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八年（1669年），他看到吴三桂在云南的各种活动，预料云南将大乱，就离开云南，取道贵州，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最后到达北京。京城的宗人府掌印亲王把他请到府中谈论兵法及天文，宗王很赞同他提出的观点，把他留在府中，待为上宾。可对于仕途，马注没有任何兴趣。他专心于教学与写作，不问政事，教授的弟子与日俱增。
在北京期间，马注接触到穆斯林各界知名人士，并与这些人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这些经师的影响下，他对伊斯兰教经典、教义的兴趣愈发浓厚起来。随着对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学习的深入，马注逐步地意识到自己应该为弘扬伊斯兰教而奋斗，并思考自己如何以一己之微，以解伊斯兰教式微局面，摆脱回族当时受歧视，受压迫的处境。王岱舆“以儒诠经”的成功经验给他很大的启发。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清，西南大乱，当时曾有人想委任他在讨吴的清军中作参谋的副手，他当即婉言谢绝。此时，他已经开始研究伊斯兰教经典，着意于译著《清真指南》。
马注也希望通过献书，请康熙皇帝御揽，以增加其对伊斯兰的好感，进而达到“阐扬正教”的目的，并改变回族的不利处境。他一生曾多次试图献书，但均告失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书《请褒表》，希望康熙帝能按照封孔子的旧例，比照宋、元、明历朝对其祖上穆罕默德、赛典赤进行褒扬。这一愿望一直没有能如实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元旦，历经十年，马注完成了集其心血与智慧的专著《清真指南》一书的主要部分。作者采用问答、推理、论述等方式，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正面阐述伊斯兰教义、教法要旨。此书虽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可他对于儒家文化的态度不同于一般儒士，对于儒家文化他既有认同、借用的地方，也有批判的地方。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西南战事已经平息。同年九月，马注带着妻儿回云南。可马注并不急于直接回家，他离开北京，先取道山东，到了江苏、浙江，过了安徽、湖北，又北入河南，绕道陕西，南下四川，1687年冬，他返回云南，结束了他二十年的飘零生活。
马注在回家途中就花去了数年的时间。期间，他游历各大清真寺，结交了李延龄、王兴文、马廷瑞、古之瓒、皇甫经、舍起云、刘三杰、袁汝琦、马之骐、郑之璧、郑士昌、蔡鹤鸣和保天佐等穆斯林经师、名人，与他们谈经论道，并拿着《清真指南》随时向人请教、校订。刘三杰、马之骐及古之瓒等人对《清真指南》进行认真的阅读，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山东的马延龄，南京的马之骐、刘三杰、袁汝琦，湖南的皇甫经，广陵的古之瓒，陕西的舍起云等人，见到《清真指南》一书后，纷纷咏诗相赠。在西安，他带领全家拜谒了咸阳王陵。在途中他也进行了短暂的教学活动。
马注回到云南后，组织本族修谱，同时，他继续《清真指南》的增补工作，又持续了十来年，终于定稿。《清真指南》共有十卷。卷一不是书的正文，主要是序说。卷二到卷八为主要内容。对天人性命之学、穆斯林修身之道以及对当时穆斯林社会的具体问题进行解答。卷九、卷十主要是附录。《清真指南》自有了初稿，直到最后的定稿，前后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这耗费了马注大部分精力。它是马注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是自王岱舆所著《正教真诠》以来，系统且全面地阐述伊斯兰教义及理论的汉文著作，影响广泛。
马注回乡后，并未在家乡留居，而是往来于云南回族聚居区域，在这往来之间他把自己的《清真指南》送给云南各地的穆斯林，《清真指南》开始在云南流传。他仍开学收受弟子，主要在清真寺里进行。他以圣裔身份以及其丰富的伊斯兰教知识、阿文、波斯文知识，得到各地穆斯林的认同。他也一直非常关心昆明褒奖赛典赤功绩的几处建筑的重建工作，积极奔走于昆明、永昌之间，终于将其重建。马注回滇以后，就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云南武定府发生宣传“新教”事件，马注才再次出面处理此事。晚年，他在宏传教义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的一生，最后“坐困家愁”，忧郁辞世。
马注一生始终致力于阐扬、维护伊斯兰教，几次试图为康熙皇帝讲解伊斯兰，并以《清真指南》一书来阐发伊斯兰要义，以及自己对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存在着“道义相同”的思想，流露出一种迫切希望伊斯兰教在中国能够得到主流文化认同的感情。他的这种努力虽然没有在当时达到预期的目的，却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并为伊斯兰教在回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金贵）
刘智——一代学者，流芳千古
刘智（1669～1735年），字介廉，别号一斋，系清代江宁府（今南京）上元人。出生于伊斯兰经学世家，为康熙、雍正时期著名的回族学者。
刘智的父亲名汉英，字三杰，是明末清初有名的伊斯兰经师，颇怀大志，刘智少时受父影响，博览群书。刘三杰曾帮助同时代的回族学者马注校订《清真指南》并为之赠诗，著有《清真教说》，民间广泛流传的《回回原来》据说也是他的著作。刘智在著述中多次提及其父，如在《天方典礼·自序》中说：“愚承先君子志，译《天方礼法》书讫……先君子念礼法之不明，尝役志于斯矣，志未遂而身往。小子不敏，敢云继志，就予所学而述焉。”文中的“先君子”是刘智对父亲的敬称，他说他的父亲认为礼法不明，曾经将志向放在了这方面，志愿未遂就去世了。他继承父亲的遗愿，尽自己的能力翻译、著述。在《天方性理·自序》中又说：“智少从先君子汉英公趋庭问学，即好泛览群书。”说明刘智的父亲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之后，刘智师从袁汝琦和马伯良。12岁在南京武学园清真寺（现不存）随袁汝琦习经。袁汝琦，字懋昭，金陵（今南京）卢妃巷人，是清康熙年间著名回族经师，生卒年月不详。其父袁盛之为胡登洲五传弟子，《经学系传谱》有记载。《天方性理·序》中言刘智“幼从余游”。马伯良，字忠卿，今山东济宁人，《经学系传谱》说他是常志美和李永寿两位著名经师的共同弟子，著有《教款捷要》和《寰宇谟民》两本书。
在南京城西，有一座清凉山，刘智在这里的扫叶楼中闭门读书、著书立说，也正是在这里，坚定了刘智译注伊斯兰经典的信念。当时刘智“键户清凉山中，十经寒暑，翻阅既多，著作益富。见中华、天方之人两相遇，而不能两相通，因慨然曰：‘译其文而解其义，俾中外翕然同风，是殆余之责也夫？！’”
然而，志高则难群，著书立说，又非易事。“著书岂易易哉！尤有难者，生无同志，业无同事，即族属亲友且以予不治生产为不祥……人心之反复，世道之崎岖，尘纷之抢攘，毁誉之凌渎，日无宁晷，心无宁刻。”刘智的老师袁汝琦说刘智“居喜僻，交寡俦，故邑不闻其人，乡里不知其学，戚友皆不识其所作做，至于家庭骨肉，厌其不治生产，日以为不祥，而介廉弗愠，亦弗顾，澹如也，蜜蜜也。”刘智就是这样一个落落难合之人。
僻后俦寡的刘智却在读书中拾取了无限的乐趣，他“八年膏晷，而儒者之经史子集及杂家之书阅遍。又六年读天方经；又三年阅释藏竟。又一年阅道藏竟，道藏尤物也。继而阅西洋书—百三十七种，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其读书之丰富，大概古今能望其项背者不会很多。
刘智在《天方性理·自序》中讲：“智也，固学天方之学者也。”王泽弘《天方性理·序》中亦讲“然刘子、马子世其家学”。“家学”即经学，刘智出生于经学世家，他自幼就随其父学经，从而打下了坚实的阿拉伯文基础，掌握了基本的伊斯兰教知识，当时“即好泛览群书”，因而培养了浓厚的求知兴趣。他的父亲大概在他15岁之前就已去世，之后，他跟从袁汝琦学习了一段时间，15岁后，始发奋自学，一发而不可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智读书很多，路也走得很多，“忆自初学以至于今四十余年，览遍诸家，读书万卷，天下名都胜迹游历过半，虽车尘驴背未尝废吟哦”。
刘智的一生当中，游京师，谒孔林，当是其游历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两件事。
清朝的京师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汇聚了天下百官和文人墨客，也是刘智向往之地。他在《天方典礼·例言》中讲：“丙戌岁，子游京师。”时间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至四十七年（1708年）。
刘智在京会见的人中，有回回马秋田，通过马秋田，刘智又得以求礼部尚书王泽弘为之作了《天方性理·序》。康熙四十七年，兵部侍郎鹿祐为《天方礼经》（《天方典礼》）写序；刘智还通过俞晦阳求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元正作的《天方性理·书序》。
康熙四十八年，刘智回到南京。这年，山阳杨斐荨在《天方典礼·序》中曾讲道：刘智的此次京师之行，就是为了征求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对他的著作的看法。
在中国旧知识分子中，由读圣贤书，而拜谒孔林，似乎理所当然，刘智这位回回学者也是如此。刘智《著书述》说：“庚子冬，赴兖府马公召，谒孔陵，有感而归。明年辛丑二月，寓三山市肆，甫译《天方至圣实录》。”“庚子冬”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冬，这一年他应邀赴山东曲阜，拜谒了孔林，确所感悟，遂有译著《天方至圣实录》之志。
关于其他游历情况，刘智在《著书述》中自述道：向北，“历齐鲁，走都门，就正朝绅先达”。即指京师之行；向西，“由襄楚入西秦，访求宿学遗经”，即由今湖北入陕西，陕西为回回经堂教育的发祥地；向东和南，“过吴门，游武林。越会稽，抵粤东，考文问字，阅胡氏天禄阁藏书，得未曾有”；又“由天童，至大嵩珠山观海，大畅所游”。
据《著书述》所记，刘智一生“著书数百卷”，但他的主要代表作是三部：《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典礼》者，明教之书也；《性理》者，明道之书也；今复著《至圣录》，以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盖三书者，三而一者也，履阶而登，升堂入室，其庶几矣。”白寿彝先生评价道：“《性理》是讲伊斯兰的基本理论，《典礼》是讲伊斯兰的典礼仪节，《实录》是讲伊斯兰倡兴的历史。这三书，真可以得当‘体大思精’四字”。（《中国回教小史》，第76页）
《天方性理》的确是最能体现刘智非凡功力的代表作。刘智在《自序》中讲道：该书“凡五章。首言大世界理象显著之序，以及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生之故；次言小世界身性显著之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末章言总合大小世界分合之妙理，浑化之精义，而归竞于一真”。简言之，就是：首章言天，次章言人，末章言天人合一。
《天方性理》又分为“本经”、“图”和“说”三部分。“本经”系精选、摘详自《勒瓦一合》（译名《昭微经》）、＜额吏尔＞（《费隐经》）、《默格索德》（《研真经》）、《密迩索德》＜《道行推原经》＞、《默瓦吉福》（《格致全经》）和《特福西尔噶最》（或《特福西尔咱吸堤》，译名《真经注》）等六大部经，这是当时回教言“理”之经中，最基本的六部。《本经》篇幅很短，纯字数为196l字，然而，这却是一部翻译的经典之作。它不仅集诸经为—经，体系完备，结构顺畅，准确、精炼地表达了原经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它以儒语传天方之经义，行文规范，四字一句，对仗工整，这样的翻译之作，是古今不多见的，非精通伊、儒之学问，拥有娴熟的文字功夫者，不能为也。“图”为“因经立图，以著经之理”。“说”为“因图立说，以传图之义。”全书可谓图文并茂，章法独到。
《性理·本经》清代就有一注释本，名《纂译天方性理本注释》，注释者为清代山东清源（应为“清渊”，即临清州）人士黑鸣凤。《本经》还有一阿拉伯文译本，名《舍勒哈·来塔伊夫》，译注者为云南玉溪著名经师马联元。该书约于1902年在印度鲁克脑北部的康布尔刊印，此时，马联元已于1895年在孟买去世，享年54岁。1982年，这部阿拉伯文译注又被云南学者阮斌译为中文，名《天方性理本经注释》。
《天方性理》成书不晚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天方典礼》—书按袁汝琦说法，其成书当在《天方性理》之后，但不会晚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刘智说：“是书（《天方典礼》）也。始著立教之原；中述为教之事，天道五功，人伦五典，穷理尽性之学，修齐治平之训，以及日用、寻常、居处、服食之类，皆略述大概；而以婚姻、丧葬终焉。”即《天方典礼》一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伊斯兰教的来源，第二部分讲伊斯兰教的礼仪制度，第三部分讲伊斯兰教对穆斯林婚丧事务的规定。
清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天方典礼》被收入存目中，提要称刘智“习儒书，援经义，文颇雅赡”。民国初，南京出版《金陵丛书》，亦收《典礼》而存入丙集。
刘智的《著书述》，把《天方至圣实录》的写作经过和成书年代讲的最为清楚。该书已是刘智晚年之作，完成于雍正二年（1724年），首刊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该书以波斯文（法尔西文）《忒尔准墨》（汉译名《天方至圣录》）为蓝本，复增补以“群说”；以纲目为体例。傅统先说刘智“晚年始作《至圣实录年谱》一书，博采天方群籍，胪列穆圣生平事迹，颇仿《紫阳纲目》之例，年经事纬。”《天方至圣实录》基本上是一部有关穆罕默德圣人生平的人物传记。
刘智一生著译数百卷，刊行仅十数种。传世的除了上述著作外，还有《五功释义》、《真境昭微》、《天方三字经》、《天方字母解义》、《五更月》等。（王根明孙振玉）
金天柱——翰林教习，《清真释疑》
金天柱（1690～1765年），字北高，江苏江宁（今南京）人。生于穆斯林世家，家庭条件优越，从小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和儒家书籍，知识面广，视野开阔。雍正四年（1726年），金天柱36岁，“因祭扫父墓入都，适逢前任馆卿许出示招考收录”，从此，他“任翰林院四译馆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