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给陈经畲带来了希望，这时，他虽年逾花甲，但仍壮心不已。1946年初，他回到阔别八载的创业基地汉口，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恢复他创立的事业中去。然而，尽管陈经畲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终因国民党与人民争夺胜利果实，并准备发动内战，造成通货膨胀，民不聊生，陈经畲的种种努力都又化成了泡影。
就在陈经畲感到前途渺茫时，他的长子陈隆遇放在他枕下的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像一盏明灯，使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看清了脚下一条崭新的道路，从此，他便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4月，在武汉守敌弃城南逃，解放大军还未进城时，昔日繁华的江汉路上行人寥寥，然而，早已闭店多日的义顺成百货店却意外地敞开大门，货架上摆满商品，迎接解放大军进城。
武汉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开展了工商界的工作，组织武汉工商联参观团赴上海访问，陈经畲任团长，这是他在新制度下的首次社会活动。
从上海归来后，他又作为华中地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他见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虽经历不同，却有一个共同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陈经畲与他们一起庄严地举手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他又参加了终生难忘的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在雄壮的国歌乐曲声中，注视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广场上响起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时，站在观礼台上的陈经畲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参加开国大典回来后，他被推举为工商联筹委会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又任命他为财经委员会委员。1950年，陈经畲被任命为武汉市副市长。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担任了中南民委、国家民委的副主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从地方到中央都有职务。他还接待了许多亚非伊斯兰教国家的客人。更为荣幸的是，他以中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非会议。
1957年，他被任命为湖北省副省长。
1965年，陈经畲不幸身患肺癌，1967年5月26日，这位老人带着对外界刚刚发生的“史无前例”事件的困惑归真了，在一片“打倒”声中，他的丧事只能草草了事。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湖北省和武汉市为他召开了追悼会，除党政领导外，还有50多位孤儿院的孤儿参加，他们有的已是将军、学者和不同领导岗位的干部，他们以无限的感激之情，缅怀自己的老院长。（董凤鼎）
丁德山——潜心经营，“东来顺”成
丁德山（生卒年月不详），号子清，河北沧县人。从1903年起，丁氏兄弟在北京东安市场卖豆汁，到1919年挂出“东来顺羊肉馆”招牌，惨淡经营中使“东来顺”涮羊肉成了京城名吃，岁月沧桑写出丁德山的艰辛创业史。丁德山兄弟3人，他排行老大，原居东直门外。他从小带领二兄弟沿街叫卖，贩过黄土，以后经营小吃。1903年，丁德山看到东安市场摆了很多小摊，便向亲友借了一辆手推小车、木案、板凳等，在空地上摆了一个小摊，卖豆汁和荞麦面拍糕。他把小摊拾掇得很干净，而且笑脸迎人，碰到太监路过，还要请他们赏脸，白喝一碗豆汁。3年以后，丁德山通过太监，得到地方官许可，在原摊地上盖了一个小棚，起名“东来顺粥棚”。他又在东直门外典种二亩菜园，由他母亲和妻子种菜，经常从地里摘新鲜蔬菜送到粥棚，他们的原料又新鲜又便宜。就在粥棚日益红火的时候，1912年2月29日晚上，袁世凯制造了“北京兵变”，纵兵烧杀抢掠，粥棚被焚毁。丁德山面对废墟，没有灰心，他央求广兴木厂张老板，借来一些木料和工钱，在原址建了几间瓦房。回民手里两把刀，不卖羊肉卖切糕。丁德山心里明白，要干下去就必须扩大经营，广开门路。他把全家拢在一起，增加爆、烤、涮项目，把幌子换成“东来顺羊肉馆”，人手不足，收了几个徒弟。靠着自己的头脑活、善经营的优势，小店日渐火爆，“东从1914年起，丁德山已主营涮羊肉，并创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经营之道。生意做大以后，羊肉货源成了主要问题。丁德山先在东门外买了不少地，租予佃农。每年秋天，又在马甸羊店整批买羊交给佃农饲养，只付出少量饲料钱。到了冬天，羊都喂肥了，他又亲自加工屠宰。把最肥美的后腿和上胸等部分留作自用，其余的卖给羊肉铺。选料、加工都是自己干，确保了“东来顺”肉鲜肉嫩，选料上乘。后来，每季平均卖羊肉10万斤以上。同时养殖、加工、销售，低进高出也使丁德山赚进差价可观的利润。“东来顺”的涮羊肉，不仅选料精致，还有一大特色，就是肉片切得薄。当时，前门外正阳楼有家涮羊肉很出名，由于切肉师傅手段高明，能把羊肉的皮筋、骨渣、肉头剔除净尽，肉片切得薄，下沸水一烫即熟，鲜嫩可口。丁德山亲自去当食客，并和掌刀师傅交上朋友。又不惜重金聘请他来店当帮工，带徒弟，这样，他们的刀工技术学到了。丁德山为了宣扬自己的刀工技术，故意叫掌刀师傅在街上设案，现场操作表演。娴熟的刀工，上乘的选料，招来了层层看客和食客，许多达官显贵也频频光顾“东来顾”，生意十分红火。“东来顺”涮羊肉所用佐料也很讲究、独到。据说，丁德山买通宫中大监，得到“千叟宴”的佐料加
工秘方，便自己开酱园制作。如腌韭菜花，要加入适量的酸梨，使之味道酸、咸、甜可口；腌制糖蒜，要精选6瓣大蒜，去皮、水洗、装坛3个月方能启口使用；做酱油是夏天把黄酱经太阳暴晒，把流出的油收集起来，加入适量的甘草、桂皮和冰糖，再经炮制，成为独特的“东来顺”的酱油。
在“东来顺”，丁德山每年都要“修灶”，在“修灶”前贴出告示：“因本店修灶，停业3天。”其实，这是丁德山故弄玄虚的招术。因为在“修灶”的前几天，他嘱咐伙计，把最好的肉，最上乘的料，不惜血本地投进去。就在食客们如痴如迷地品尝美味佳肴时，“东来顺”停业了，开始“修灶”。食客们转向其他羊肉馆，怎么也尝不到“东来顺”那样的佳味，对“东来顺”重新开门渴不可耐。果然，3天后“修灶”结束，食客们蜂拥而至，天天爆满。
涮羊肉是季节性食品，到了夏季，生意清淡。可丁德山却经营应时小吃，如杏仁豆腐，豌豆黄，各色水果和冰淇淋等。春节前后，虽是涮羊肉旺季，但他们仍不失时机地做“元宵”出售。只要有钱可赚，无不经营，使生意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由于丁德山经营有道，“东来顺”日益兴旺，资金积累也渐惭雄厚。1928年，他买下了现在的东部北楼，建成了3层楼房。1930年，他又向一太监买了临近一块地皮，扩建了东楼南部，3楼上下，可容顾客500人。他又引进了元兴堂、东兴楼的管理方法，开始经营大型饭店。
全国解放后，“东来顺”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1955年实行公私合营。国家在原料供应等方面，按“特需”保证优等供应。使涮羊肉这一特色食品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时至今天，“东来顺”已在全国各大城市设分店数百家，涮羊肉成了全国人民的家中美味。
“东来顺”的涮羊肉，成了京城一绝，我们国家领导人多次在那里宴请外宾。当外国友人看到薄如纸片的羊肉，放在瓷盘里，透明见花，就像精美绝伦的工艺品，都赞不绝口。随着改革开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到“东来顺”光顾的外国人日益增多，许多外国元首、夫人和大使都以到“东来顺”一顾为荣。
丁德山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并且热心穆斯林的公益事业。虽然他饱受旧社会欺凌之苦，备尝创业之艰辛，但他不忘根本，先后在北京和长春赞助修建清真寺四五处，捐款数万之巨，深受回族同胞赞许。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东来顺”焕发了青春，以独特的品味、周到的服务，接待四方来客，使这块金字招牌更加灿烂夺目。（李炳君）
马辅臣——西北大亨，实业报国
马辅臣（1897～1969年），原名马佐，出生于甘肃省临夏漠泥沟。他是一名爱国进步人士，解放前是西北地区工商界重要人物，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工商业部副部长，后又调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马辅臣生在穷乡僻壤，家境贫困，幼年丧母，继母严厉刻薄，马辅臣常遭虐待。由于生活困难，家庭不和，马辅臣13岁就赶上一头毛驴离开家乡，往来于甘南拉卜椤与河州之间，有时替人驮运货物，有时贩运布匹茶叶，开始了经商生涯。解放前，甘、青地区将这种行业叫“驮脚”，从事这种行业的人被称为“脚户”或“脚户哥”。在那个时代，一个穷脚户要想发大财、成大事，那简直是难于上青天。所以，当时他只是挑起压在自己肩上的生活重担，在谋生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地奔忙着。
1921年，马辅臣的舅父马麒晋升为西宁总兵，数年后，又改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等要职，掌握了青海军政大权。马麒当时以兴办地方实业为名，包揽青海盐务，并特委其外甥马辅臣经办。从此，马辅臣结束了自己独自行商的生涯，开始投身到地方官商势力之中。他以茶卡盐场为中心，包揽产、运、销业务，并在湟源、西宁等处开设盐店，沿途设立督运站、查验卡，承包湟源盐局盐税，将青海所有盐的开采、运销、征税等业务统由他独家经营，成了当时西北最大的盐商。
1918年，马辅臣又担任了马麒所统率的宁海军矿务营管带（营长），直接掌握一支武装力量，往来于各处金场、盐场，稽查关卡税务，人称为“矿务大人”。
随着马辅臣的发迹，他的家庭也随之鼎盛起来。马辅臣的二弟马侯臣，被称为矿务二大人。二弟精通阿文，一般称尕阿訇，是马果园的十大弟子之一，解放前曾当过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教长。三弟夭折，四弟马玉臣，五弟马世臣，六弟马俊臣等从事商业活动。五弟马世臣曾任过甘肃省和政县县长，后辞去官职，也跻身于工商界，筹办建兰公司，成为主要经纪人。
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甘青地区，第二年宁海军被国民军改编，马辅臣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9军第26师骑兵第9旅17团团长。中原战事爆发不久，马辅臣所部奉令由青海开出，转战于察、绥一带。1928年，冯部失败后返回青海，这时，青海已建省。1931年8月，马麟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马辅臣仍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协助马麒家族办矿务、盐务。那时，青海的铝、锌、锡等矿藏没有大量开采冶炼的能力，工商业以羊毛、皮革、药材、青盐等为主。马辅臣由于有官方支持，打着官方旗号，所以人称他为“官商”。
那时办盐务主要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盐场附近的少数民族人民多半从事牧业，他们所需要的青稞必须从西宁和农业区运进。广大牧民将青盐用牦牛、骆驼或马骡源源不断地驮至西宁。盐商用一升青稞可换进一升青盐，看起来是等价交换，其实粮价收进时压得低，这样青盐收进的价不高，但出售的价随便提高，一进一出，牟取大量利润。马辅臣就这样一天天发起来了，他的生意商号远至京津，一时钱多位尊，名闻西北。
1937年，他担任青海省榷运局局长后，又与茶卡盐池订立合同，自备大车200辆，承揽茶卡盐池到西宁再转运兰州的官盐转运全部业务。专运专卖，排挤了不少资金少、又无政治背景的小户盐商。
马辅臣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之后，逐渐与其舅马麒家族势力脱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他在西宁周家泉设骆驼场、货场，将茶叶、布匹、青稞运往牧区，又将牧区的货物运到西宁，再由西宁运往省外。骆驼跑河套远到包头。在天津开设了德义司商栈，将大宗的羊毛、皮货等运往天津等大码头和港口向外商销售。在西北，火柴、木材是他经营的重要项目。1940年后，他在兰州又开办了汽车厂，主要跑甘、凉、西宁一带，搞短途运输。后来，还在临夏筹办了一个发电厂。
到20世纪40年代，马辅臣已拥有百万家财，除拥有几座工厂、10多辆汽车外，还有好几处田庄和几百亩良田以及成群的牦牛和骆驼。当时，甘青两省的老百姓就说：“马步芳的权，马矿务的钱。”据估计，解放前马辅臣在工商业方面的流动资金达100万元（银币），加上房产、土地、磨房及其他家产，总计在150万元（银币）以上。
马辅臣与马步芳家族同里，而且有近亲之交，二人系姑表弟兄。
马步芳独揽青海军政大权后，特别是成立德海商号及湟中实业有限公司后，开始在工商业方面配备了自己的一套人马，多方面限制马辅臣在工商业方面的活动。马辅臣自知难以对付，于是在许多方面作了让步，工商活动的重心开始隧步转向甘肃的兰州、临夏地区及其他省市。
马辅臣受马步芳排挤后，大部分时间避居临夏老家，其间，他曾捐资在临夏堡子修建了完全小学一所，又先后在西宁、湟源、临夏等地为穆斯林修建清真寺六七座，并在交通不便之地花钱修筑短距公路，架设小型桥梁，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好评。
马辅臣虔诚信仰伊斯兰教，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两次去麦加朝觐，最后一次还携带妻子、儿子一同去游览伊斯兰教的发祥地。两次出国朝觐，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对新鲜事物有了接触，思想由保守转向开放。这一阶段他的商运事业最为隆盛，远及西藏、印度，外货运进后内销，地方特产运出去外销，羊毛等在天津卖给外商，运往英美。
1949年秋，蒋家王朝气息奄奄，军心涣散，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挺进大西北。马步芳看到大势已去，在兰州失守后，从西宁带少数亲信和眷属仓皇外逃。这时，马辅臣也携眷避至湟中上五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经临夏西乡进循化，再渡黄河西上时，西宁商会和地方绅土组成临时维持会，推选马辅臣等人组成代表团，赴循化迎接解放军。回到西宁后，马辅臣向王震司令员及军首长贺炳炎、廖汉生详细介绍了青海地势及散兵活动情况。
青海解放不久，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这时，马辅臣按照王震司令员的指示，致书族侄马呈样，劝其迷途知返，和平起义。同时，有关方面还组织马辅臣、马振武、马全钦等多人为使团，随同解放军赴新疆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为争取骑五军中的青海官兵做了不少工作。从新疆回青后，他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有了进一步认识，积极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
1950年，马辅臣被任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工商业部副部长，后又调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作为一个开明的资本家，在解放初期，他还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在那一阶段，他在临夏投资兴办了发电厂、糖厂、养蜂厂。电厂公私合营后成为临夏地区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辅臣在担任青海省副主席期间，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俭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拥护中国共产党，为青海各民族的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为青海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