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嵩山出生于伊斯兰教世家，其父亲为虎非耶教派的一位教主。他自小投身清真寺念经，又到外地寻访过名师。1897年，虎嵩山接受了被称为中国伊斯兰教“现代维新运动”的“依赫瓦尼”派的学说，遂立志“凭经立教，尊经革俗”，进行伊斯兰教革新。此后几十年中，他历经艰辛，遭受过各种非议与磨难，但由于虎嵩山采取温和的传教方式，与其他教派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再加上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等人的支持，依赫瓦尼在宁夏得以迅速传播。三四十年后，终于发展成为宁夏的一个主要教派，虎嵩山也成为宁夏及陇东一带依赫瓦尼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虎嵩山当时的主张和实践是令人深思的，他以追求真理的伟大的开拓创新精神冲破了一个由家庭和社会建构的旧世界，他以“新教”的主张和理论、兴办回民新式教育的终身实践，在如何将《古兰经》的精神贯彻到中国穆斯林社会，以及促进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与发展方面做了卓越的实验。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所做的不是空洞的理论告诫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不是口头的说教而是如何生活的楷模。他是一位中国伊斯兰的思想者，又是伊斯兰道德和生活方式的行动者。
清末民初，甘肃一些地方的回族由于内部教派纷争，常有斗殴甚至流血事件发生，对宁夏地区也有一定影响。虎嵩山认为，这种教内的争斗会使回族内部不和，破坏民族团结，他提出在“信主独一”的原则基础上，各教派之间应该相互容让，“互相尊重，各干各的”，这一主张深得各教派群众的赞同，使宁夏和甘肃的一些地方基本上避免了穆斯林内部教派间的争斗及流血事件。1938年，虎嵩山在吴忠等地办学时，就不分教派，不论贫富，广泛吸收各教派中的有为青年前来求学。虎嵩山对各教派学生一视同仁，大家互相尊重，同舟共济，呈现出一派团结景象。
1925年～1926年，虎嵩山从海路经上海、新加坡、印度等地去圣地麦加朝觐。途中看到外国列强对中国人的歧视，不论回民汉民，遭遇完全一样，使他认识到没有富强的祖国，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就不会有民族的自尊。1938年，他在吴忠中阿师范学校任校长时，正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涌云之际，他坚决支持抗日，并提出“国家兴亡，穆民有责”。不论是在学校讲课时，还是群众聚礼时，他常常引用“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这一圣训，鼓励大家积极投身抗日运动。他指导学生出墙报、搞讲演，宣传抗日救国，他严厉批评那些对日本侵略者置若罔闻的穆斯林是伊斯兰教的“伪信者”。他还亲自用阿拉伯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了一篇反对日本侵略的祈祷词，分发全国各地清真寺。他在这篇祈祷词中怒斥日本侵略者“霸占我们的城市，杀害我们的人民”。号召各寺教长在每周一次的“聚礼”拜前带领穆斯林大众高声朗读，祈求真主“援助我们的政府与国家，战胜我们的侵略者，消灭我们的敌人”，“给他们降临应得的惩罚！”虎嵩山的这一爱国壮举，代表了当时宁夏乃至全国广大穆斯林群众爱国爱教、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强烈愿望。虎嵩山阿訇是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的精英，当阿訇不忘国难，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带领回族穆斯林大众，共赴国难。他在抗战中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品行的事迹将永载史册。（王根明虎希柏）
陈克礼——译《圣训经》，流芳后世
陈克礼（1923～1970年），出生于河南省襄城县步兵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父亲陈文灿经商为生，为人忠厚，热心教门。兄弟三人，克礼行三。9岁时，父亲将他送入本坊清真寺，师从杜文明阿訇学习阿文和《古兰经》。自幼聪明颖异，学习勤奋刻苦。同年他家迁往襄城县城石羊街。
在清真寺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基本掌握了伊斯兰的基本教义和教法，打下了扎实的阿拉伯文基础。他的好学精神得到老师杜文明阿訇的赏识，认为他是可造之才，与其父商量后，将他推荐到当地名师马负图阿訇门下。
1938年，陈克礼来到本县颖桥镇清真寺跟随马负图阿訇继续学习。在深入学习经学之余，陈克礼还自修中文。1941年赴禹县师从谢文贵阿訇。1942年，他与本县农村姑娘张枝妮结婚，婚后先在郏县、又赴鲁山县、宁夏固原县清真寺学习，之后又到甘肃平凉县旅平清真寺求学。1943年，转入国立陇东师范学校阿文专修班，跟从王静斋、马汝邻等继续深造。
1946年，陈克礼从国立陇东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期间遍访名师，广寻义友，应聘担任河南省襄城县石羊镇清真寺阿訇。1947年6月，陈克礼听说马松亭阿訇创办了北平回教经学院，于是和黄万钧、龚清志等约定同去深造。但因当时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平汉线铁路中断，到北平的铁路不通。为了不失良机按时入学，陈克礼与3位学友，从襄城县启程，绕道南下，经海路北上，取道郑州、南京、上海，再乘客轮赴天津，于1947年7月底抵达北平，入北平回教经学院学习，师从马松亭、庞士谦等阿訇。1949年6月，北平回教经学院被关闭，9月陈克礼返回家乡，应聘在颖桥镇清真寺但任阿訇。
在担任阿訇的3年里，陈克礼完成了《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的写作，于1951年元月由北京市回民学会铅印，1952年重印。同时翻译了叙利亚人爱勒·吉斯尔著的《回教信仰基础》，1951年北京清真书报社印行；他翻译的苏联巴库大学教授邦戴理·乔基博士的《回教社会运动史》，以《回教与社会》之名，1951年由北京东四清真寺刊印；翻译的曼苏尔的《回教常识问答》，1951年由月华文化服务社印。《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出版后不久，就被海外穆斯林译成阿拉伯语、印度尼西亚语和乌尔都语等出版，在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52年6月，陈克礼应马坚教授之邀到北京大学东语系任助教。在北大任教期间，他的讲授深受广大同学的欢迎。同时，他又广泛阅读各方面的经籍，翻译了伊拉克诗人卡兹慕·赛马威的长诗《红色信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被《译文》杂志1954年7月号转载。1954年2月，北京清真书报社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圣训经》（上册），广大穆斯林读者非常喜悦。为了尽快翻译完成《圣训经》中、下册，他不参加任何活动。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由于他不谙世事，人际关系冷落，上级和同事对陈克礼颇有微词。
1955年4月，陈克礼向北京大学领导递交了辞呈，5月领导批准后回到襄城家中，9月与妻子离婚。离婚后到北京海淀清真寺专心译书。
1956年2月，经同学杨永昌的推荐，陈克礼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1957年夏，北京各大专院校开展反右斗争，经学院也不例外。1957年9月下旬的一天，经学院召开批判陈克礼大会，次日陈克礼不辞而别离京返乡。一个月后，陈克礼带着两个孩子到北京、呼和浩特等地流浪。1958年9月初，当陈克礼带着两个孩子乘火车前往大西北的甘肃省临夏市途中，在陕西境内的一个火车站换车时被当作盲流抓到收容所，后被送往陕西省铜川市崔家沟劳动教养队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62年2月底。
1962年4月，陈克礼在贫困无助之中，给周总理和陈毅部长写信，要求工作和去阿拉伯国家，信被转回襄城县，后来成为迫害他的依据。1963年5月18日，陈克礼被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9月下旬的一天，陈克礼家所在的城镇政府领导宣布给陈克礼补划为富农出身。1966年8月28日和29日，陈克礼的家连续两次被抄，所有经书和著译手稿被洗劫一空。1967年7月，陈克礼到北京中共中央“群众来访接待室”上访未果。在这之后，是无休无止的批判。1970年2月26日陈克礼被抓走，7月5日被冤杀在家乡的河畔。1980年12月30日，襄城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召开为陈克礼平反大会，宣布为陈克礼平反，恢复名誉。
陈克礼译著较多，已出版的有《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圣训经》（上、中、下）、《回教信仰基础》、《回教常识问答》、《回教与社会》、《伊斯兰发展简史》等。他的代表作是《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全书20篇，1至4篇讲述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状况及穆罕默德的传教活动；5至8篇讲述《古兰经》、圣训、伊斯兰哲学及五功的性质与意义；9至18篇讲述伊斯兰教的教育观、伦理思想和道德修养等各种制度；19和20篇引述了世界著名学者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评价。该书文字凝练、流畅，内容丰富，反映了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古老传统及其发展情况。《圣训经》中文译本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由甘肃临夏市马志仲先生冒着生命危险保存而幸免于难，20世纪80年代民间出版《圣训经》（上、中、下），90年代出版16开合订本。1988年10月台湾中国回教协会以《圣训之冠》之名分5集（册）出版发行。20世纪90年代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达瓦研究院也曾出版陈克礼翻译的中文译本《圣训经》，开本是64开，分三册精装，每册塑料封皮并带拉链。（王根明）
马九皋——官场失志，散曲寄情
马九皋（约1268～1350年），又名薛超吾，字昂夫，元代回回散曲作家。
马九皋取名于《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久皋，声闻于天”。超吾，即所谓“超越自我”。昂夫，也有高扬的含义。总体来说，取名全都体现了超举向上之意，的确，在诗词散曲领域，马九皋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可算是出类拔萃了。
马九皋的父亲当过御史大夫，其兄九宵，能作诗，善书法，也做过职位不太高的官。他的家既是官宦之家，又是书香门第，受家庭的影响，马九皋从小喜欢文学，并且也有志于“功名”。
马九皋很早就开始诗词创作，他31岁的时候，就有诗集问世。他的诗作得到了当时诗坛上萨都剌、赵孟（兆页）等名家的好评，赵孟（兆页）评论他的作品是“激越慷慨，流丽闲婉，或为累世为儒者所不及”，就是说他在青年时写的诗，就超过了许多读了一辈子书的人。可惜他的诗集已经亡佚，仅有几首流传下来，其中《送僧》一诗，语言清新流畅，意境超妙高远，很有韵味。诗如下：
游遍匡庐紫翠峰，片云吹影浙江东。昙花贝叶春三月，布袜青鞋山万重。禅性若灰终有味，机锋挚电本来空。问师此别知何处，笑指天边月正中。
诗中以“片云吹影”比喻僧人行踪的飘忽无定，身形的超然尘上，不为任何世俗事物拖累，凭布袜青鞋可以踏遍万里山川。最后一句，可发人想像，与王维的“山深不知处”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九皋中年步入仕途，做过江西行省令史、秘书监郎官、池州路总管、衢州路达鲁花赤（达鲁花赤为行政长官），属于中下级长官。在他任职期间，一直重视文化教育，关心读书人。然而，他从政的历史环境却很不理想，那时，正是元王朝内部争权夺势最为激烈的时期，25年中换了8个皇帝，每个皇帝平均在位不到3年，其中英宗被臣下杀死，明宗刚即位就突然“暴死”，宁宗刚做了43天皇帝就得病身亡。皇族争夺帝位，必然要依仗心腹，一些官员也利用插手皇帝废立之机扩大势力，接连出现了铁木迭儿、倒剌沙、燕铁木儿、伯颜等权臣把持朝政的局面，当然他们也都相继在权势争夺中身败名裂了。那是元王朝政治最混乱也最黑暗的时期，现实使马九皋日益厌倦了官场，功名之心逐渐淡漠了，对政治感到心灰意懒，于是，就把兴致转到诗词和散曲的创作上。
他的诗歌、词曲表明了他对现实政治和国家前途的看法，《折桂令·叹世》写道：
人生尔尔堪怜，富贵何时，又待问舍求田。想昨日秦宫，今朝汉阙，呀！可早晋地唐天。
意思是说富贵不会长久不变，时代也在不断更替。以古喻今，暗示元王朝也将成为另一家天下，实际上等于宣告元王朝末日到了。作为封建王朝中的一名无多大权力的一员，看到了元王朝灭亡的征兆又无法改变现实，《中吕·阳春曲》表现了他的这种心境和政治态度：
胸中太华身难撼，舌底狂澜口且缄。看他暮四与朝三，呆大胆，樽有酒，且醺酣。
“暮四与朝三”，形容皇帝上台与下台，权臣兴起与衰败，变换急促，如在朝夕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则坚定个人信念，不去过问政治，且尽情饮酒，天塌下来也不去担心了。
对政治的失望，促使马九皋认真地审视自己，仿佛这时才看清自己原是“为功名走遍天涯路”的名利客，而功名是什么？也好像现在才懂得“青镜看勋业，黄金买笑谈”。就是说，建功立业不过是镜中之影，荣华富贵、金玉满堂不过是将来他人谈笑的资料，他对自己误入名利场进行了自我嘲笑：
浪淘淘，看渔翁举网趁春潮。林间又见樵夫闹，伐木声高，比功名客更劳。虽然道，他终是心中乐。知他是渔樵笑我，我笑渔樵。
渔樵辛苦劳碌，功名客奔波不停，到底谁更可笑？渔樵“终是心中乐”，当然功名客是堪笑堪怜了。马九皋不仅嘲笑自己，也嘲笑比自己更不能自拔的其他功名客，如《塞鸿秋》：
功名万里忙如燕，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白如练。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
诗中说一些人追求功名，急急惶惶，不顾斯文，可是转眼之间已年老白头，都在口头上说不愿做官，但又留恋官位不肯退身，使得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后孤身无伴，至今还寂寞着呢！马九皋却真的退出官场，因为他不仅厌倦官场，而且知道“早勇退身无患”，便从此寄情于山水，沉迷于诗酒。马九皋写了很多散曲，写景、抒情、议事，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多样化。他有一组较出名的《朝天子》小令，都是评述历史人物的。第一首是：
沛公，大风，也得文章用。却叫猛士叹良弓，多了云游梦。驾驭英雄，能擒能纵，无人出彀中。后宫、外宗，险把炎刘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