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序班教习共达20多年”之久。其中，1735年他通过省级科举考试，1737年他荣升为翻译掌教。关于他的子孙，史料中仅有两条线索，一是据他的好友陈大韶说，他的两个儿子“于官署受庭训而挥毫如意”；二是近代的教育工作者金世和（南京人）自称“北高为世和先人”。在终明一代至清初，统治者采用了一系列的民族“同化”政策，导致的后果是穆斯林的行为方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越积越深。《清真释疑》就是金天柱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行为方式的种种物议逐一解答的著作。据作者所记，“至乾隆二年（1737年）叨沐皇上豢养之深恩，得受译学之掌教，而又身隶回回馆师。训课本教字书，其于风俗人情、伦常日用正当讲明”。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结合自己工作的性质，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清真释疑》的初稿就撰写出来了，又经过反复地修改润色，定稿于乾隆三年（1738年）。然而，直到乾隆十年（1745年），《清真释疑》并没有刊印，作者又写了一篇向友人求序的文章，这就是《书叙》。于是，为《清真释疑》作序的有南京同乡胡汇源，有云南同学马廷辅，但我们还是无法肯定《清真释疑》面世的准确时间，宽泛一点说，应当在1745年～1781年（乾隆十年——乾隆四十六年）之间，确定下限的依据是发生于1781年的“海富润事件”。据史料记载《清真释疑》的原刻版于清道光年间在南京被战火烧毁，原版本也很难寻觅，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是光绪二年（1876年）的重刻版本。《清真释疑》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成书较早的珍贵的释疑性文献，在今天看来，这部著作仍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其基本思想是提倡宗教开放，反对迷信邪说；主张积极进取，反对不劳而获；强调民族团结，反对相互猜忌。
金天柱生长于一个富裕的宗教知识分子家庭中，自幼受到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的熏陶，36岁步入仕途，做了四译馆的教习，47岁时被提拔为翻译掌教，兼任回回馆教师，他的职业就是“训课本，教字书”，把散布在文献典籍中的“风俗人情、伦常日用”一一讲清楚，以便让人们沟通思想，相互理解，消除隔阂。《清真释疑》成书定稿的1738年金天柱48岁，已经在四译馆供职12年，可以说，他这半辈子的人生之路走得较为顺利，与先辈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有些不同。他生活于京都官府衙门，从事教学、翻译工作，接触社会阴暗面不多，身上较少世故，有棱有角。从著述风格来看，金天柱似乎比其他人显得更为硬朗一些。所以，有学者认为《清真释疑》是一部内容丰富，说理透彻，战斗性较强的鸿篇巨著。
作为一名宗教知识分子，金天柱虔诚信仰伊斯兰教，他认为“天地间一物必有一主，物无定主，则起而争”，而最大的最根本的主宰就是真主。真主“超然无极，凡同天地万有而生，皆为受造之物，独主宰为行造之主”，真主“斯须不离天地之内外”，真主“无似无像，亦如人命之在人身，有何比似，孰能见诸？”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真主的迹象，而每一事物又都有它自己的主宰，所有的主宰又都隶属于真主，唯真主之命是听，“非敢妄施毫末之减增，而夺主宰（真主）之衡量”。不论是大到风云雷电，日月星辰，还是小到花草树木，禽兽蝼蚁，概莫能外。金天柱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引用大量鲜活的事例，生动形象地论证了“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的命题。同时，他又鞭笞了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迷信邪说，他认为“前辈之人，原以神道设教，欲以儆吓愚顽，非实有其事也”，人们向自己造作的土木之物叩头膜拜，是自愚自欺。他指出：穆斯林敬主、拜主，绝非带着功利思想去邀福，因为真主无亲疏，真主至公无私，只有美好的品德才是获得真主佑助的前提条件。就这样，金天柱一方面在挞伐诸神、抨击邪说，另一方面，他把一切事物的运行都归属于一种理念，即超乎寻常的总规律式的真主。
对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宗教来说，我们不好用“先进”“落后”之类的词来形容，实际上许多宗教只顾及人之个体，而伊斯兰教在顾及人之个体的同时，又顾及人类社会，是集宗教、道德、政治、法律于一体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就是金天主挞伐诸神，以儒诠经的立足点。他说：“使吾教之道，无君臣，无父子，则当变；无夫妇，无昆弟、朋友，则当变；无供税，无长幼，无仁义礼智，不待子言，宜变之久宜。”他又引用好友陈大韶的话说：“观其教是仍然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教也，依然士农工贾之人也，无以异于儒也。”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复杂。社会的进步，是由人类永无穷尽的欲望来推动的，可是，人类欲望的无限高涨，造成了人类社会的诸多罪恶，一些富有睿智的先贤为了有效地节制人欲，创制了一些行为准则，因为个体的人的能力相差无几，便只好借助冥冥之中的神的力量，以便迫使个体的人进行自我管理，自我完善。伊斯兰教提倡“两世吉庆”，既讲出世，也讲入世，更加贴近现实，符合众望。金天柱在低调谈论穆斯林出家修行的问题之后，指出：“人能事君忠，事亲孝，事友信，养育妻子、奴仆，爱恤鳏寡孤独，斋拜不缺，好事忙行，较之出家之功德，奚啻天壤。”金天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积极进取，学识渊博，一边从事教学、翻译工作，一边关注社会，著书立说，为我们留下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穆罕默德说“正教是解决社会问题”，其中，贫富悬殊是造成其它社会问题的根源。金天柱身在官府，心向底层，他在论述伊斯兰教规定的“斋戒”、“丧葬’、“布施”、“祭祀”等问题时，都贯穿着同情弱者，关心社会底层民众，以人为本的思想。他说：“吾教圣人思宜体恤穷民，言君公王侯卿大夫，下至士庶富厚有力者，自是饮食无亏，饥寒罔觉，纵岁遇荒歉，未必如鳏寡孤独倍加之困苦。方于每年之中，设一斋月，均令鸡鸣而食，星灿而开，白日颗粒不入肠胃，滴水不下咽喉。”又说：“人生日用语言行事，孰能保其无过，或无知，或故犯，于此斋戒之月，各加内省，悔过迁善，体上天好生之心，自知四民之苦，得遂爱养之至意。”在一年一度斋戒的月份里，不论高低贵贱，人人都要还原成纯粹的人，“使诸侯体君王之意，布政施令，务期于至公；使大夫体诸侯之意，用刑鞠讼，必期于各当；使士庶人体上帝、君王、诸侯、大夫之意，清心寡欲，改过自新，亦知无靠之困苦”（11）。在丧葬问题上，金天柱极力主张薄葬，反对铺张浪费，他说：“吾教圣人之训，以人贵于万物，富贵虽有殊分，死生原同一致＂始酌定葬法，勿使富贵有厚葬之侈，而贫者受暴露之惨。（12）”同时，他又深入地剖析了厚葬的诸多弊端。“可怪者富贵之家，多用金珠穿戴，名曰‘殉葬’，惟期尸骸不朽。夫已归土中，纵千年不朽，何益于事。且即不朽，伏开门揖盗之端”（13）。薄葬不仅可以抵触人的贪欲，而且能够避免盗墓之祸，让亡者安息，免生者烦恼。在布施、祭祀方面，金天柱追求人生境界与理想的高度一致，他的思想中充满着温暖的人文关怀，认为伊斯兰教的根本宗旨是善与美的统一，是以爱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他说：“大抵天地生物，人为至贵，倘世界无人，别亦无圯之土壤耳，有之何益？”（14）因而，设立“天课”的目的就是要让富裕的人们承担养育贫穷者的责任，不叫他们流离失所。即使是在祭奠亡人时，也要量力置办饮食，将钱财施散给乡党邻里中的穷人和无依无靠者。
（11）见《清真释疑·历法斋戒天课》。
（12）见《清真释疑·丧葬》。
（13）见《清真释疑·丧葬》。
（14）见《清真释疑·丧葬》。
金天柱善良、淳朴，他的思想处处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比如，在对待生态环境的问题上，他认为草木皆天生命，何况禽兽，怎能滥用。人类应当重命恤牲，爱护自然，用理性节制自己的欲望，规范自己的行为。除此之外，他还极力提倡一种“清洁精神”，他认为人的身体要清洁，心理也要清洁，思想更要清洁，“务使内外俱新”，表里如一，才可以参拜真主，才可以“戴天履地，食雨露之恩膏，享禾黍之大德”（15）。否则，只能算是自欺欺人。
（15）见《清真释疑·沐浴》。
概括而言，明末清初是伊斯兰教进一步中国化的重要时期，与经堂教育一样，“回儒”的汉文译著活动大大加速了伊斯兰的中国化进程，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维模式，构建起伊斯兰教与中国封建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金天柱与其他“回儒”先辈一样，顶着种种压力，审时度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海正忠）
马德新——纵横捭阖，完善理学
马德新（1794～1874年），字复初，经名优素福，号鲁哈丁。云南太和（今大理白族自治州）人。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经师。
马德新的弟子马安礼在《滇南回回总掌教马公墓志》中讲道：“复初师，……溯其先世，乃咸阳王赛典赤二十一贤孙”。“咸阳王”是元成宗铁穆尔大德元年（1297年）追封已故赛典赤·赡思丁的封号。马安礼又讲道：“复初氏，…少孤，聪明过人，有奇志，缵承家学，当时知名。”“复初老夫子，少承家学”。“家学”即伊斯兰经学。据此可知马德新的父辈已有家学相传。马德新的父亲名尊尚，字真修，人称真修尚师，是一位经师。马德新年少时曾在菜园子清真寺念经。同治四年（1865年），他回大理，在游自家祖坟时，还给马保善老师上了坟。幼年的马德新在学习伊斯兰基础知识的同时，学习阿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也在邻近私塾上过学，他少年时还以能联句而闻名乡里。马德新结过婚，但未生育，有一养女。
马德新成年后，他选择了北上陕西求学。马安礼形容他“落落有奇志，壮游西秦”即指此。马德新拜师周老爷周大阿訇，名福海，为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的第四代传人。周有八大弟子，暮年收徒均属小弟子，马德新列为其一。
40岁后，马德新学犹未足，又学习儒家文化：“余幼习吾教经典，不暇学儒，年过四十，方从事儒道，惜已晚矣！……而所尤好之，诗之一途也。”（《天方诗经·颂一》）马德新还有许多诗作遗世。
马开科在述及其师马德新矢志西游时讲道：“我夫子虑圣学之不明，少承家学，而根蒂深，壮游西秦，而取法广，及其晚也，翻然于真传之未得，名师之罕遇，乃出滇黔，历岭表，越漂洋，观天庭，经数万里之风霜雨雪，矢八九载之琢磨切磋，目睹中华未见之经，耳闻吾国未传之道，归而谢绝人事，搜括群书，是者存之，非者革之，烦者删之，简者就之，杜虚诞不经之谈，归大中至正之道，俾学者易于从由，教者难于惑乱。”（《大化总归·序》）马德新不辞辛劳到国外去求学，且达七八年之久，回国后潜心于经学教育和译著，以改革经堂教育的教学经典为己任者，在明清回回学者之中较为少见。
《朝觐途记》写道：“予于西历迁都（伊斯兰教历）一千二百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公历1841年12月7日），乃道光二十一年，诚意朝觐，偕诸商人向阿瓦（缅甸）而行。商人马元德，丰成庄人也。由是自景东、普洱、思茅经行”。马德新一行途经云南思茅等地进入缅甸，到达缅甸曼德勒，见到了缅甸国王。再乘船抵达仰光，因印度洋“风浪大作”滞留近5个月。伊斯兰教历（以下都为伊斯兰教历）7月21日离开仰光，绕行印度洋、阿拉伯海、曼德海峡等于次年4月17日抵达吉达港。5月1日来到了麦加，朝觐后于1260年2月14日至麦地那，半月后又返回麦加。8月21日，马德新由麦加起程10月5日抵达开罗，居半月整。10月20日，乘船前往亚历山大港停9日。1261年2月l日抵达伊斯坦布尔，居留半年有余，期间参加了奥斯曼帝国皇帝阿布杜勒·麦吉德姐姐的婚宴。8月5日离开伊斯坦布尔，约9月15日入居耶路撒冷的萨哈莱大清真寺清净室，26日乘船前往埃及，12月1日到达后住了半年多，1262年6月8日经苏伊士乘船至吉达。7月5日到达麦加后正流行瘟疫，12月又遇瘟疫。1263年8月4日由吉达港乘船回国。11月27日至新加坡，停留近一年。1264年10月13日离开新加坡，11月15日抵广州，寓于壕泮街清真寺，1265年2月20日启程回家。途经广东肇庆、广西梧州、南宁等，又改陆路，于6月24日（公历1849年5月7日）到家。
马德新从国外游学回来后更是名噪一时，“四方从学之徒，星列云集，可谓盛矣”。此后直到咸丰七年（1857年），大概是马德新从事经堂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他与其弟子马联元一道试行了经堂教育改革，编写了课本，培养了大量的弟子。
“寺中教育，在复初先正以前，多授波斯文之教义及注重性理、字汇等。复初先正鉴于教授之困难，由于课本之不善，乃著《简明字法》、《简明文法》、《礼法捷径》、《礼法启爱》、《修身》、《圣谕要录》、《礼拜真功》、《论理学》以及《历法》、《念法》等，皆浅显使初学易于入门。然后，以《文法大全》、《修词学》、《古兰简注》、《礼法纲要》、《认主学》五种为完成学年之主要学科，以精通此五种学科为一阶段。……再上进则授以《古兰释义》、《理学》、《古兰详解》、波斯注圣谕四十章。后三种为波斯文。致本（即马联元）先正以复初老人所作未备，又著《字法》、《文法》、《修词节要》、《波斯文法》、译注阿文圣谕四十章、《礼法节要》及《天方分信篇》、《四篇要道》、《天方玉柱》、《字谱》……于是阿文、波文深浅各典皆备，各地教长得自由选择其所长而教授生徒；学者亦得由浅渐进以求深造，而无艰深不得门之苦。”
云南的回回经堂教育自马德新和马联元之后，更加规范有序。马德新开创了云南伊斯兰学者教学与经学著述并重之路，避免了陕甘经堂教育重于教学而著述不足；江浙王岱舆、刘智等重于著述而教学不足的缺憾，形成了云南经堂教育深受中文伊斯兰著述的影响、中阿波文并授的地方特色，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马德新一生经学教育与著述并重，不仅著述颇丰，而且桃李满园。经他培养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据说达千余人。他曾影响过云南整整一代或几代回回学子，在他的众多弟子中，知名的有马安礼、马开科、马联元、杜文秀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