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马松亭坚持爱国、爱教、爱族的教育思想，他采取开放式的办学方式，即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接触社会，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在北平和桂林办学时，他利用自己与文化界的友好关系，有计划的聘请著名学者，如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白寿彝、徐炳昶、范长江、陶行知等人，来校作有关中阿文化交流史、交通史、伊斯兰教与人生以及时事等方面的学术报告。到重庆后，办起了“伊斯兰经学研究班”，聘请郭沫若、马寅初、老舍为研究班学员讲课，作报告，畅谈国内外形势。他支持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学生到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学唱抗日歌曲，在《月华》刊物上发表抗日文章。为了战时形势需要，开展岩洞教育和抢救被敌机炸伤群众的活动。在他领导下，组织学生成立的“战教服务团”、“救护团”，受到当地穆斯林群众的称赞，学生也从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马松亭作为阿訇，他把弘扬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纵然他事务繁忙，但不忘作为一名阿訇的职责。在桂林，虽然社会活动很多，却时刻不忘“教门”上的事，他到城乡各地宣讲“卧尔兹”，并应广西大学之邀，给全校师生作了“回教与人生”的演讲。在他每次演讲中，都把弘扬伊斯兰精神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他在1938年成达第四期毕业生典礼上说，成师曾以培养“三长”为教育主旨，“这种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具有校长、会长技能的教长人才，这种人才能宣讲教义，去培养回民的宗教知识，再用宗教的教训去培植回民的爱国意识”。他还说“宗教是指示人类生活的一种大道，是维系社会的一种法规”。在他得知桂林的一个偏远村庄，一百多户人家是元代穆斯林诗人伯笃鲁丁的后裔，全村都姓白，因年代久远，大多数人丢失了伊斯兰教信仰。马松亭阿訇以一个伊玛目的虔诚态度尽职尽责，不辞劳苦，在数名学生陪同下，亲自到该村住了三天，召集群众座谈，深入各家劝化，宣讲伊斯兰教义，使该村的村民回归主道，又帮他们重建清真寺，请同是伯笃鲁丁后裔的白崇禧将军为寺题写了“兴教救国”四个大字。
马松亭阿訇每日晨礼后，坚持诵读《古兰经》，他的声音清朗，音调铿锵，委婉悦耳，犹如天籁之音，使听者不禁肃然。
他一生还有一个夙愿就是翻译《古兰经》。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他指导学生进行了集体翻译《古兰经》的大胆尝试，他鼓励学生不要畏惧，只要认认真真地去做就能做成。在清真古寺的后院，一颗大白果树下，他专门为学生建了几间竹屋，命名为“白果经堂”，和学生一起日夜辛劳地译经。在他离开桂林时，已完成初稿。但是这部珍贵的译稿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中被焚毁，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后来，马松亭客居香港期间，也曾聚集几位好友一起翻译《古兰经》，终因他回归大陆而中断。
抗战期间，马松亭参与了72名教授签名的“抗日宣言”。在桂林市应邀参加了周恩来举行的“第三方面人士座谈会”，积极响应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号召，周恩来称他为老朋友。在重庆时他拒绝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要他当行政院顾问的邀请，又拒绝了参选国大代表的提名。他说，“我是念经的人，是吃油香、接受‘索德格’（施舍）的人，做不来行政院的顾问，我不愿意离开本行。”
1948年之后，马松亭辗转于台湾、香港和埃及之间，继续寻求弘扬和研究伊斯兰教之路。1952年，周恩来总理通过达浦生阿訇向他发出回国的邀请，他欣然接受，立即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受聘为北京西单清真寺，也就是他青年时期所在的锦什坊街清真寺。同年，参加了以贺龙元帅为总团长的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1955年11月，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兼授《古兰经》及“古兰读法”等课程。1956年，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正当他为新中国蒸蒸日上的伊斯兰教育事业感到无限欣慰之时，1957年，他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遭受了空前的迫害，蒙受了20年的不白之冤。但是他仍达观地对待任何事物，既不怨天尤人，也不垂头丧气，他相信终有一天会得到党和政府的正确处理。1979年他获得了彻底的平反。
1980年到1981年，先后在中国伊斯兰教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副会长，他还连续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届委员。并任北京穆斯林建设牛街基金会名誉会长和北京市伊斯兰教经学院名誉院长等职。著有《回教与人生》、《古兰经要义》等。
1985年上海市某报刊因刊登了有辱伊斯兰教的文章，引起全国穆斯林的不满，奉中央之命，九十岁高龄的马松亭阿訇由沈遐西等人陪同，赴上海向穆斯林宣讲民族团结、国家安宁的利害关系，使事件很快得以平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接见了马松亭一行，高度赞扬他爱国爱教的行为。
马松亭阿訇于1992年元月16日归真，享年97岁。他是享誉中外的大阿訇，为了自己的祖国、母族和伊斯兰教的事业，他殚精竭虑，矢志不渝，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奉献精神和高贵的品德使人敬仰，成为一代楷模。（达慧中）
虎嵩山——矢志兴学，倡导团结
虎嵩山（1879～1955年），名镇林，字嵩山，以字行。经名赛尔敦丁。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人，我国著名伊斯兰教经学家、教育家。曾先后在宁夏同心、固原、银川、吴忠、湖南常德、甘肃临夏、平凉等地开学、办校。他信仰笃诚，品德孚众，知识渊博，为人谦和，治学严谨，讲学有方；他一生致力于伊斯兰经学研究，用他广博的阿文、汉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学知识，翻译编著了十多种经训典籍及教材书籍，达几百万字以上；他努力推进穆斯林文化事业，积极投身回族新文化运动，创办中阿学校，提倡在经堂教育中“中阿并重”，开展翻译著述活动，并身体力行；他毕生致力于执教育人，发展经堂教育，讲经兴学，弘扬伊斯兰教真谛的事业；他以超凡的胆识，积极倡导宗教革新，改革教门中的不良习俗，号召摒除不合教义的陈规陋习，提倡“凭经立教，尊经革俗”，积极支持社会进步事业；他呼吁加强民族和教派间团结，一生践行，堪为楷模；他一生热爱祖国，矢志不移，抗战时期，曾满怀激情，呼吁抗日；他不惧权威，嫉恶如仇。他也热爱自己的宗教和民族，毕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以清真寺为家，一刻也不敢忘记身为学者的使命，忠于职守，虔诚敬业，生活俭朴，回报穆斯林大众的养育之情，服务于祖国和穆斯林大众；他教子有方，将他的独子虎学良培养成他的得力助手和著名青年学者；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受到人们的尊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行。
新中国成立后，虎嵩山曾担任甘肃省平凉专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协委员、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后改称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及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委员等职，1955年于甘肃平凉清真西大寺归真，安葬于宁夏同心县祖莹，终年76岁。
20世纪30年代，中国穆斯林中的一些知名学者、阿訇发起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改革旧式的经堂教育，积极提倡中阿并重的新式学校教育，兴办各种“中阿学校”，努力培养中阿兼通的新一代民族宗教人才，同时，大力开展伊斯兰教经典和阿拉伯文化的翻译和著述活动，编辑出版了大量汉译经典及新式教科书，其影响波及大江南北。虎嵩山大阿訇是宁夏地区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正如杨怀中、余振贵在《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评论说：“在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史上高居榜首的应是王宽，其次则为哈德成、王静斋、马松亭、达浦生、庞士谦、马以愚、虎嵩山、马坚、纳训等前辈。”
虎嵩山于1925年朝觐回国，在湖南常德清真寺执教一年回到宁夏后，大力倡导和兴办穆斯林新式教育，苦心培养人才数十载，他在西北首倡在清真寺教育中加授汉语，并创办镇戎县回民自治公会、同心清真学校、固原三营中亚学校、宁夏私立中阿学校、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等，为国家和回族穆斯林培养了许多品学兼优、中阿兼通、著述丰富的人才，对西北乃至全国伊斯兰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开拓与创新的作用。其弟子中人才辈出，很多人成为全国伊斯兰教界、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如：马坚、马元卿、丁振翼、马才忠、张春三、王子忠、马明文、周生清、虎学良、马福龙、冶正纲、马昆山、丁育三、罗明道、马贤、马忠杰、纪玉清、葛维礼、金秉铎、纳海等。1934年，虎嵩山应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聘请，在银川合作创办“宁夏私立中阿学校”。1938年第二次受马鸿逵邀请，在吴忠创办宁夏穆斯林最高学府“吴忠中阿师范学校”。他亲自为“吴忠中阿师范学校”制定办学宗旨：“中阿并通、才德兼优，沟通汉回文化，开发西北，阐扬教义，复兴中国。”学校广招各地优秀青年入学，一时人才云集，盛况空前，大开翻译著述之风。这些学校的创办集中了当时宁夏回族中的一些知识精英，上海、云南、江苏、四川、青海及甘肃等地的很多学生慕名前来宁夏求学，为全国培养出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人才。
新式学校的创办，使宁夏的穆斯林教育继明末清初中国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的弟子海师及海师之子海文轩在同心韦州办学之后再次出现了“天下之人裹粮问业，户外之履满焉”的空前繁荣局面，使宁夏成为全国穆斯林文化教育的中心之一，其影响波及全国，同时，也对宁夏及陇东回族穆斯林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8年，他又第三次应马鸿逵之邀，赴甘肃临夏筹办中阿师范学校（因时局变化该校未能办成）。虎嵩山阿訇的成长历程是在图谋报国报教，兴办回民新式教育，不断勇于探索新的生活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他毕生在贫瘠荒芜的西北地区撒播教育和知识的种子，拓殖新的社会并改造旧的社会。就这样，他将他的生命的篇章贡献给了他的祖国，他的宗教，他的人民，并和那片干旱少雨、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原永远的融为一体了。
虎嵩山一生治学严谨，广闻博记，学而不厌，在伊斯兰教学识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一生基本是在清真寺里度过，他在清真寺里倾心讲经著述、教授学生，冷眼枯守寂寞、澹泊名利，将一腔热血、满腹经纶燃烧在一处处流动的“家”里，最后终归于清真寺；他熟谙阿拉伯文、波斯文，对汉文和汉文化也颇有造诣；他通晓《古兰经》、“圣训”奥义，精通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苏菲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和天文学；他尤其擅长通讲大部头经典，对伊玛目安萨里和伊玛目兰巴尼的经学思想有独到的见解和精深的研究；他的波斯文水平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国内享有广泛盛誉，马坚等云南青年来固原三营投师虎嵩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仰慕虎嵩山的波斯文水平，马坚还在以后的文中称赞其恩师“思想新颖，学识渊博，教授有方”；另外他对阿拉伯文、波斯文经籍中的古诗词也颇有研究，对《若海白亚尼》等大型经注中的一些深奥难懂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诗词均能旁征博引加以解释，深得阿訇们的敬佩，堪称学养双馨、经汉两通的一代宗师。早在1939年，王静斋阿訇就将虎嵩山列入西北六大著名阿訇之一。同年深秋，白崇禧将军在同虎嵩山会晤时，借用他人评论，赞扬他“阿林如海”，“是中国回民的骄傲”。虎嵩山不仅继承了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经学大师的传统，传承了他们的品德，更重要的是在他一生教书育人的生涯中发扬光大了他们的思想，改革发展了传统的经堂教育。
虎嵩山一生译著颇丰，集多种文字著述立说，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罕见的同时使用四种文字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消经”写作的两个学者之一，成为既终身手不释卷，又应用多种语言不断著述的一代宗师。他通过他的著述倡扬敬主爱人、化己达真、爱教爱国、中正温和、追求真理、坚持正义、学习知识、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在同时代的西北大地成千上万的阿訇中，极少有像他那样育人与著述同时兼备的经学大师。他的著述主要有：《月论释难》（汉文版）、《月论释难》（阿拉伯文版）、《波斯文法精华》、《中阿字汇》、《教律摘要》、《文法摘要》、《亡人赎罪问题》、《新月问题的研究》、《阿文教科第一部》、《阿文教科第二部》、《伊斯兰教三字课本》、《拜功之理》、《波文之源》、《伊玛目拉巴尼书信注释》、《候赛尼大辞典》和《米什卡提圣训》（《圣训光龛》）等十六种，逾三百万字。正是虎嵩山对真主的虔诚、宣传伊斯兰文化的倾心、对自己人民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数十年如一日地学习著述，他才成为既博学多才，又著述等身的一代经学大师。
虎嵩山的一些著作，由于适应了当时穆斯林学习及教学研究的需要，深受欢迎。例如：他的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消经”四种文字对照的《候赛尼大辞典》一书出版后，无论是初版本还是再版本，都不断被民间穆斯林手抄或重印，近几年各地的翻印版本更多，5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全国回族穆斯林聚居区广泛流传。正如余振贵、杨怀中编《中国伊斯兰教文献译著提要》一书中所述：“《候赛尼大辞典》是虎嵩山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充分展示了编者深厚的伊斯兰教学识和娴熟的波斯文水平，也反映了当年宁夏依赫瓦尼派学者重视研究伊斯兰教理论的社会风尚。本书为学习《古兰经》注释提供了便利，因此在国内穆斯林中享有较高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