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新的译著有下列7类：（1）《宝命真经直解》前5卷，是中国最早的《古兰经》节译本。（2）《纳哈五》、《赛尔夫》、《阿瓦米勒》等是关于阿拉伯语语法的教本。（3）《真诠要录》、《指南要言》、《天方性理注释》是对王岱舆、马注、刘智等先辈学者著作的简介与注释。（4）《尔勒璧春秋》是一部史书。（5）《寰宇述要》、《天方历源》是关于伊斯兰教天文历法的理论著作。（6）《大化总归》虽署马开科为著者，马德新为校订，但该书之主题策划、发凡起例、思想认识无不是马德新起主导作用。马德新《大化总归·序》在谈到写作缘起时说，该书是在《甫苏思》基础上写成的。《四典要会》由《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与《正义考述》四篇组成，各篇完成年代不同，但到咸丰九年（1859年）马安礼作序时已讲道：“书既成，编为一帙，题曰《四典要会》。”此时各篇已全部完成。《道行究竟》、《理学折衷》、《性命宗旨》，《礼法启爱》等，是关于伊斯兰教礼法、教义和哲学理论的著作。（7）《朝觐途记》原文为阿拉伯文，成书年代殊难考证。现知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门人马安礼汉译本，还有方国瑜《朝觐途记概说》及纳国昌注释本。《朝觐途记》以时间为线，简明扼要地记载了马德新历时七年多的朝觐、游历路线、内容及见闻遭遇。
这些译著，有的直接译自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有的用汉文著述，有的是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编著，共40余部。
在1856年云南回民反清起义中，马德新号召滇东南回族穆斯林武装起义，与杜文秀所领导的滇西回民义军遥相呼应，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后为势所迫随马如龙降清，被清政府封为“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但他息影林下，继续专心致志于弘扬伊斯兰文化的著述。1874年，惨遭清廷杀害，终年80岁。
马德新毕生致力于阐扬伊斯兰文化。在“数十年中，学习渊源，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指破生来死去之关头”。在他的代表作《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等著述中，全面阐扬伊斯兰教的教义、修持、教法、礼仪和哲学。他以伊斯兰教的经义为本，引证宋儒的“理”、“气”之说与阴阳、造化，表里、善恶等概念与范畴，反复阐明真主是“化育万世”、“化生万物”的本原，并把宇宙演化分为先天、中天、后天3个不同性质的阶段，认为“先天浑然，故真一开起化之原；中天灿然，故数一立成化之本；后天厘然，故体一顺化化之机。要其化之登终而返始者，皆化化之自然而归本然也”。他补充了王岱舆等先辈学者关于伊斯兰教“后世复生”之说的阙略，并把伊斯兰教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回回理学体系。（王根明）
唐晋徽——辛酉拔贡，吏部官员
唐晋徽（1820？～1900年），字传猷，山东济宁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拔贡，同治年间擢升为吏部员外郎，人称“唐吏部”，为官三十余年。辑录有《清真释疑补辑》一书。
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有关唐晋徽的个人信息犹如漂泊在汪洋中的几片落叶一般若有若无，使我们无法看个仔细。我们之所以确定他出生的日期为1820年左右，其依据是《清真释疑补辑·党凤冈序》中说：“余与甲午春，以直牧需次川省，始获亲炙，见其（唐晋徽）年逾古稀，精神矍铄，纵谈名理，妙论无穷，一日，出是书委序颠末。”党凤冈的序写于光绪二十年，天干地支记作“甲午”，即1894年。这一年，唐晋徽之子唐承烈任署成都府知府（省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长官，从四品衔。），按序中所述“年逾古稀”去推敲，定为1820年左右应该说是很接近了。至于他的卒年的确定则更为准确，《回族人物志（近代）·唐承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避西安。适逢唐承烈丁父忧之际，闻讯后疾速返回，负责内庭供给事宜。”慈禧太后带领光绪皇帝及亲近王公、大臣逃往西安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秋天，而非光绪二十七年秋，但此时唐承烈确实是在陕西任职，他是于光绪二十四年被起用为陕西候补知府的。由于慈禧太后的到来，他不得不在父丧的日子里疾速返回衙门。
唐晋徽的先祖唐qi是明朝初年京畿道监察御史。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唐qi跟随永嘉侯朱祖亮率舟师北上途中，唐qi去世于山东济宁郡，便埋葬于此地，他的子孙们就于此地安家落户了。受祖先的影响，唐qi的后代非常重视教育，举人、贡士、进士辈出，家运昌盛，如：唐qi的十世孙唐宏道，他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考中进士，为官江苏，勤奋从政，又好读书，擅长书法，据说现在济宁、开封的一些清真寺里还保存有他的墨迹。唐氏家族尊师重教，争取进入主流社会的传统同样也体现在唐晋徽之子唐承烈和孙子唐柯三身上，他们分别是贡生和附生。
清朝初年，山东济宁人常志美与表兄李延龄二位经师以济宁为宣教授经之地，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山东学派。该派重视心性之学（即伊斯兰哲学），又强调信仰，能折衷中西学问，自成一体，使山东济宁一度成为国内的教经中心。与此同时，济宁的儒学教育也很发达。唐晋徽从小就生活在伊、儒两种文化交汇的氛围中，虽然，他正式接受的是儒学教育——“吾辈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者本孔孟之书”，但由于受家庭的熏陶和山东学派思想的影响，使他对伊斯兰教也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唐晋徽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拔贡，这是他仕途生涯的起点，这一年，他应该是40岁左右的人了，半辈子人生路上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文献不足故也。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韧性极强的人，顽强的拼搏精神伴随他在科举道路上走过了漫漫长夜。
历经了艰难之后，走上仕途的唐晋徽来到吏部任主事一职。吏部为六部之首，掌管着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然而，因为他是一个回回人，文化上的差异使他感到生存的危机，为了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他在说话和写文章时，小心谨慎，尽量同大家的意见保持一致，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磨合，他和同事们的关系基本融洽了。
个人的遭遇也可能是回回民族的遭遇，个人的幸福不等于回回民族的幸福，要振兴整个民族，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唐晋徽继承了回族先辈们的传统，坚持回儒对话，这就是他倾注毕生之精力，辑录《清真释疑补辑》的原因所在。
清乾隆年间，金天柱所著的《清真释疑》的书板在道光年间被战火烧毁了，但《清真释疑》一书仍然在民间流传，山东的同教人采用《清真释疑》问答式的写作体例，针对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书面解答，并使用久负盛名的“清真释疑”一词为书名，唐晋徽最早拿到的就是这样的本子。
咸丰十一年（1861年），唐晋徽被保送入京，随之将此本子携带北上，其目的是寻求同教人对书稿的内容做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可令他失望的是“本教读书人少”，只有他的山东老乡马符斋侍御对书稿仅做了部分修改就去世了。此后，从天津来的冯雨滨教习愿加点窜，但他也没有完成修改工作，急赴河南任知县，不久也去世了。在以后的数年里，唐晋徽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志同道合者出现，可等来的却是一个骗子，将书稿拿去后杳无音讯，他愧悔、他自责、他四处寻找。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秋天，天津的穆瀛仙来北京参加乡试，将自己从冯雨滨处抄录的书稿带来，唐晋徽喜出望外，立即校勘。第二年春天，全国各地的举人聚集北京会考，机会难得，唐晋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请举人们一起参编此书，其中，马敬斋以号率真子对该书稿作了点评。到了光绪初年，河南籍的龚匠山教习又向书内增补了人物部分，至此，《清真释疑补辑》书稿才算初步完成。
《清真释疑补辑》定稿后，唐晋徽一边为公事忙碌，一边操持着书稿的后续工作，他又找了王德邻、丁复斋二人，将整部书稿誊清，接下来是刻板印刷阶段，高昂的费用使他一筹莫展。记名提督左宝贵“生平好义，刊刻善书不一而足”，在他的全力资助下，《清真释疑补辑》终于于光绪七年（1881年）刊刻问世了，唐晋徽为之写了初序和跋，为这次刊刻作序的还有云南举人马安礼、河北举人许文镛、河南举人龚匠山。这次刊刻究竟印刷了多少册，没有记录，仅就书后附登的“印书衔名”记，共印送了450册，估计总共不会超过1000册。
三年后，也就是光绪十年（1884年），年过60岁的唐晋徽携带着《清真释疑补辑》来到时任候补道特授宁远府正堂的唐承烈处休养，遇钦加道衔升用知府前知贵州普定县事成都人马中龙。马中龙阅读后认为：“（此书）发明回教所以不同之理与儒教实相表里，俾览者了然于目，豁然于心，向之鄙夷而诧异者，今乃知有至理存于其中，而不敢存菲薄之意矣。”马中龙对此书爱不释手，决定多印刷一些供人们参阅。由于书的原版保存在北京，便与同教志士商议重刻，唐晋徽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提出为重刻版捐赠银两。于是，重刻版的《清真释疑补辑》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成都顺利问世，版藏在成都清真寺内。
光绪十一年后，关于唐晋徽的信息有三条：一条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给《清真释疑补辑》写了一篇《重跋》，文中提到他“大病卧床”的一些情况；另一条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族官员党凤冈在四川遇见唐晋徽，二人谈话投机，当年，党凤冈受委托为《清真释疑补辑》撰写了一篇序文；还有一条也说的是光绪二十年的事：经左宝贵捐资重修了山东平邑县地方镇清真寺，竣工立碑，70多岁高龄的唐晋徽受托题写了碑题，碑记的落款记有“诰封通奉大夫二品封典吏部员外郎辛酉科拔贡晋徽唐传猷敬题”字样。
唐晋徽秉承家传，以科举起家为官30余年，工作踏实，廉洁奉公，是公职人员的楷模。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史料称为“著名回族书法家”。尤其是在辑录《清真释疑补辑》的过程中，唐晋徽起到了重大作用，他穿针引线，博采众论，坚持20余年，也就是说，该书的编撰积累过程，伴随了他的整个仕宦生涯，除了言之凿凿的两跋一序外，10多万字的编著内容无不反映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海正忠）
王宽——改革学制，兴教强国
王宽（1848～1919年），字浩然，北京人，他出生于伊斯兰经学世家，幼年因为聪颖为其叔祖王守谦所钟爱。王守谦知识渊博，精通经学，被称为“北方经学泰斗”，他出门讲学传经，总把王宽带在身边，以各种方式培养他。王宽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之后，投师于沧州名师刘辑五门下，系统地学习经学知识。在刘阿訇的指导下，王宽博览了伊斯兰教的经籍，潜心研究伊斯兰经典精深的哲理，成为饱学通经之士。
王宽学成后，回到北京，在牛街礼拜寺任阿訇。王宽经学根底扎实，讲解义理明晰，深入浅出，同时对生徒要求非常严格，不准有丝毫懈怠。严师出高徒，王宽培养出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经师和学者，如达浦生、马德宝等。
王宽阿訇爱教，并立志兴教，可是，他所处的清朝末年国势衰败，外侮不断，广大伊斯兰教信众饱受苦难。如此情势，何谈振兴伊斯兰教。
1905年，王宽携弟子马德宝赴麦加朝觐，足迹遍及埃及、土耳其、沙特等伊斯兰教诸国，曾受到土耳其国王哈米德接见。哈米德国王赠给他1000多卷经书，还派了两名经师随他到中国，传授经文的读法。在上述各国，王宽除了留意在经学方面扩大见闻增进知识外，还注意观察了解各国社会状况，把眼界放宽到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领域。他看到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受制于欧洲人，与中国有相似之处。欧洲人在文化科学知识方面远远领先是控制他国，奴役其民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认为只有提高自身的智能，才能与欧人抗衡。能够获得这样的认识，可以说是他此次出国最大的收获。
1907年，王宽回到国内，便倾全力改良教育，创办新式学校。20世纪初，清朝政府虽然在废除科举后办了不少学堂，但是上学的都是富家豪右子弟，平民百姓无力供养子女上学，普通回民子弟上学更难。王宽办学，则首先面向回族普通民众，并且改变过去经堂教育个别传授的教育方法、专攻经义的教学内容和局限于培养教职人员的教育目标，增设了文化科学课程，着眼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1907年，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内创办“回教师范学堂”，向原来接受经堂教育的学员提供新式教育，以培养回民教育的师资，教务由他的弟子达浦生主持。第二年，又在礼拜寺后院办起了“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请来马邻冀担任学校监督，此后又相继创建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小学。所谓“两等”，即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七年一贯。初小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格致（自然常识）、体育、图画、手工、音乐等；高小增设历史、地理、几何、代数等，另有阿拉伯语。课程设置与现在小学很接近，从传统的经堂教育到新式学校教育，是从认识到实践的一大跨越。
办学一切靠自己，自然不是容易事，聘教师、建校舍、置设备，除劳神费力外，还需要耗费不少资金。为了办学，王宽用尽了个人全部资产，有一次，要给教师发放薪水了，可是账房里已是捉襟见肘，王宽在家里搜寻了半天，也未找到一件值钱的东西可当可卖，最后只好把一条扎腿的带子拿到当铺去质钱。当铺老板平时就敬慕王宽的人品，又得知他典当东西是为了公益事业，便收下这件轻微的质押品，当给他白银50两。小物当重金，二人同行义，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王宽创办清真小学，发展回族新式教育，深得北京回族群众的赞许，他们曾联名向王宽赠送一块匾，上题“敬教劝学”四个大字，并记述王宽创办学校的经过。此匾悬挂于清真小学，可见王宽此举是符合回族群众心愿的。后来，王宽出任过上海、南京、开封、呼和浩特等地清真寺教长，他在上述地方讲经宣教时，都一再强调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的鼓励和带动下，穆斯林筹资办学在许多地区都形成了风气，这对于改变长期以来，回回民族念经的人多，念书的人少，文化水平偏低的状况有很大作用。当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评价王宽办学业绩时说：“这是中国回教徒第—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这场文化运动，不仅对回族，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觉醒，都有重要意义。
王宽创办新式学校，从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都突破了以往经堂教育的局限，符合时代的要求。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眼界开阔，目标明确，既爱教又爱国，深知兴教必先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