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喇沙（？～1328年），他是元代中期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他“柄国数年”，几乎垄断了泰定朝政治，影响深远。倒喇沙实际上成为元朝回回人的最后一个执实权者，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标志着元朝回回权势的终结。事实上元朝之后，再也没有能“柄国数年”的回回人了。
倒喇沙曾任中书平章政事、中书左丞相，加开府仪同三司。元时以右为上，名义上其地位次于右丞相，但实际上权势一直在右丞相之上。史载右丞相塔失铁木耳也曾不得不阿附倒喇沙。倒喇沙牢牢地控制了中央政权，这不能不引起其他蒙古贵族的嫉恨，在中央权力的斗争中，倒喇沙也曾一度被降为御史大夫（泰定二年十月，仅43天又官复原职）。
倒喇沙主要政治活动可归纳为：
第一，夺取政治权力。
元英宗时期的1320——1323年，倒喇沙为漠北晋王府内史（相当于王府总管）。英宗主张“新政”，推行“汉法”，重用儒臣、汉人，取消了回回人自元初以来取得的一系列特权，回回人无一任职中书省。倒喇沙积极活动联络回回人，企图恢复回回人的政治地位。他派遣儿子哈散到大都（今北京）入宿卫，刺探朝廷机密，等待时机。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初二日，铁失等发动了“南坡之变”，英宗、拜住被杀，晋王也孙铁木儿被拥立为帝，称泰定皇帝。倒喇沙因拥立有功，于泰定皇帝上台的第二天便被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3个月后，他又升为左丞相。从此，倒喇沙获得了高官厚禄，掌握了泰定朝中央实权。
泰定元年六月，恢复了英宗时被毁的上都回回寺，同时又在大同路建设礼拜寺，并给钞四万锭。泰定元年十一月，“免也里可温、答失蛮差役”，回回教士得到优待。在政治上，倒喇沙也多重用、庇护回回人，泰定朝的中央官员中回回人增加，其政治势力达到了历史顶峰。
第二，继续推行“新政”。
英宗“新政”推行“汉法”触动了部分蒙古守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不满，最后终于被杀。但“汉法”统治汉地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倒喇沙掌权以后不但没有重用铁失等人，反而将铁失等参加政变的蒙古贵族全部杀了。元朝中期的著名儒臣，如吴澄、杨宗瑞、许师敬、冯亨、赵世延、马祖常等都受到重用。泰定元年、四年，两次开科取士，经廷试后共录用了169人。泰定元年二月，命儒臣向太子、大臣弟子传授《帝苑》、《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目的是要用儒家思想来统治百姓。
《大元通制》是英宗为保卫“新政”成果命王约等人修订的，旨在将“汉法”长期推行下去。英宗被杀了，但“汉法”却得以坚持下去，这是倒喇沙对元朝社会发展的一大贡献。铁失等蒙古贵族本想拥立长期居住漠北的晋王上台后会对蒙古贵族的利益多加照顾，没有想到倒喇沙专权后却积极推行“汉法”。当然，这也为后来的燕铁木儿等蒙古贵族发动政变埋下了伏笔。
第三，修水利，劝农桑。
泰定年间，各地兴修水利的记载很多，如：泰定元年四月，修建浑河堤；二年三月，在汴梁成立都水监；四月修夏津、武城河堤33所，役民17500人。泰定年间官府非常注重发展生产，泰定三年正月，以山东、湖南官田赐给老百姓耕种，并拨给农具和畜力。
在泰定皇帝在位的4年零10个月里，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非常严重，赈灾实际成为官府的沉重负担。为了减少灾害，安定民众，打击不法官吏，泰定二年九月，派遣差役通知各地，“凡可以兴利除害，从宜举行。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同时命令各地设立义仓，沿河诸仓共储蓄粮食15万石。泰定二年十二月，将宋人董谓所编的《救荒活民书》颁布各州县。
《新元史·倒喇沙传》里说：“（泰定）三年，倒喇沙言‘比郡县旱、蝗，臣等不能调燮，故天灾屡降。今当恐惧修省，力行善政，亦冀陛下祗敬厥德，闵血+耳朵生民’。帝嘉纳焉。四年，复以天灾乞罢黜，不允，以倒喇沙兼内史府四斡耳朵事。”我们可以看出倒喇沙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和对自己的责备，屡次请求罢官，但泰定皇帝不但不允许，反而要他兼任四大斡耳朵的事宜。为了节约粮食，重灾区禁止酿酒，丰收后再解除禁令。
当然，朝廷的旨令通常看作是朝廷中央集团所为，但由于倒喇沙在泰定朝掌握着主要权力，而且泰定皇帝也孙铁木儿长期居住漠北，对汉民汉地的情况不甚了解，因此可以认为在朝廷的旨令中有倒喇沙的主观意志。
第四，在宫廷斗争中失败。
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泰定皇帝死于上都，倒喇沙于九月在上都立泰定帝子阿拉吉八为帝，改元天顺。留守大都的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反动了宫廷政变，拥立武宗之子图帖睦儿于大都，是为文宗，改元天历。燕铁木儿逮捕了平章政事乌伯都喇和伯颜察儿。倒喇沙遣兵讨伐大都，又平息了上都十八蒙古贵族反动的政变。“两都之战”爆发后，倒喇沙能够指挥的军队很快被打败，致和元年十月，大都兵进围上都，倒喇沙见大势已去，就投降了。这年十一月，倒喇沙被杀。
倒喇沙被杀后，他的全家及其亲属也全被杀害，其他回回官员也受到牵连。从此，回回政治势力一蹶不振，回回的其他一些特权也被取消。但几乎就在同时，元朝蒙古贵族统治也进入了晚期，阶级矛盾激化了，元朝大厦将倾。（白友涛海正忠）
察罕——知止不辱，清素一生
察罕（1245～1322年），是回族历史学家，博学多才的政治家。
1221年，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到达板勒纥城（今属阿富汗国北部的巴尔赫省），城内首领出降。这时，板勒纥城有一名少年，名叫伯德那，才13岁，他的父母已经亡故了。伯德那幼年孤立地生活，性格坚毅，见识超群，他对同族人说，成吉思汗无敌于天下，各国无不臣服，我国也不能落在后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何不前去归附，做他的臣民呢？族人觉得他说得有理，就一齐东来。伯德那后来被任命为河东民赋副总管，住在猗民县，不久升任解州副总管。当时总管是蒙古人重合剌，金国战败时，进士李君宝做了俘虏，他的女儿被重合剌收养，此女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重合剌见伯德那重德守义，便将养女许配给他为妻子。1245年的一个夜晚，月光皎洁，伯德那夫人临产了，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因见月白如昼，给孩子取名“察罕”。察罕是蒙古语，意为“白”。因当时蒙古人社会地位最高贵，汉人和色目人有的也用蒙语命名。
伯德那勇武过人，但未曾读过书，他为此而深感遗憾，时常对儿子们说：“我年少时遭到很多不幸，没有得到读书机会。你们有吃有穿，生活安定，应该努力去读圣人的书，并学会遵行中国礼仪。不然，将来后悔也无用了。”严父的督促，慈母的熏陶，再加上察罕聪明好学，使他终于成为精通经义的博学之士，特别是从史籍中学到了经世济民之道，具备了政治才干。史书说察罕“通诸国字书”，是指他掌握了汉、蒙及西域一些国家的语言文字。他为《安南志略》写过序言，开头是“南粤之记尚矣，自迁、固所载，靡得而详焉。岂非以中州之士而志粤者鲜欤？……”只几句话，可以看出察罕对中国历史学的博识以及他运用古汉语的娴熟。友人李孟称赞他“外和而内直，好学而乐善，曾无毫发易其素”。由此可见，察罕从治学到修身，都没有辜负其父母的教诲和期望。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奥鲁赤听说察罕博学多才，欲聘他做幕僚，察罕因为父母年老而推辞。其父知道了这件事，劝察罕以大义为重，先国事而后家事，察罕这才出来做官。他先在湖广做蒙古都万户知事，奥鲁赤升任行省平章政事后，又聘察罕为理问，理问是专管刑事的四品官。奥鲁赤非常信任和敬重察罕，不仅把各种政事交给察罕裁决，还让自己的子侄们跟着察罕读书学习。察罕跟着奥鲁赤在湖广、江西两行省从政达21年之久，很有政绩。元成祖时，察罕经人推荐任武昌路治中，创出了一流的政绩，后被提升为河南行省郎中，成了行省一级的官员。元武宗时，到中书省任太子府正等职，加昭文馆大学士。元仁宗即位后，成为中书省参知政事，第二年又升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作为内阁最高一级的官员，察罕把注意力放在涉及全局的大事上，注意把握大政方针，因而被识者评论为懂得大臣的职分；元仁宗说他“清素”，说明察罕身居高位称职有为而清廉正直。1314年，察罕70岁了，按当时年龄标准，可以“致仕”即退休了，他通过别人提出请求，得到了仁宗的嘉许。察罕辞官时，面见仁宗，仁宗问他对于张良、狄仁杰的看法。察罕说，张良辅佐刘邦建立汉朝，功成身退，可谓贤人；狄仁杰在武则天欲传位于武氏之际，积极周旋，说服武则天改变主意，终于保住李家江山，也是一位贤相，并由此熟练地背诵了范仲淹写的碑文。仁宗听了感叹不已，说：“察罕如此博学！”又谈起前代帝王为功臣赐姓的故事，仁宗便赐他姓“白”。对于察罕的致仕，仁宗称他是“知止不辱”。三月间，察罕从高位上退下来，结束了近40年的政治生涯，他留下了政绩，留下了赞誉，得到了一个完满的结局，这比那些获得高位之后便抓权谋私、贪求无厌，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人（如：阿合马、倒剌沙等）在政治上要精明百倍。察罕从政善始善终，是“知止不辱”，根本原因是他能恪守“清素”。
察罕致仕后，归居德安（今湖北安陆）白云山别墅，自号白云山人。他居官多年，因才充品高，受人推崇敬重，挚友很多。他离京时，许多名公好友设宴饯别，并以诗文庆贺皇帝为其赐姓，抒发离情别绪，与他同历官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的程钜夫赋诗《送白云平章归故山》，诗的字里行间对察罕给予了高度评价：
赐姓出朝班，今朝始是闲。恩荣光禄贵，名配白云山。进退君臣际，声名宇宙间。岩花千万树，日夜待公还。
朝官安竹斋写了一首七律《送白云平章》，可以看出作者与察罕交情之深：
舟人停（木卓）酒停斟，试听筵前送客吟。离恨早知如此苦，交情不合恁为深。白云境界三更梦，红叶园林两地心。从此卓茅亭上客，抱琴何处遇知音。
从以上两首诗作即可窥见察罕的为人。
察罕不仅是一位良吏，而且是回回出身的历史学家，他掌握多种语言文字，翻译过多种史籍。他曾将《贞观政要》译为蒙文，献给仁宗皇帝，仁宗看过后很满意，下令抄写多部以分赐左右。察罕接着又奉诏把《帝范》一书由汉文译为蒙文。蒙古文字是在波斯文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还很短，所以识蒙文的人不会太多，而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懂汉语汉字的倒不少。仁宗命察罕将蒙古史书《脱必赤颜》译为汉文，以供一些人阅读。《脱必赤颜》是元代皇族史册，属机密文件，非宗室近臣是无权过目的，仁宗令察罕翻译此书，足见对他的信任。察罕将书稿译出后定名为《圣武开天记》。另有《太宗平金始末》一书，也可能是他从《脱必赤颜》一书译出的，今已失传。
察罕于政事之余搜集考证史料，在孔子、司马迁、邵雍等前人考订帝王年谱的基础上，编纂出上自尧舜下迄元仁宗的《历代帝王纪年纂要》，纪年纂要即编年大事记，黄谏评论此书是“一开卷而古今成败，国家兴衰，运祚长短皆了然可见，真若茫茫万里沙漠烟海中而举目于日月星辰以得指归也”。
察罕上述几种史学译著都是记述前代帝王治国活动而让后代帝王参考的，当然是着眼于治国之道。
察罕致仕后，在白云山度过了8年的优游生活，以78岁高寿去世。“温温其恭，廓廓其容，堂堂乎拔俗之标，盘盘乎学古之胸。宜夫致功则隆，致位则丰”（程钜夫《白云平章画像赞》）。此数语，概括了察罕的仪容、风度、学识和成就以及他功隆位丰的原因。（史作杰）
马文升——文韬武略，报国有门
马文升（1426～1510年），字负图，别名约斋，又号友松道人，世居河南钧州（今河南禹县）。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为官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五朝，被誉为“五朝元老”。
景泰二年（1451年），25岁的马文升中了进士，开始了他一生的官宦生涯。首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由于他勤力自勉，深得上司的礼遇和器重，又先后出使山西和湖广，所到之处，翦暴除奸，震动很大，人们赞颂他为“神君”。天顺七年（1463年），他出任福建按察使，一上任，就果断解决了拖延达17年之久的一起冤案。由于他为官清正，功绩显着，于成化元年（1465年）升为南京大理寺卿，成为朝中掌管司法的主官之一。
马文升不仅是一名清正的司法官，他在巩固边防方面的功绩更加卓著。成化四年（1468年），平凉、固原一带有满四变乱，官军进讨失利，形势紧急，朝廷急召马文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总督项忠等讨伐。马文升迅速赶到固原，擒获了满四，解除了西北边陲之患，他因功擢升为左副都御史，继续巡抚陕西。他在陕西修筑关塞要隘，增设卫所，选将练兵，迅速壮大了骑兵部队，使防务能力得到加强，之后，他又平定了西北一带的割据势力。
成化九年（1473年）冬，残元军队分多路进犯边镇，马文升率将士将其一一击败，并擒获其平章迭烈孙。他在陕西苦心经营数年，基本实现了西北地区的安定，成化十一年（1475年）春，马文升进职为提督甘、凉、宁夏三镇军务，不久，马文升进职为兵部右侍郎，成化十四年（1478年）又进职为兵部左侍郎，成化十九年（1483）再进职为左副都御史。这期间辽东多事，马文升先后3次受朝廷派遣巡抚辽东，整顿辽东军务，安抚辽东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他组织修城堡，练兵士，利兵甲，特别注意抚恤军民，整肃军纪，从而使辽东各族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稳定。
弘治初年，新疆哈密卫被吐鲁番人占据，为了恢复明政权对哈密的控制，朝廷采纳了已任兵部尚书马文升的建议，封元人后裔陕巴为哈密新忠顺王。弘治六年（1493），吐鲁番统治者阿黑麻劫走了陕巴和明朝廷授予的金印，引起明朝廷的严重关注，于是，马文升奉命挑选精兵，联合西北军一道日夜兼程奔袭哈密，终于迫使阿黑麻送回了陕巴，哈密重归明政权控制。
弘治年间是马文升仕途上较受朝廷器重的时期，孝宗皇帝知马文升之贤，继帝位后召见了他，拜为左都御史命掌院事。自此，马文升成为孝宗身边的重臣和近臣。
弘治二年（1489年），因马文升久历边事，熟知军务，被进为兵部尚书兼提督十二团营，此后，又累官至吏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他忠心耿耿供事于朝，在辅佐朝政上颇有建树。
主要有：
第一，整肃军旅。
