭，经名伊斯玛，四川成都人。祖居陕甘一带，清道光年间，移居四川成都。幼年曾就读于私塾，1907年，考入成都资属中学（招收资中、资阳、仁寿、井研、内江五县之资州所属生员），1913年进入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在成都开设的德文学校学习德文，准备毕业后保送德国。可次年因欧战爆发，学校关门，只得辍学。1914年又到上海求学无果，遂在上海又逗留了年余，于1916年赴日本东京求学。1918年5月初，两三千留日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政府卖国的中日军事密约，在东京街头示威，马宗融积极参加了这一行动。日方派军警驱打、拘捕学生，一些学生被拘禁三四天，留日学生愤极归国，提出“誓不东还”的口号。马宗融归国后，在上海加入“留学生救国团”，上街叫卖宣传反日爱国的《救国日报》。
1919年，马宗融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到蒙达尼中学补习法语，后到印刷所、酒厂做工。1920年应聘为华法教育会办事员，后在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留下的常设办事处作书记员，并随中国公使到过罗马、伦敦等地。1921年辞职去里昂，进中法大学学习和工作。
1925年，马宗融回上海，开始翻译法国文学作品。1925年12月在《东方杂志》发表所译第一篇小说《仓房里的男子》。此后，在该刊及《小说月报》陆续发表所译米尔博、法朗士等人的小说多篇，并为《小说月报》新辟的《近代名著百种》专栏译述了长篇小说《红与黑》（1927年3月10日）、《巴黎圣母院》（1927年12月10日），还本着“惟敷陈事实，力屏一偏之说”的态度，参考有关著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书库”撰写了一本概述法国大革命的“大要之大要”的小册子《法国革命史》（1930年10月）。此外，他还翻译国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托儿斯泰的剧本和布宁的回忆录，以及罗马尼亚作家依斯特拉谛的作品。
1929年，他与后来以“罗淑”为笔名写小说惊动文坛的罗世弥同返里昂，并在那里结婚。1933年，马宗融携妻女回国，在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此后，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上发表散文及多篇关于非洲、澳洲风土人情的“风俗志”，并在《文学》、《作家》、《译文》等刊发表译文、散文、杂文、论文和评介法国文学名家名著及文坛近况的文章，如《鱼与蟹》、《流萤与被失落的镜》、《狗》、《面具》等等。他还深入浅出地写些文艺理论文章，为1935年《文学》月刊创刊两周年纪念特辑《文学百题》写了《什么是浪漫主义？》；为《太白》半月刊的特辑《小品文和漫画》写了《人各一见的小品文》；还为《文学》月刊写了《浪漫主义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紧密结合欧洲社会、政治、经济革命的进程，论述了欧洲浪漫主义推翻古典主义取而代之的文学革命运动。又为新生命书局的大众文库撰写了《伦敦》、《罗马》两本小册子，用生动的语言，从人文地理的角度，介绍了这两个城市。1936年，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并签名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同年秋，携家赴桂林，任广西大学教授。
在此期间，马宗融也向国人介绍了一些阿拉伯文学作品，他翻译了阿拉伯民间文学作品《鸟语》（1934年5月），他还是最早介绍并节译阿拉伯“悬诗”的人。他翻译的《埃及的阿拉伯文学发展的一瞥》和撰写的《阿拉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两篇论文，是我国较早介绍和评析阿拉伯文学的重要文章。他的译介，对于引起我国学者“对于阿拉伯文学去加以注意的兴趣”，具有积极的意义。
另外，对于中国现代回族文学和文化的研究的发端，马宗融先生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他是发起和倡导研究中国回族文学和文化的先驱者之一，更是促进和推动研究抗战时期回族文艺的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面对动员全中国人民投身抗击侵略者的形势，为了推动回汉人民的相互理解，加强团结，以适应一致抗日的要求，马宗融写了《理解回教人的必要》、《我为什么要提倡研究回教文化》、《对＜国家至上＞演出后的希望》、《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大声疾呼对回族生活和回族文艺、回族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他身体力行，先后发表了《阿拉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和《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等系统厚重的研究论文。他指出：“回教人民为构成中华民族的一环，我们若让这一环落了扣，或松损了，就是我们危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全，减少了我们抗战的力量。”他认为“一切隔阂都是从不理解来，要团结就要除隔阂”。为此，他提出“以两种观点去理解回教人：从社会学的观点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的信仰、生活、习惯、感情等等，至少要弄清楚他们一样是中国人。从文艺观点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把握他们的生活，由之表现或诱导其教中人自己表现他们的生活”。他从不赞成那种“不许外教人手触天经以及一切有关回教的书籍”的“关门主义”，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同时，又认为表现回族生活的艺术园地是广阔的，提倡回族的和非回族的文艺家们去观察、了解、研究回族人的生活，收集表现回族生活这个“不为人注意或不敢注意”的题材，在回族文艺的园地里“培养出多量新鲜而异样的花。”由于马宗融的倡议、呼吁和发动，也由于回族文化工作者中的有识之士的响应，得到许多关心回族文化的非回族文化工作者的支持，1939年1月起，他担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五位常任理事之一，3月倡议并发起组织“回教文化研究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宗融一家分别从上海和桂林回成都。他任四川大学教授，常在《新蜀报》、《群众》、《抗战文艺》等报刊发表杂文、散文和译作，宣传坚持抗战，抨击腐败现象，并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文化活动。1938年2月，妻子罗世弥因产褥热在成都去世。
1939年1月，马宗融与李劫人、周文、朱光潜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成都分会。此后，多次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成都分会理事或候补理事。同年夏，他去到重庆，任复旦大学教授。1940年，在郭沫若的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兼任委员。
马宗融结集的著译有：史著《法国革命史》、杂文集《拾荒》、通俗读物《伦敦》和《罗马》，译著短篇小说集《仓房里的男子》（米尔博著）、中篇小说《春潮》（屠格涅夫著）、寓言《蜜蜂与蚕儿》、《两个狐狸》等。
1946年秋，马宗融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继续在该校任教。他加入“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投身民主运动。1947年到台北，任台湾大学教授，与许寿裳、黎烈文、乔大壮等关系甚笃。1949年2月带病携子女乘船返回上海，4月10日逝于贫病之中。马宗融的朋友和同事们称他“为人性情真率，仗义勇为，热情盈满，朋友皆敬而爱之。”并这样评价他一生的工作：“宗融先生一生献身教育，从事译著，沟通回教文化，贡献良多。”（马雪霞）
纳训——《天方夜谭》，几译其稿
纳训（191～1989年），经名努尔，云南通海人。自幼从师习经，后就读于云南明德中学，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被选送入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留学。1947年学成回国，任明德中学校长。解放后，先后在云南民族学院、云南省文联、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文学出版社译审，主要译著有世界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全译本。
纳训留学的爱资哈尔大学，建校近千年，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学府和文化中心，许多著名学者在此任教，各种思潮并存，各种流派争鸣，学术研究气氛甚浓，诸多众说纷纭的问题，由此作出权威性的解释或定论。纳训在这个文明古国的高等学府里孜孜不倦地学习了10多年，扩大了视野，充实了知识，增长了才干，特别是阿拉伯语的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纳训求学所在的埃及，在法鲁克王朝统治下，名义上是“独立王国”，实际上是受大英帝国盘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100多年来，广大人民不断地掀起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结果都被镇压下去了。目睹埃及的现状，纳训先生感到中国和埃及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他将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朱自清的《背影》，鲁迅的《风筝》，曹禺的《雷雨》和《孙中山先生的生平》等名作翻译介绍到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这些进步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先生40年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实践及其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深受埃及人民欢迎，鼓舞了埃及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必胜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