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古兰经》是哈德成阿訇的平生夙愿，他认为，读原文和读译本二者并重，“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直接从原文中去理会，但也希望能有许多译本可供利用，作读原文时的帮助。不过译者和读译本的人，都要知道翻译的真正作用，不要把它估价得太高了。现在有一些人希望古兰有一个标准本，这是错误的。我们只能陆陆续续地有较好的译本，有更好的译本，但是我们不可能有标准的译本。”这表达了他对《古兰经》翻译事业的深刻认识。从1926年起，哈德成阿訇就开始主持翻译《古兰经》的工作。由于伍特公、沙善余二位先生均作过路透社记者，伍特公曾任上海《申报》总主笔，所以由哈德成先将阿拉伯原文逐段讲解，二位先生做笔录，然后整理成初稿，再由他将初稿与印度学者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译本进行对照，不断修改、润色，最后定稿，前后共译成三卷，陆续发表于学会月刊，得到了当地穆斯林的赞许，然而他们仍缺乏自信，只译了三卷便停止了。1939年，他们得知马坚即将由埃及学成回国，决定相邀他参加译经工作，哈德成阿訇亲赴香港与马坚商议译经大事。马坚于1941年从云南省亲返沪，在哈德成的支持下，马晋卿先生自愿捐出一份房产，作为译经经费，此时伍特公因发表抗日言论，已被日伪政府通缉，隐匿在沙善余先生家。马坚与伍特公、沙善余先生就是在这样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一起共同翻译《古兰经》。白寿彝先生写道：“阿訇虽未执笔其间，而字义之斟酌，训释之商订，恒与一再往返，不惮烦劳也。”经过十四个月的努力，译成了九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更不安全，马坚化装成商人，辗转返回故里云南沙甸，哈德成阿訇听说日寇改组北平回教联合总会，拟聘他为顾问，立即化名为马国成，于1942年3月18日悄然离开上海，到达安徽太和，译经工作不得不暂告停顿。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得知他逃到太和，便以理事长白崇禧将军的名义，电邀他到重庆来救国协会就职。哈德成取道西安，来到重庆。十八梯清真寺拟聘他任教长，他婉言谢绝，回教协会又聘其任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盛情难却，只好答应。在重庆期间，他非常繁忙，每日晨礼后必诵读《古兰经》，然后接待各方人士和朋友来访，还要到各地集会、演讲。他觉得重庆浮华而恶劣的环境，不适合自己的性格和追求，仍惦记着在云南沙甸的马坚和翻译《古兰经》之事，他说：“我心里总觉得云南近些。”1943年1月13日，乘车抵达沙甸，次日为他的学生马坚证婚。云南沙甸是有名的回族村落，从明朝起就建有清真古寺，气候宜人，山清水秀，一片田园风光。哈德成一来就十分喜欢这里宁静的生活，认为是久居之地。每日里他都要校订马坚译稿，然后听马坚讲授《左传》，他还要给“养正学校”的学生讲授《古兰经》语法，有空再读些书、写些字，哈、马师徒二人其乐融融，正如白寿彝先生所写：他“日与马坚切磋辩难，务求古兰译文折衷而至当。暇则教村中青年诵古兰，复以坚习春秋。每当夕阳西下，则偕二三青年，徜徉于玉带鱼峰之间”。虽回教协会再三摧他回重庆，他总是谢绝，认为这就是他多年向往的生活，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8月间，他患上了疟疾，每隔一日发作一回，而且越来越重，他不肯到外地就医，到10月15日，送到个旧卫生院医治，但为时已晚，于10月25日归真，葬于鱼峰山麓的沙甸回民公墓。全国各地熟悉哈德成的穆斯林听到噩耗，无不痛哭失声，扼腕顿足。
哈德成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大阿訇，毕生献身于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对教义研究较深，对《古兰经》微言大意，理解尤精。他与人谈话时，随时能指出所谈的经典在《古兰经》的第几章第几节。如果来客懂英文，他就使用英译本。他待人温和谦逊，对不合乎教法规范的地方，他从不直接反驳，而是根据《古兰经》、《圣训》等经典，讲解穆斯林应遵从的操守，循循善诱，耐心说服，使听者心悦诚服，满意而归。他对有意侮辱伊斯兰教的事件，决不容忍。清末民初，英人季理斐在上海写了《回教考略》一书，有多处诬蔑伊斯兰教的地方，他引经据典，对该书进行公开辨驳，迫使发行者不得不毁版焚书。1932年，上海发生了《南华文艺》、《北新书局》的辱教案，引起上海穆斯林的公愤，以哈少甫、哈德成阿訇为首组织了各寺联合会，将辱教案公布于媒体，诉诸于法律。经过哈德成、达浦生、马天英、吴咏霞等人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迫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做出相关的决定，穆斯林打赢了这场“官司”，最终取得了胜利。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后，面对日寇疯狂侵略，哈德成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地向教胞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四处奔走，在穆斯林士绅支持下，成立了上海浙江路回教堂难民收容所，后又在太仓路清真寺设立第二回教难民收容所，努力筹募口粮、被服及其他用品，使难民的生活得到妥善安顿。国难当头，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赤诚的爱国气节和忧国爱民的精神。
哈德成阿訇以宣教为己任，根据教胞文化程度不高，对教义、教理掌握不多，有的甚至疏离伊斯兰教的情况，他一面组织编写《伊斯兰教初步浅说》，在学会月报上发表，供大家学习；一面又在寺里开设“古兰讲座”，使穆斯林群众对“教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经过他的辛勤努力，上海一时中外穆民仰承启沃，执经问字者，踵接于门，沪上教风为之大振。哈德成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各个机构中，他多位居次之，而把主要目光投向了更具体的实际工作。他学识渊博，一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奖掖后生，寄希望于青年。1942年冬，哈德成阿訇到重庆后，白寿彝先生请他领导伊斯兰文化学会，他说：“我很喜欢参加学会，但我不敢说是领导，我们都是同志。将来抗战结束后，应该让我们的学会和你们的学会成为一体，你来领导。”白寿彝先生曾在《哈德成阿衡墓表》中写道：“阿衡性和易厚重，从事宗教事业数十年，备尝艰辛，未尝一伐己功，亦绝口不谈人过，接人待物，一本至诚，与人无争，守己以礼，无敢逾度，弗遑暇逸。以故阿衡名日高，倾服者日众。又好施与，虽所入薪给无多，遇贫乏辄乐助之。囊囊屡空，不计也。”李华英先生说他是“白璧无瑕的贤哲型的长者”。
哈德成在振兴中国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上辛苦奔波，殚精竭虑，为了中国穆斯林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他过早的离去，是中国伊斯兰教事业的一大损失。当噩耗传来，社会各界的穆斯林知名人士纷纷发来唁电和挽联，马松亭阿訇在挽幛中写道：“洁身卫道，我与君有同志焉；兴学育才，我与君有同心焉；往事思量，犹忆春申联夜话。景兴庆云，吾教之经师仰之；泰山北斗，吾教之学者宗之；故人寥落，那堪秋雨助愁怀。”1944年，在哈德成阿訇归真一周年之际，《中国回教协会会报》第六卷，以1、2期合刊的形式出版了《哈德成阿衡纪念专号》，以此来悼念这位全国穆斯林尊敬的伊斯兰教大阿訇。（达慧中）
马松亭——办学“成达”，办刊《月华》
马松亭（1895～1992年），原名寿龄，字松亭，经名阿卜杜·拉希姆。一生致力于我国伊斯兰教事业，是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大阿訇、回族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访华期间参观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与名誉院长马松亭亲切握手。
马松亭1895年2月19日生于北京牛街一个伊斯兰教世家。从小家境贫寒，九岁父母双亡，由舅父和父亲生前好友照料，12岁到牛街礼拜寺作海里凡。马松亭从小聪明好学，心胸远大，暗下决心攻读阿文经书。他先投师于达浦生阿訇门下，后又跟随张子文阿訇、王友三阿訇学经，除学习伊斯兰经典和理论外，还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书籍。1921年完成学业，穿衣挂帐，先后在北京西单、河北涿鹿、北京花市等地清真寺任教长。他的先师均是大“尔林”，是改革旧经堂教育的先行者，其中张子文阿訇通晓阿拉伯、波斯、俄、德等多种外语，是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大阿訇、教育家，对他教育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这些伊斯兰知名学者、教长，对马松亭后来改革经堂教育，发展伊斯兰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马松亭阿訇一生以兴办伊斯兰学校为己任，办了若干个回族中学、小学，他走到哪里，就把回族学校办到哪里。成达师范学校是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创建的一所至今还为人称道的经汉两通的学校，在中国伊斯兰文化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始于明晚期陕西回族学者胡登洲阿訇，这种模式一直沿袭了300余年。到清末民初，各种新的思潮和力量不断涌现，回族中的有志之士，面对本民族和宗教中一贫二愚的问题，进行深刻地反省，渴望改变现状，改革旧式经堂教育制度。王浩然大阿訇就是改革旧式经堂教育，开创新式教育之首的典范。1919年“五四运动”后，济南穆斯林决心走兴教救国之路，在济南道尹回族官员唐柯三的倡导和支持下，创办新式伊斯兰学校，聘请北平风华正茂的马松亭阿訇担此重任。1924年马松亭应聘到条件十分艰苦的济南穆家车门（西关）清真寺任教长，从此开始了创建伊斯兰新式学校——“成达师范学校”的生涯。
根据唐柯三的意见，“成达师范学校”定名取“成德达材”之寓意，校址就设在济南西关清真寺内，于1925年4月24日正式开学。学校采取六年一贯制的普通师范学校体制，设有伊斯兰经典和理论课程，同时教授数理化及社会科学以及教育专业知识。培养的目标是“三长制”，即清真寺教长（新型阿訇）、伊斯兰社会团体会长、回民学校的校长。唐柯三任校长，马松亭任总务主任，成立了十二人的董事会。由于唐柯三公务繁忙，无暇顾及，马松亭除忙于日常教学外，还要主持学校一切事务，实际上集校长、总务主任、教师、校工于一身，甚至连摇铃、下厨这样的杂活也要自己干。
虽然马松亭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教学中，然而，在济南当地招生的回民子弟文化程度较低，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学校校舍差、师资力量薄弱、办学经费少得可怜。成师创办不久，即因“五卅”惨案发生而被迫停办。马松亭不甘心这所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伊斯兰师范学校就此夭折，他心急如焚，四处奔波，经与唐柯三紧急磋商，向北平回族伊斯兰教界寻求支援，得到了以侯松泉为首的中国回教俱进会以及各寺坊的支持，又在回族官员马福祥的大力赞助下，1929年，成达师范由济南迁到文化古都北平，校址设在北平东四清真寺，成达师范重新获得了生机。学校实行面向全国招生，学生名额除在山东招收的原有第一班外，又续招增至三个班，学生人数达130余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马松亭断然拒绝日本侵略者的高薪收买，舍弃家小，化妆出逃。1938年，将成达迁往广西桂林西外清真古寺，直至1941年国民政府接管学校，改名为“国立成达师范学校”。国民政府以唐柯三不经常在校为由，取消了校长之职，代校长马松亭也离开了学校，应重庆穆斯林之邀，到重庆任十八梯清真寺教长。1944年秋，因桂林沦陷成达迁往重庆，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迁回北平。1949年10月，人民政府接管，与北平的西北中学、燕山中学、西北女中合并，成立了国立回民学院。
马松亭在18年的艰苦岁月里，全身心投入到成达师范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在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多有建树，成绩斐然。
第一，沟通中阿伊斯兰文化交流，使中国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得到阿拉伯世界的瞩目和支持。1932年，马松亭以成达师范代校长之名，率该校毕业生张秉铎、马金鹏、金殿贵、王世明、韩宏魁等赴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埃及国王福瓦德应马松亭之请，同意派2名爱大教授到成达任教，并赠送给成达图书。1936年他第二次赴埃，联系继续向成达派教授、捐赠图书及再次接受中方留学生事宜，1938年，由成达师范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学生共同组成的由庞士谦阿訇率领的“法鲁克中国留埃学生团”5人赴埃学习。从1931年第一届到最后的第六届，从国内派去的留埃学生33人，只有三人留在国外，其余均回国，多数从事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教育工作及翻译工作，他们对沟通中阿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的成为我国著名伊斯兰教长、学者、教授、翻译家，造就了我国伊斯兰文化的一代精英。马松亭在重庆还办起了伊斯兰经学研究班。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拟开办伊斯兰经学院，经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沟通，促成了北大建立东方语言系阿语专业，并推荐马坚先生到北大担任该专业的教授，同时安排重庆伊斯兰经学研究班的毕业生入该校继续深造，使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大阿语专业首届毕业生。
第二，成达师范建立的“福德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图书馆的建立深得徐炳昶、顾颉刚两位学者的支持，成立了由著名学者蔡元培、陈垣、徐炳昶、顾颉刚等27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图书馆于1936年由回族各界人士筹款在东四清真寺内建起了两层楼房，图书是以1930年赵璞华先生捐赠的《万有文库》为基础，加上马松亭第一次访埃时埃及国王福瓦德和爱资哈尔大学捐赠的441部阿文经书。为纪念福瓦德国王赠书，图书馆定名为“福德图书馆”。通过马松亭阿訇两次访埃，埃及政府及各界捐赠了若干款项和图书，也收到国内各界赠予的图书和设备款，使福德图书馆得以充实。
第三，马松亭所领导的成达师范编译出版工作，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一，创办《月华》杂志。刊物从1929年11月创刊，到1949年1月，共出版75号（期），曾一度改名为《成师月刊》。虽然在20年间，因种种原因时断时续，但是从它的内容上看，有关伊斯兰教教义的译著、论文、成达和各地回民教育、宗教生活等，为后人研究近代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它是在当时二十多种回族和伊斯兰教刊物中，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其二，引进阿拉伯文活字印刷。1933年以前，中国伊斯兰教经典印刷均采用木刻或石印，或汉文铅印。赵振武先生秉成父志，早就想把阿文变成活字印刷。1932年他随同马松亭阿訇访埃，挤出款项购买了30多磅阿文活字，两人随身携带回国。次年，成达师范经过若干周折，请工人将阿文铅字鼓铸成功，从此中国才有了活字排版的阿拉伯文印刷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